酌古鑒今:外寧必有內憂,要存憂患心!(數文)

羅義

【正見網2018年03月21日】

辦事要慎重穩妥,防止有人譖毀

宋仁宗因長期患病,而不理朝政,有一天,他的病有了好轉,想要面見執政的幾位官員。宋仁宗坐在便殿,急詔 中書門下和樞密二府的負責任人。

許公呂夷簡,聽到皇帝的詔令以後,過了一刻時間,才起身前往。同僚們都催他:「快速行走!」但他仍慢步自若。入殿拜見以後,仁宗說:「我久病初愈,很想和你們相見。你為何跚跚來遲?」

呂夷簡從容答道:「陛下有病,朝廷內外都很憂慮。一旦忽詔大臣,臣等如奔跑來見,恐怕引起別人的驚慌。」仁宗認為這樣很好,正是當宰相的氣派。
    
慶曆年間,石介撰寫了《慶曆聖德頌》,文中對執政大臣的褒貶不一,而對夏竦的詆毀和斥責特別嚴厲。不久,黨人之議興起,石介得罪,而被免官放歸,死於家中。適逢山東舉子孔直溫,陰謀叛亂,有人說孔直溫,曾在石介處學習過。於是,夏竦就說:「石介未死,而是向北逃入胡人之中。」仁宗下詔把石介之子,押解到江淮,又派宦官和京東刺史,去打開石介的棺材,查驗虛實。

這時,呂夷筒任京東轉運使之職,他對宦官說:「如果打開棺材,空無一物,證明石介果然北走入胡,即使滿門抄斬,也不為過。但是,萬一石介真死,朝廷無故挖人墳墓,這是不能昭示後代的錯誤行為!」宦官說:「但是,怎樣才能應付聖旨呢?」

呂夷簡說:「如果石介真死,必有為他棺殮之人。另外,內外親族及參加喪禮的門生,也當有數百人。至於置辦和扛抬棺柩,必然會用出賣工具的商市之人,現在把這些人,全部召來審問,如果沒有不同說法,那就請他們都寫下軍令狀,以保了結。這也是足以應付詔令的。」

宦官照此辦理,入京上奏以後,仁宗也悟出:這是夏竦的譖毀,太惡毒了。不久下詔:釋放石介妻子,令其還鄉。

呂夷簡辦事慎重、穩妥,不隨便驚攏百姓、危害社會。確有宰相風範。

呂端好計,不殺母結怨

李繼遷騷擾西部邊境,保安軍奏說:獲得了繼遷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殺掉。寇準時任樞密使,宋太宗便單獨把他召來,與之商議。

寇準退出後,來到相府,呂端對他說:「皇上是否告誡你不要把所談之事告訴呂端?」寇準說:「沒有。」遂把商議之事,述說了一遍。呂端說:「如何處置?」寇準說:「準備把繼遷之母,殺死在保安軍北門之外,用以懲戒叛逆元兇。」

呂端說:『『如果真要如此處置,並不是好的計策。」當即入宮,面奏太宗說:「以前項羽想油烹劉邦之父太公,高祖劉邦願分飲一杯肉湯。凡舉大事的人,都並不顧忌他的親屬,何況繼遷是個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天把他母親殺了,明天是否就可擒獲繼遷呢?如果不能,那就只會白白結怨,更加堅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太宗說:「那該怎樣處理才好?」

呂端說:「以臣愚見,應該把她安置延州,優禮接待,用以招來繼遷,即使他不能當即歸降,也始終可以拴住他的心。而他母親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

太宗拍手稱讚說:「要不是卿,幾乎貽誤了我的大事。」其後,繼遷之母,病死在延州,到繼遷死後,他的兒子竟派人來議和。

外寧必有內憂,要存憂患心!

李沆擔任宰相之時,王旦參知政事。這時,因西北地區戰事吃緊,所以他們寢食不安。王旦感嘆地對李沆說:「我們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得以閒遊無事呢?」

李沆說:「多少有些憂慮辛勤,足以使人引為警戒!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朝廷未必就沒有事情。有句話說:『外寧必有內憂。』就好像人生了疾病,經常能夠看見,就會引起保健而給予治療。我死以後,你必任宰相,也必定會與夷狄和親。一旦疆場無事,恐怕君主就會逐漸產生奢侈之欲。要存憂患心!」王旦對此話,並不以為然。

後來,李沆每天又把天下發生的水旱盜賊,以及不孝惡逆之事,向皇上奏告,皇上看到後,臉色大變,很不高興。王旦認為這些瑣碎小事,不必讓天子知道,使他煩惱。況且,丞相們每次在上奏不好的事情以後,都會引起天子的不滿。

李沆說:「天子年少,應當讓他知道天下的艱難,經常心懷憂懼。不然的話,血氣方剛,不注意而留心聲色狗馬,或者大興土木建築,以及封禪祀禱等事,就會從此而生。我年紀大了,來不及看到這些,但這些都是那個時候執政們所憂慮的。」

李沆死後,宋真宗既已與契丹講和,西夏歸附以後,便封禪泰山,在汾水禱祠,大肆營建宮殿,召集儒者講論散佚的經典,沒有空閒的日子。王旦親見執政者王欽若、丁謂等人的所作所為,並非節儉,實為奢靡。想要進諫,卻已得到了天子的認可!打算辭職不干,但天子卻優禮相待。

這時,他才體會到了李沆有先見之明,深有感觸地說:「李文靖(李沆)真是一位聖人!」
    
是非的處理要公開化,共同商議決定!

唐憲宗李純,嘉許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之職擔任中書舍人的崔群,認為崔群為人正直,就命令翰林學士們,從現在起,向朝廷奏事,必須有崔群一同署名,然後才能上報。

崔群說:「翰林院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後世作為依據而沿用。一定要這樣的話,如果以後萬一有阿諛媚上的人,主持翰林院,就會援引陛下要求翰林奏事,必須由中書舍人連署的先例,這樣就開了外廷官員參與翰林奏事之例,那樣,翰林學士就再也無法直接向陛下進言了。」於是,這一詔令,沒有執行。
    
明孝宗朱祐樘,在文華殿召見劉大夏,告訴他:「寡人遇到不好辦的事情,常常想召卿進宮來商量一下,又覺得不是卿所在部門的事情,就又作罷了。今後,卿以為有哪些事情,該去做或者該停止,卿可以寫成便函的揭帖形式,秘密呈送進來。」

劉大夏回奏說:「臣不敢這樣辦。」皇上問道:「這是為什麼呀?」劉大夏說:「前朝李孜省,借特許密封奏請的機會,與宦官內外勾結,干預政事的例子,應引為鑑戒。」皇上說:「卿議論的是國家大事,豈能和李孜省營私舞弊的行徑,相比呢?」

劉大夏說:「臣下以便函式的揭帖秘密呈進,朝廷以揭帖來秘密處理政事,這其實是和唐中宗不經外廷機構,而直接下達墨敕、斜封文書為標記,交中書省辦的情況,相類似。陛下的行為,遠處應當向古代聖明的帝王學習,近處應當向列祖列宗學習,是非的處理,要公開化,與眾臣共同商議決定,朝廷外的事,交給各府各部去辦;朝廷內的事,向主持政務的內閣大學士們,徵求意見。如果採用揭帖之法,時間一長,就被認為是常規。萬一有壞人盤踞了重要職位,也用這種方式秘密行事,其危害之大,就沒法說了!這一辦法,決不能成為後世效法之舉,臣故不敢效命服從。」

後來,在很長時間裡,孝宗都經常稱讚劉大夏的意見很好。    

(均據明代馮夢龍《智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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