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2年03月31日】
Edith:
我從1997年開始修煉法輪功，我先生比我早四個星期開始修煉。當時我們一家有五口人，我們有三個女兒，她們當時分別為17、13和9歲。對我來講，一個和睦的家庭非常重要，我們的女兒也從來沒有給我們添過麻煩。我和我先生當時都已年過四十，疾病開始在我們身上出現。晚上我們通常拿著酒杯或啤酒杯坐在電視機前消遣。自從我們得法後，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學了功，去煉功點，晚上一起讀《轉法輪》，並交流對法的認識。大法在我們生活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了，我可以用法來指導自己。我感覺到，我的生活道路將有所改變。一切都是隨其自然。
我的女兒們對此感到很好奇，經常提一些有關法輪功的問題。每周在我們家集體學法時，總是有一個女兒加入到我們中間。我們最小的女兒Heidi參加了法蘭克福的法會。使我驚訝的是，她這兩天一直在聚精會神地傾聽發言，並能把她聽到的內容詳詳細細地告訴給了她姐姐。後來Caroline和Steffi也要求參加日內瓦的法會。就這樣，我們自然地成了一個大法家庭。
當年十一月，我們家又添了一個法輪baby ? Joshua。有一段時間我們總是全家一起去煉功點參加集體煉功，晚上經常一起學法，提高對法的認識。即使有爭論也不會時間很長，因為每個人都向內找。我們也互相幫助，發現執著心，因為作為旁觀者往往更容易看到對方的執著心並給予指出。
1999年6月，這一切發生了變化。我們對法必須有個重新認識。媒體對法輪功的報導是錯的、是歪曲事實的。人們對法輪功的認識完全是錯的，而且是不好的。當時出現了第一例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我們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安安靜靜地把精力集中在個人修煉上了。現在除了個人修煉外還要正法。
近三年來，為了給人們講清真象，我們很多時間都在外面。尤其是給中國人講真相，更是迫在眉睫。鎮壓越來越殘酷。
我的兩個女兒產生了想去中國的念頭。她們馬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即她們要一起去中國。就這樣，她們和她們的父親以及來自世界其它地區的同修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
Steffi:
很久以前我就有一個願望，就是去中國。我要到一個國家去，在那裡的人由於做著和我一樣的事情而被打罵，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要讓中國政府知道，法輪功在中國以外普遍受到尊重。我想讓中國政府明白，全世界都知道這場殘酷的迫害和他們的所作所為。此外，我想通過這次行動給中國的同修更多的勇氣，使他們繼續抵制這場迫害。2月10日，我坐飛機來到北京。當我到達機場時，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來到了這樣一個國家，在這裡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這裡也是邪惡逞凶最厲害的地方。
剛開始的三天，我們參觀了各種寺院和故宮。由於這個時候在北京的遊客很少，所以我們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一直在被監視。我們原來想在各個地方留下印有「全歐洲都知道法輪大法好」的小紙條。但是我們又不想在我們正式行動前就被抓走，我們不想冒險。這時我才意識到我缺乏足夠的正念。表面上我可以說，當時形勢很嚴峻，我們被監視得很厲害。但是作為修煉人，應該有足夠的正念以至不被發覺。在正念的作用下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由於不能說自己想說的，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聲，使我感覺很不好。看到還有這麼多的人對真相不了解，這麼多人還在迷中，我有時就感到傷心。
2月14日我們按計劃來到天安門廣場，為的是引起人們對法輪功的關注。14點不到一點，我站在了天安門廣場上。我突然看到一個打橫幅西人弟子剛被警察打倒在地。在廣場的另一處，另一名同修被警察毆打，周圍遊客在圍觀。我姐姐和我父親很快展開了他們隨身所帶的，分別寫有中文的「法輪大法好」和德文的「還法輪功自由」的橫幅。我環顧四周，還沒等我將手伸到口袋裡，已經被人從後面捂住了嘴和鼻子，他馬上把我從廣場上拖走。警察卡著我的脖子，使我透不過氣來。這時我意識到我已經沒有機會展開橫幅了，但我不能被他們剝奪說話的權利，於是我用中文喊「法輪大法好」。警察就卡我的脖子，使我差點失去知覺。他把我拖到一輛警車內，車裡已經坐著一些同修。當我被帶到拘留所時，我聽到先到的大法弟子正在唱「法輪大法好」，於是我也跟著唱起來。這時我感覺很好，這種感覺給了我力量。我看著我身邊警察的眼睛，不一會兒，他的眼睛充滿了淚水。為了避免別人察覺到他的心情，他走出去時把門帶上了。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現在他們應該憑自己的良知去做了。
我們個人的物品全部被搜走，然後我們被用一輛大型旅遊車送到機場附近的國家安全部大樓裡。在這裡所有的人都被單獨隔離。下車後我不顧他們的阻止，發自內心地大聲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三個女警和一個男警把我逼到走廊裡進行進一步檢查。他們想打開一扇門，但門鎖被卡住了。在走廊裡我繼續唱歌。我感覺到從歌詞裡生出無窮的力量，好像我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宇宙，將一切不正的消滅掉。
這時一隊警察通過走廊。其中一個看上去象個高級官員。當他走過我身邊時，冷冷地看著我，然後用盡全力朝我的臉打來，隨後揚長而去。不一會兒，他又回來打開了門。我對他說：「全歐洲都知道法輪大法好」。他轉過身來，再次朝我的臉打來，我的頭被打得猛撞到了牆上。
這時，我和三個女警和一個男警坐在房間裡，他們開始對我審問。我坐到床上開始打坐。那個男警馬上衝著我大聲喊叫，不讓我打坐，並威脅說要打我。我問他為什麼對我這麼凶。他衝著我大聲叫喚，不許我提問。
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裡，那裡已經有將近25個學員，在同樣多的警察的監視下。我過去和其他學員坐在一起。我們一再試著和警察交談。我們告訴他們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他們要為自己所幹的一切負責。還向他們介紹了法輪功在西方傳播的情況。不斷地有警察帶著照相機或攝像機來給我們照相或錄像。一名警察強行地用胳膊挽住一名弟子，要和他一起照一張所謂的「友誼」的相片。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在做戲。我身邊坐著一位美國弟子，她的鼻子正流著血。
我幾乎沒有睡覺，因為每隔半小時就有人來問這問那。我們每次都拒絕回答他們的問題，並說我們要求和各自的大使館取得聯繫。後來又來了一些高級官員，他們命令警察把學員單獨帶出去。於是警察衝到我們中間，對我們拳打腳踢，把學員一個個強行拖出房間。房間裡人越來越少，最後我也被他們帶走。在我離開大樓前，他們又搜查了我的背包。當警察發現我還有一架照相機時，他們很惱火。他們搶走了我的照相機，顯然他們很害怕留下他們暴行的罪證。我和其他學員被直接送上飛機。我和我父親都沒有拿到我們留在旅館的行李。在警察局被搜走的個人用品也沒有還給我們。
在這23個小時被拘留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中國的警察對待和平的人們是多麼的肆無忌憚和兇狠。我在被拘留期間看到了各種難以置信的鬼的臉。對於在中國的同修們的遭遇我簡直不能想像。由於我是外國人，所以能受保護，並能將我的遭遇公諸於世。我的遭遇和中國同修所承受的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有些同修問我為什麼要去中國。我很久以前就有這個願望，而且我知道我一定會去。但剛開始時我父親是反對的。他當時認為我只有17歲，他必須對我承擔責任。如果做父母的允許一個17歲的女孩為了法輪功在中國遇到危險，那麼輿論界會怎麼說呢？我記得有一天在打坐時，我父親走過來將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從我個人的角度講，你可以去。」我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在我思想中閃過一個念頭：遵守誓約。
當然，在這裡我不是說每個學員都應該去中國。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使命。而我知道，我的中國之行是我要走的路。我想，那些還沒有去中國的學員是清楚這一點的。我想，對西方學員來講，即使有那樣一顆心，想到一個邪惡最猖獗的國家去，也是了不起的。我個人認為，不一定非要去天安門廣場，在其它地方，都可以採用各種方法全面揭露邪惡，救度可貴的中國人。
我想起師父在經文《在華盛頓DC國際法會上講法》中說的：「如果在一個邪惡的環境中，布滿了邪惡因素的環境裡面，你再去證實法，敢於走出來揭露邪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麼在這樣的環境中，雖然它非常邪惡，可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很難得呢？真的很難得。過了這個時期，那麼也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在飛機上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我怎麼能就這樣回去呢？我還要讓中國人民知道真象呢。由於這麼快就離開了這個國家，我感到很傷心。但我知道，在國外我也有很多機會可以走出來繼續揭露邪惡、救度更多的生命。
Edith:
由於工作和需要照顧兩個小孩，我沒有能夠和他們一起去中國，對此我當時感到很失望。我沒有想到當時留在家裡是多麼的重要，而我的天安門廣場就是在家裡。
那是2002年2月14日，這一天我的一部分家庭成員和其他西方同修到了天安門廣場。
當我發完正念後，接到同修打來電話說他們都被抓走了，然後我如往常一樣去上班。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這次中國之行，而我的任務就是給人們講清這件事情。
我的同事們聽完後感到很驚訝並為他們擔心。他們都知道法輪功，很多人已經在我們請願的表上籤了字。我這天早晨還去上班，使他們深受感動。
當我中午回家時，我的小女兒如釋重負，因為她整個上午一直在不停地接電話。打電話來的有熟人、親朋好友、電台、電視台等。在當天報紙頭版頭條上已經刊登了這個消息並附有一張我丈夫和我女兒(Steffi)的照片。我們當地的電台也對此事作了報導。
兩位同修來到我家幫助我，我們的兩架電話機都沒有閒著，我們不斷地向來詢問的人講述這件事和介紹法輪功。一家叫「彩虹」的電台多次給我打電話要求採訪我。當我打開收音機時，那裡正好在報導關於XX教成員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消息。我馬上打電話到「彩虹」電台說，如果他們在使用XX教這個詞，我將拒絕接受他們進一步的採訪。他們一再道歉，並答應以後一定注意，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
巴登州電視台和我們約了第二天在我們家採訪的時間。我打電話到外交部，告訴他們，我丈夫和我女兒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被抓的消息。他們答應幫助我。但由於時差，他們只能第二天上午和德國駐北京的大使館聯繫。我決定當天夜裡自己給北京的德國使館打電話。大使很和善，他答應親自設法和我的家庭成員取得聯繫。但他估計，他們不會在幾小時之內被遣返。
清晨5電30分，Steffi從飛機上打來電話，說她正在回家的路上。這樣「彩虹」電台在早晨6、7點鐘的黃金時間裡及時報導了我們的消息。
在我去機場前，我還接受了許多電台和報社記者的採訪。這一切都為我安排得很好。在以往的洪法活動中，我總是讓別人先說話，自己不去主動找人交談。現在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自己採取主動。
我丈夫和兩個女兒回到家後，他們又接受了許多報社、電台、電視台記者的採訪。一家叫RNF的電視台記者當時也在我們家，然後又和我們一起去機場接另一位同修，他們對此作了很正面的報導。另一家電台在我們家作了採訪後，也作了一個多小時的正面報導。
我是教育工作者，在天主教教堂工作。牧師顧問團通過新聞報導對法輪功和我們家產生了興趣。由於過去媒體的報導中總是將法輪功和XX教聯繫在一起，他們曾經要求我們教堂的牧師將我作為「XX教成員」立即解僱。這時牧師來到幼兒園想和我談這方面的問題。我向他介紹了法輪功，並給了他各種資料。現在他終於放心了，因為他知道沒有理由可以解僱我。為了徹底澄清事實，他要求費萊堡(Freiburg)地區的XX教問題專員了解此事。我了解到，教區的主教為此正在了解有關法律。我還在等待結果。在西方修煉也不簡單，也有很多的機會。一方面，由於我們全家靠我一個人掙錢，萬一我被解僱，將會給我們全家帶來經濟困難，而我要放下對此的擔憂。另一方面，由於我對自己的工作很感興趣，現在這個心也要放下。另外我必須思考，為什麼我總是聽到XX教這個詞，我要儘快找出自己還有什麼隱藏的執著心。無論事情怎樣發展，我都要利用這個機會向牧師顧問團和世人講清法輪功的真象。
給政府官員講真相已經比以前順利了。我們當地的政府官員和主管人權的政府官員對天安門之行很理解，現在約一個會面時間比以前容易了。我們至今和官員們會談都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回想起來，中國之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媒體多數作了正面報導，政府官員作出了正面的反應，我們所遇到的人開始擺放他們的位置。我想在另外空間，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由此而生出歡喜心。每個修煉者都在做他自己應該做的事，都有各自的使命，都是大法粒子。
感謝師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