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2月08日】
杜甫三十七歲那年，在長安寫下了《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其中自述學習寫作的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個說法，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
據說，有人問王安石：“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王安石答覆說：“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至於何以書讀多了，就能把文章寫好？元代有人曾經打過一個譬喻：
讀書如銷銅：聚銅入爐，大鞴（讀備，風箱）扇之，不銷不止，極用費力。作文如鑄器：銅既銷矣，隨模鑄器，一冶即成；只要識模，全不費力。所謂：勞於讀書，逸於作文者，此也！
當然，寫作的問題，既有品性修養的問題，還有生活實踐的問題。英國十八世紀的著名小說家亨利•費爾丁指出：要成為一名作家，首先是天才，其次是人道（指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品性），再其次是學問，最後是經驗。這位小說家，十分強調天才與人道。但他還說：“只有通過實踐經驗，才會修養人的性格，隱居在書齋裡的學究，無論天賦多高、學識多博，還是難以形成的。”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在我國東漢時代，就連非常重視論說文寫作的王充，也曾經尖銳地批評了那種以讀書多少，作為品評作者的高下標準的不正之風。他說：“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不過，無論如何，讀書與寫作二者之間的關係，還是密切的。一方面固然有借鑑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還有繼承別人的知識和經驗，讀書明理的作用。所以嚴滄浪（人名）在談到詩歌的創作時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即使是寫小說，道理也一樣。有一位作家說得好：
“我們要排斥貪省力的走馬看花似的左拉式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能連‘搜集材料’這意見，也排斥。我們鄙棄左拉式的從書籍中去搜找，但是我們並不能忽視書籍對於我們‘搜集材料’時的幫助。”
《隨園詩話》記載了一段有趣的爭論。據說，蘇東坡批評唐代詩人孟浩然，認為孟的詩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少。清初詩人施愚山，不同意蘇東坡的看法，反嘲道：“蘇東坡的詩，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多。”施愚山覺得，詩如人的眼睛，一道靈光，眼珠裡是容不得金屑的；至於“作料”之類的東西，怎能在詩中去找尋呢？但也許有人會追問說：“詩既然不貴用典故，何以杜甫又有‘讀書破萬卷’的說法呢？”《隨園詩話》的作者袁子才，回答是這樣的：人們不懂得“破”與“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的方法。“蓋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採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有一位學者，在《讀<隨園詩話>札記》裡，高度評價了袁子才的這種觀點、意見，並為擴充其意，而寫道：
蠶食桑而吐絲，蜂採花而釀蜜。
牛吃草而出奶，樹吸壤而生漆。
破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宙之萬有，憑嘔心以創作。
這首六言八句詩，寫得不錯，他充分肯定了讀書對於寫作的重要性，而且表達得如此形像生動。只可惜他過分拘泥於袁子才的說法，把書籍當作寫作的原料，強調“去粗取精”而忽略了讀書能使人聰明、增人才幹這個極其重要之點：詩的最後兩句，雖然也可以解釋為創作當以“宇宙之萬有”作為源泉，但緊跟著蠶食桑、蜂採花、牛吃草、樹吸壤、人讀書等五個比喻之後，這裡的“宇宙之萬有”，顯然就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作為文學藝術的源泉的“生活”了。
筆者認為：讀古代優秀作家的詩詞、特別聖賢的文章，讀而“破”之，嚼得爛熟，吞而消化其精髓，入我心胸，他們的精、氣、神，他們的浩然正氣，皆沁於我。這時，必能受到神靈之助，確有神來之筆。宋代張載，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先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抱著這樣一種志願去做人，去寫詩文，一定會有神助。再加上：讀書“破”萬卷，必然是：下筆“確”有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