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0月14日】
清代乾隆後期，在山西廣靈縣境內的壺山上，有一縣官悠哉垂釣的石刻像，這是縣民自發集資，在一塊巨石上鐫刻的，用以表示對一位縣令的追思之情。這位縣官，就是乾隆中期著名的循吏，廣靈縣百姓都呼之為“良心官”的朱休度。
朱休度(1732一1812)，字介斐，浙江秀水人。他“博聞通識，於書無所不窺，能文善詩，尤深於詩。”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中舉人後，出任嵊縣訓導，俸滿膺薦，選江西新喻知縣，乾隆五十五年(1790)，調任山西廣靈知縣，政績卓異。後以疾離職。
朱休度性情慈善，善於決獄。他曾對人說：“南方案，多法輕情重（情節嚴重），北方案，多法重情輕。稍忽之，失其情矣（指處治失當，則陷於不公正），能無慎乎?”在廣靈，他前後任職七年，屢決疑獄，“民有訴曲直者，數語剖決，輒悅服去，囹圄（讀靈語，牢獄）為空。”
朱休度初到廣靈任上任時，正值大荒年，災疫流行，雖經朱休度盡力安撫招徠，但人口流亡，仍然數月過半。縣民劉杷子（人名）也是人口流失中的一戶。他的妻子張氏，留在家中，因實在挨不住飢餓，便易姓改嫁給郭添保。但過門以後，張氏懷疑郭添保居心叵測，與她結婚的目的，是為了要把她母子拐賣。第二天早晨，她便將自己的兩個親生子女，手刃而死，然後自刎。
朱休度接到案情報告後，親自趕到現場勘驗，當時張氏尚未斷氣，她見到縣令後，就雙眼死盯著郭添保，嘴裡只重複著一個字：“販！販!”但經過朱休度仔細審查，並未發現郭添保有什麼蓄意販賣人口的跡象，最後審判定案時，就只以她“自刎”結案，沒有牽涉、責罰郭添保。定案後，她的前夫劉杷子，才從流亡的外地歸來。四鄰眾人對他說：“你若想知道你妻子因何而死，就問朱老爺。”劉杷子找到縣衙後，朱休度就將張氏死時的情形，以及相關的調查結果，都告訴了他，劉杷子聽罷，悲泣道：“是由於我回來得太晚、逃荒流亡在外，才造成的，怨不得他人！”說罷，稽首而去。
朱休度雖主宰著一縣的生殺大權，但他“待人以誠，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訴曲直者，數語處分，民皆悅服。”
百姓薛石頭，陪妹妹看戲，他的一個熟人，兩眼直勾勾地盯著他的妹子，惹得薛石頭心頭火起，用刀砍傷了他的左胸，不想那人竟一命嗚呼了。報官後，薛石頭自己承認“早欲殺之，死無恨。”既有死屍為證，兇手又已服罪，以故意殺人案，斷之，似乎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只要依律判處兇手死罪，結案上奏就可以了。但細心的朱休度，在驗傷時，卻發現死者身上只有一刀，不像蓄意殺人致死，便在第二天，重新提審薛石頭，問道：“你怎麼一刀就能置人於死地?”薛石頭喃喃地說：“動刀子時，哪裡會料到他一刀就死了呢?”朱休度聞此，便知薛石頭“早欲殺之”的說法，並非實情，就追問道：“你既知一刀砍不死，何不再砍一刀?”薛石頭說：“我見他出血不止，心裡害怕到了極點，連一聲呼吸，都不敢出了，怎麼會忍心再砍一刀呢?”
依照薛石頭的這份供詞，朱休度就按照過失殺人的條律判案，改叛其死罪為流放，去戍守邊疆。
正因為朱休度能夠體恤民情，有一顆仁慈之心，在任期間，才會“囹圄為空”，得到“良心官”的美稱。嘉慶元年(1796)，他引疾歸鄉，縣人懇留不住，便在巨石上雕刻他的“壺山垂釣”像，作為紀念。史載：縣民朱休度回歸故鄉時，“百姓追送至蔚州，去後歷三十年中，縣人仍追思不忘。”
朱休度任官治獄，使“囹圄為空”，絕不意味著朱休度對這些不法之徒撒手不管，任其胡作非為，而是希望以誠心感化他們，使他們心悅誠服，以後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事實證明，朱休度此舉效果極佳，不但有效地預防了犯罪，還為自己贏得了“良心官”的美譽。
當然，對確實犯有重大罪過的人，治其罪是必須的，要不然還制定律令干什麼?薛石頭過失殺人一案，就不能僅以規勸了事，因為畢竟致人死亡，情節相當嚴重，定其罪為戍守邊疆，則是合情合理的。
執法者要有仁慈之心，是指沒必要把一些偶有過失的行為，無限上綱上線，非要置其於死地，而是要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只要方法得當，措施有力，寬刑折獄，比之嚴刑峻法的效果，更為顯著。
（出自《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