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進修學校教師被迫害致死 妻子控告江澤民

【正見新聞網2015年09月19日】

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講師孫冠洲,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之前被禹州市國保大隊的耿松濤、夏玉霄、趙乃成等六人以查電腦病毒為名闖入家中綁架,六天內被迫害致死。妻子張燕萍苦熬七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兇江澤民,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讓人們了解這場迫害的邪惡。

張燕萍在控告書中說:“可憐我的小女兒千裡迢迢回到家聽到的竟是父親死去的噩耗。孩子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要知道過完年去上學時還是父親去送的女兒啊!孩子痛得滾在地上哭喊……就這樣,兩個女兒回來也見不到自己的父親,我們坐在醫院停屍間的門外……我們想求助於法律,所有的律師都說我們應該打官司,但沒有律師敢接這官司……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過去了。我丈夫的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國保大隊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場。我的臉蠟黃,體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減到一百斤……”

下面是張燕萍在控告書中陳述的部分事實與理由:

我叫張燕萍,是河南省禹州市實驗學校退休教師,丈夫孫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講師,丈夫生前喜愛寫作,曾在各種教育雜誌、教育期刊上發表多篇論文,他還編撰過好幾種初、高中學生學習用的《古詩文注釋與翻譯》等學習用書,在禹州市教育界小有名氣。

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修煉法輪功的,記得一天晚上出去散步時遇到一群人在看李洪志老師的講法錄像,我一看覺得講的太好了,我從來未聽到過這麼好的東西!從此就走入了修煉。丈夫在修煉前曾患有高血壓、冠心病,最嚴重的是哮喘病(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是小時候落下的病根),為治好丈夫的病,我們到處尋醫問藥,不知試了多少偏方,都不見好轉。常年藥物不斷,每年一入冬他就扛不住,哮喘病發作,呼吸困難,大口吐痰,必須請假休息,不敢出門,不敢受一點寒,直到第二年天氣轉暖才敢出門。同事們都戲稱他是“冬眠”。自從修煉法輪功後,頑疾全無,一片藥也不用吃了,為國家節省了大筆醫療費。丈夫嚴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曾把學員為辦事送到我家的禮物又搬回學校,把賣菜人多找的錢送回去等等,我們覺得心性在昇華、道德在提高,每天和同修們一道學法、煉功,切磋法理,日子過得既充實又快樂!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出於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忌,利用手中權力悍然發動了對上億的法輪功修煉群體的瘋狂迫害。這場迫害使成千上萬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的丈夫孫冠洲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被非法拘禁,僅僅六天就被迫害致死![1]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和同修王京華老師一道去北京想為法輪功討個說法,但哪裡有說理的地方?到處都在抓人,無奈丈夫和同修們又回到當地。從此,我們就沒了好日子過,整日提心弔膽、擔驚受怕。丈夫被學校領導逼迫表態,否則就要交給上級處理。丈夫的同事馬新紅老師就因為堅持修煉被拘留,被勞教。我丈夫和其他幾位同事被領導“幫教”,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得去學校寫保證。我丈夫覺得很屈辱,很痛苦。書被迫上交了,功不敢煉了。我們覺得自己的脊梁骨被打斷了!

一九九九年法輪功被迫害前,我丈夫和王京華等同修為解決學員看書問題曾找一位常人印製了一部分李洪志老師的著作《洪吟》,當時一本按零點三元收費,收的錢剛好夠給人家印刷廠。迫害開始後,這事被國保大隊知道了,他們就把我丈夫和王京華老師找去,一頓威脅恐嚇,非要丈夫說出印刷的人。我丈夫和王京華老師分別被罰款五百元,沒給收據。那個幫忙印書的常人郭書亭被國保大隊勒索了八、九千元!後來,同修們知道後,大夥又湊錢給郭書亭家送去了。這件事印證了法輪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直到二零零三年,為了有個好身體,我和丈夫又開始走回修煉中來。丈夫見人就說大法好,用自己的親身體會證實大法的超常、美好。很多熟識他的人因為丈夫的身體見證了大法的超常,明白了法輪功的真相。

二零零五年(或者是二零零六年)冬,學校突然又讓法輪功修煉者馬新紅和丈夫孫冠洲等人寫三書,據說是省“610”的人要到學校檢查法輪功轉化情況。我丈夫不寫,很氣憤。後來,學校反覆催逼,丈夫去學校見了校領導。冀校長見了我丈夫吃驚的說:孫老師精神真好啊!我丈夫馬上說:是啊,這就是煉法輪功煉的啊。即使這樣,學校還是逼著丈夫違心的寫了保證。這件事給丈夫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他認為這是喪失人格和尊嚴的事。

二零零七年暑假,我女兒在北京生了孩子沒人帶,我和丈夫去北京給女兒帶孩子。誰知市“610”要求各單位對修煉法輪功的人員嚴加看管,不准去北京。教師進修學校領導打電話非要我們回來,丈夫在電話裡給校長冀松濤打保證都不行。最後我和丈夫不得不再打車回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上午九點左右,我和丈夫正在家中吃飯,禹州市國保大隊的耿松濤、夏玉霄、趙乃成等六人以查電腦病毒為名闖進我家,不由分說就翻箱倒櫃搜查,搶走了家中的電腦、大法書籍,然後將我丈夫綁架到政保科,當日晚我丈夫被關進拘留所。

這期間,我向辦案警察反應丈夫的身體狀況,要求給丈夫檢查身體。三月六日上午,警察通知我和拘留所警察帶丈夫到第一人民醫院檢查身體。在第一人民醫院,大夫診斷出哮喘、高血壓症狀,並出具丈夫需住院治療的證明,我也再三請求讓我丈夫住院治療。辦案警察不允許,當天又把我丈夫拉回拘留所關押。沒想到這一面竟成永訣!

回來後,我擔心丈夫的身體,寢食難安。我就去找辦案警察耿松濤,要求讓我丈夫保外就醫。耿松濤要五萬,後來又改為二萬五千元人民幣。我一時湊不齊,給耿松濤五千元,耿嫌少,又推脫說不是自己一個人當家的。耿讓我回家等。

三月九日晚八點多,我在家突然接到耿松濤電話,說讓我趕快去北關醫院。我慌慌張張趕到醫院,沒想到見到的卻是丈夫冰冷的遺體。只見醫生在裝模作樣的檢查,其實丈夫早已停止呼吸!我痛不欲生,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兩天前還笑著跟我說話,並安慰我好好過日子的丈夫竟然撒手人寰,與我陰陽兩隔!

我不相信這是真的!我恍恍惚惚的說:不,他沒有死,他是凍得狠了。我想,我得快給丈夫暖暖身子。於是我脫下穿著的棉衣去包丈夫的身體,沒想到,在場的警察竟然不讓我碰丈夫的屍體,如狼似虎的警察上來七手八腳把我往外拽。我呼天搶地極力掙脫,要去護我的親人,可憐我人小勢單,哪裡掙脫得了?我幾乎是被他們抬著扔到了走廊裡,他們立即手忙腳亂搶走了丈夫的屍體。

悲憤的我在走廊裡哭得昏死過去……當時我身邊沒有一位親人,可憐我的大女兒剛剛生過孩子遠在北京,我的二女兒還在千裡之外讀書,可憐的孩子們還不知道親她們疼她們的父親已經被害死了啊!

三月十日下午,我和急急趕回的大女兒一起去醫院看望丈夫的遺體,惡警夏玉霄和耿松濤為推卸責任不讓我們看,並強迫我們簽字火化!丈夫死的這樣突然,又不明不白,我們怎麼可能簽字呢?!

據知情人說,自三月六日帶我丈夫去體檢後,我丈夫孫冠洲曾多次向獄警反映自己心口疼,要求保外就醫,但拘留所監管人員反誣說我丈夫是裝病,根本不予理睬!辦案警察耿松濤、夏玉霄明知道我丈夫身體不適宜關押,卻遲遲不放人。就這樣我丈夫竟然冤死拘留所!

這完全是草菅人命!

可憐我的小女兒千裡迢迢回到家聽到的竟是父親死去的噩耗。孩子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要知道過完年去上學時還是父親去送的女兒啊!孩子痛得滾在地上哭喊……

就這樣,兩個女兒回來也見不到自己的父親,我們坐在醫院停屍間的門外,一把鎖把我們和自己的親人隔開……沒有人關心我們,沒有人問問我們。望著來來往往冷漠的人們,我突然覺得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我們娘仨好無助、好冤枉啊!

我們想求助於法律,所有的律師都說我們應該打官司,但沒有律師敢接這官司。法輪功的案子誰敢接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過去了。我丈夫的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國保大隊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場。我的臉蠟黃,體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減到一百斤。我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煎熬了,要知道丈夫去世十三天了,孩子們還沒見到父親的遺體啊!我也沒有仔細辨認過丈夫的遺容啊!萬般無奈,走投無路的我們在惡警的逼迫下在火化單上籤上了“病死”二字。這樣我們才從火葬場的冷庫裡領出來丈夫孫冠洲的遺體,丈夫的遺體被推出來後,我們看到他雙手十指烏黑烏黑的……

我丈夫孫冠洲被迫害死七年了,法輪功被迫害十六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和丈夫感情非常好,丈夫生前對我既像父親又像師兄,生活上處處關心我,開導我,為我和孩子擋風遮雨。修煉法輪功後,他的身體好了,心胸更加寬廣,我總覺得這好日子還在後邊呢!誰知道,晴天打霹靂,噩耗會降臨在我們頭上,丈夫因為信仰被綁架,僅僅六天,丈夫被害。好端端的家被毀了!有誰知道我和孩子們這些年承受了多少屈辱,多少痛苦啊!

可是十六年來,全中國又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家庭被毀?江澤民的迫害政策“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讓多少活生生的生命慘遭毒手?讓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讓多少警察在金錢和利益驅使下變成罪惡的幫凶?!

我今天起訴江澤民,不僅僅是為我丈夫討回公道。我們師父教誨我們修煉人沒有敵人。我已沒有怨恨,我只想以我們的悲苦喚醒眾生,喚回迫害者殘存的良知。法辦江澤民,懲辦元兇,還人間正道,還司法公正,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

我要求最高檢調查我的冤情,體察我的心聲,立即逮捕元兇江澤民,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註:

[1] 孫冠洲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收錄在明慧網資料館中孫冠洲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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