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進化論漏洞百出，根本不能成立

目前，達爾文進化論在人類思想中已占據穩固的主宰地位，人們用進化論去去衡量一切，幾乎沒有人再去懷疑它的正確性。殊不知達爾文進化論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可以不藉助任何事實材料，單是從理論上分析，就可以看到，它是漏洞百出的。

達爾文進化論又可以稱為自然先擇假說，全稱為「通過自然選擇即在生存鬥爭中適者生存的物種起源」理論。它認為由於「生存鬥爭」和「遺傳性發生變異」的普遍存在，導致「適者生存」：生存條件一直在變化，如果物種的變異不適宜於它當時生存的條件，那麼就趨於衰減或滅亡。生物在生活條件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其結構、功能、習性等方面也隨之發生變異。經常使用的器官就發達，不經常使用的便退化，即「用進廢退」。自然選擇在不同方面保存和積累了不同器官、不同性狀的變異，使後代離祖先越來越遠，通過性狀分歧和中間類型的滅絕而逐漸形成新物種。同時，自然選擇常在生物與環境的關係中改造生物體，使生物更適應於環境，促進了生物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方向發展。

這個理論有哪些漏洞呢？

首先，我們看到，達爾文進化論的根本錯誤在於，自然選擇根本就沒有方向性，根本就不能導致「變異」不斷「積累」到形成新物種。也就是說，自然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使生物發生「變異」，但自然環境的變化卻是反覆無常的，根據「用進廢退」的原則，這些「變異」根本就不能「積累」，從一個足夠長的歷史時期來看，這些「變異」是趨於互相抵消的，根本就不能積累到形成新物種的程度，也就談不上生物的進化了。達爾文根本就忽略了自然條件反覆變化的這一點。而根據進化論，「變異」要積累到形成一個新物種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時期，要經過千百萬年的時間，所以「變異」根本就積累不到產生新物種的程度就互相抵消了，哪裡談得上產生新物種呢？

例如，據考證，非洲在大約1萬年前曾是氣候潮濕、叢林密布的地區，根據「用進廢退」的原則，那裡的植物的葉子將變得發達，而根系將不斷退化；可是1萬年後的今天，非洲卻變成了炎熱的，沙漠與戈壁廣布的地區，那麼植物的葉子將退化，而根系將變得發達。也就是說，在這前後2萬年間，非洲植物的葉子和根系的「變異」是大致相互抵消的，談不上「變異」的積累。

達爾文為甚麼會犯這個錯誤呢？是因為他將「自然選擇」與「人工選擇」作了錯誤的類比，而這個類比是他將「選擇」的概念從社會領域引入自然界、創立自然選擇假說的關鍵。他通過親手實驗，證明人通過有意識地改變環境條件，可以使生物的「變異」不斷積累，最終形成新品種。於是他認為自然也有這樣的作用，即自然選擇作用。但是他忽略了，兩者是根本不同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人工選擇是人們有意識地去做的，能保證對環境條件的長期性和方向性，而自然「選擇」卻是反覆無常的。如果人工選擇也是反覆的，那麼「變異」也同樣不會積累到形成新物種。

例如，某一時期人們喜歡多吃瘦肉，於是有計劃地改變豬的環境條件，促使豬多長瘦肉，少長肥肉，於是有計劃地改變豬的環境條件，促使豬多長瘦肉，少長肥肉，長此下去，必然會導致瘦肉型豬的出現；可是如果過一個時期，瘦肉型豬還沒出現之前，人們又喜歡多吃肥肉，那麼又會使豬多長肥肉，少長瘦肉。這樣，「肥」與「瘦」相抵，於是豬的新品種也就不會出現了。「自然選擇」的情況正是如此。

那麼為甚麼人們長期以來都無法洞悉達爾文的這個邏輯錯誤呢？是因為人們有一個錯覺，達爾文也有這個錯覺，即認為生物的結構越複雜就越高級，越簡單就越低級。達爾文用這個錯覺建立了他的生物分類理論，又在這個分類理論上建立他的學說，於是人們就分辨不清了。

一般人很容易認為（達爾文的理論也這樣說），結構越複雜的生物就越高級，鳥比馬高級，馬比魚高級，動物比植物高級，多細胞生物比單細胞生物高級。生物越高級越適應環境，鳥比馬更適應環境，馬比魚更適應環境，動物比植物更適應環境，單細胞的微生物最難適應環境。

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除了人（人是萬物之靈）之外，生物之間儘管有結構複雜與簡單之分，但在適應環境上是沒有等級之分的，任何一種生命與環境的關係上都是「各適其所」的，我們不能說鳥比馬更適應環境，馬比魚更適應環境，魚比植物更適應環境，多細胞生物比單細胞生物更適應環境。鳥到了平地就不行了，馬到了水裡也不行了，魚到了陸地上就不行了，「虎落平陽受犬欺」，有的微生物可在火山口生存，有的結構簡單的生物被劈成兩半之後可以分為兩個生命，而一般的生物就不行。哪一種生物更適應環境呢？

達爾文由於這個錯覺而偷換了概念，本來一種「變異」只與某種特定的環境相適應的，達爾文卻換成了有一些「變異」比另一些「變異」對所有的環境都更適應了，例如，他的理論說鳥的翅膀比獸的前腿更適應環境，於是從前腿到翅膀是一種「進化」。其實翅膀並不比前腿高級，前腿也並不比魚鰭高級。人們被達爾文建立的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這一個好像很完美的生物序列欺騙了。

同種生物之間，強壯者比弱小者要更適應環境，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達爾文同樣偷換成另外一個概念：一些「變異」比一些「變異」更適應環境。其實強壯與否是對整體而言的，是在同一個環境下比較的，我們可以說一隻鳥比另一隻鳥強壯，但不能說一隻鳥比一頭牛強壯；我們可以說一頭牛的整體比另一頭牛強壯，但不能說一隻鳥的翅膀比一頭牛的前腿強壯，不能說翅膀比前腿更適應環境，只能說同種生物間一個強壯者比一個弱小者更容易生存。

進化論還有一個顯著的錯誤，即解釋不了「中間類型」的滅絕。達爾文斷言「中間類型」滅絕了，「通過性狀分歧和中間類型的滅絕而逐漸形成新物種」。等於說一條線上，中間的各「段」都消失了，只剩下線上的一些「點」，也就是成型的物種。我們不說在地層中根本找不到相應數量的化石，根據進化論，根據由「量變」到「質變」的原理，中間類型的生物應該是非常非常多的，在地層中應該隨處可見才是呀，可是除了被認為是中間類型的「始祖鳥」等極少生物化石外，根本就沒有什麼中間類型的生物化石。而且中間類型的滅絕在理論上也絕對解釋不通。達爾文說：為甚麼低級類型的生物到處存在呢，「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然選擇即適者生存，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自然選擇只利用有利於處在複雜生活關係中的生物的那種變異。」也就是說，進化不是一個不斷替代的過程，最低級的生物始終存在著。那麼，至少比最低級生物還要「高級」一點的「中間類型」為甚麼會滅絕呢？難道「自然」對中間類型竟如此無情，不但把它們滅絕，連化石也不給它們留下嗎？

進化論用來作為證據的事實材料，往往都要把一種生物當作祖先型，把另一種生物當作進化型。但是這本身就已經把進化論作為隱含的邏輯前提了，用這樣的事實去證明進化論，就犯了我循環論證的錯誤。舉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吧，達爾文的貝格爾號考察，在眾多的物種和化石中使達爾文感受最深刻的是：「第一，在潘帕斯地層中，發現了龐大的動物化石，它們具有背甲，同現在生存的犰狳的背甲相似，這說明現代生物與古代生物間存在著親緣關係。第二，動物的親緣關係相近的種，隨著南美洲大陸自北向南逐漸發生一的交替變化，這說明生物的分布與地理環境關係密切。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大多數生物，都有具有南美洲生物的性狀；更特別的事實是：這個群島中的各個島嶼上的同種生物，其性狀也都彼此吃力有差異；從地質意義上看，其中任何一個島嶼都不是古老的。」於是他說：「顯然可知，只有依據一種推測，就是物種在逐漸地發生變異，才可以去解釋這一類事實以及其它很多事實……」

實際上，現代生物與古代生物有相似之處，不能說現代生物就一定是由古代生物進化來的，不能說明兩者一定有親緣關係。在廣東出生的一個男嬰與吉林一個男子相似，不能說此男嬰就一定是那男子的兒子。

南美洲的生物與環境的和諧關係，並不一定是由於生物經過不斷進化，逐漸地變得與環境相和諧的，可能生物一出現時就是與環境相和諧的。加島上的生物狀況，更不是象達爾文所說的「只有一種」解釋，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釋。我們能不能說，加島上的生物與南美洲的生物是分別產生的，產生時就是與各自的環境相適應的，只不過因為兩地的地理條件相似，產生兩地的生物顯得相似罷了；各島上的生物略有差異，是因為各島上的地理條件略有差異，而生物產生時就是與各島各自的條件相適應的；加島的地質年代比南美洲年輕，並不能說明前者的生物就一定是從後者而來的。

那麼為甚麼達爾文說「只有一種」解釋呢？這只能說他主觀性強。歷來認為他是個很客觀的科學家，其實不是的。儘管他羅列了很多的事實，但他是帶著「進化論」的隱含前提去整理這些事實的。實際上他的材料既可用來證明進化論，也可以用來證明「爆發論」，上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所以無論他用了多少事實來證明進化論，都是無濟於事的，因為這些事實根本就不能用來證明他的論點，在論證上，他犯了依據不當的錯誤。

除了達爾文之外，到目前為止，進化論者沒有任何事實證據可用來證明進化論――既不能從「自然」中觀察一個物種從另人物種中「進化」出來的過程，又無法在實驗中把它搞出來。我們一定要明白，進化論和一般的實證科學根本不同，它始終是假說，並不能在實驗室進行驗證。至於用來論證進化論的所有的那些事實，都是一種推測；正如上文表明的那樣，其實這些材料也可以作另外的推測。無論是所謂的分類學上的，胚胎學上的，比較解剖學上的，還是生物考古上的證據，都可以作別的解釋，也就是說，這些材料根本就不能用來證明進化論。

那麼回到理論本身去吧。可是回到進化論的理論本身，就更令人傷感：那真是漏洞百出，處處自相矛盾，處處不能自圓其說。真不知人們怎麼會這麼輕易、這麼堅決地接受了進化論？

目前已經發現了很多很多足以推翻進化論的事實，可是由於人們迷信進化論，竟對這些事實視而不見，甚至用進化論去否定事實。殊不知進化論根本就是沒有任何事實證據，其理論本身也根本不能成立。不過本文只想從理論上、從邏輯的角度去分析進化論，至於否定進化論的事實，在這裡就不想涉及了。有意者可自行去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