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1月11日】
我最近有一些在正法修煉中的體會，提出來與同修交流。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慈悲指正。
一、修口
我是一名警察人員，在警察局是承辦戶口查察的業務。有一次，我到派出所督導一名警勤區警員的戶口查察時，剛好那一名警員在值班，我就請另一名備勤的同仁幫忙值班一下，想不到他卻愛理不理的。我看到他的態度不佳，就氣憤的表示改天我要督導他的戶口。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改天我要找他的麻煩。
後來想一想，外勤同仁都很辛苦，何況大法弟子不應該輕易的被常人所帶動，所以就沒有再去想這一件事情了。可是一段時間之後，在三百多名員警中我很巧合的剛好督導到了他的戶口。因為體諒同仁的辛苦，一般督導前都會事先通知，讓他們有把缺失改正的機會，然後再前往督導。可是我聯絡他時，他說他第二天開始就要放長假了，為了避免影響他的休假，我就急急忙忙的趕到派出所，因為沒有緩衝的餘地，加上他自己平時也懶散，所以現地督導時當場發現了許多的缺失，回去算一算合計要記十幾支的申誡。雖然督導戶口的處分有一定的限制，不致於影響他的飯碗，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十幾支申誡，這多少會使長官對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事後，我還是想再給他一次機會，但那一位員警還在放假中不好聯絡。我要請分局協助聯絡時，剛好承辦人與組長都有事在忙。此事向單位主管反映時，想不到平時不主張處分基層員警的主管，竟然一反常態的表示應該給他一次的教訓才行。還有，局長一向都不太重視戶口查察業務，那時竟然也要求督導人員要嚴格督導戶口。
也就是說，自從我表示要找他麻煩開始，一路走來許許多多的巧合，環環相扣，促使我最後真的給他找了一個大麻煩。
從法理中，我們都知道修煉人講話都是帶有能量的，可是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應該講的話有時稍不注意還是會張口即來，以致給自己修煉的路上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干擾與障礙。
二、講真的沒有用嗎？
大法弟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現象，就是我們有時見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狀態時，認為講也沒有用，因此寧可背後去說，也不願意當面講。我想有的同修看起來就是說不得，可是講真的沒有用嗎？以個人親身體會來說，我認為只要我們能善意的去講，多少都會起作用的。
因為個人修煉狀態時好時壞，得法將近六年以來，有時會做得不好或有不符合法的狀態被同修指出來，雖然當時或許對同修的看法頗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別人這裡不對、那裡不好，可是同修的這些指正雖然大多已經事隔幾年了，在我的腦海中還是印象深刻，並且時不時對我起到警惕和反省的作用。
我想之所以會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都是修煉人，都知道應該向內找，所以不可能對同修講的話當作耳邊風，因此就算當時認識不到，但修煉過程中或時機成熟時，可能逐漸就會認識到了。舉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
有一次我給某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提了一些批評與建議，一位同修聽了以後就不客氣的說：「參與媒體的同修都很辛苦，不要再增加他們的負擔了，做不到就不要建議，建議了就要自己去做。」聽到這些話以後，我當時頭腦中直接的反應是：這是什麼邏輯啊！交流就是要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意見，才能促進整體的提高，不能提意見那還能叫交流嗎？何況自己做不好就不能叫別人做好，那不是邪惡一夥想出來的歪理嗎？……等等的想法、爭鬥心都冒出來了。
那位同修的指責表面聽起來很不合理也很不講理，可是也讓我意識到辦媒體的同修都很辛苦，往往分不出身來做其它額外的事，所以須要我們實質的支援和配合，而不只是口頭上的建議而已。此事也促成我給該媒體寫了許多給常人看的故事，而且與同修交流後，認為也可以另外開闢一個專欄。
如果當時那位同修不直接講，我就不會認識到這個問題，甚至還可能認為辦媒體的同修不負責任、做得不好。因此我們該講還是要講，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煉中難免還有常人之心，所以還是儘量以對方能接受的方式去講才好。相信只要我們大家都這樣做了，我們整體的場就會越來越正，證實法的工作也會越做越好。
三、惡搞統戰
有一次我剛進辦公室，就見到我的桌上有一封自稱大陸同修寄來的信。來信首先要求我與某某人聯繫，再郵寄「美術班講法」給他，還留下了所謂講真象班主任某某某的手機，然後表示衡陽一名警察張某某全家都修煉，並且要我收到信後發簡訊給另一支手機，信的最後也留下正見週刊的一篇修煉文章的標題。
收到這封信後，我直覺的反應是因為我曾經寫一篇文章刊登在明慧網上，那篇文章留有我的姓名與服務機關的名稱，所以才會收到這封同修寄來的信。這封信一會兒寫東、一會兒寫西，讓人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雖然信的內容很粗糙，但我當時認為這應該是大陸同修在艱苦的環境下寫出來的信，所以也就沒有再多想。為了能儘快理出頭緒來，我就在正見網找出信中寫的那篇文章，並依照文章內台灣大法弟子留下的姓名，打電話問其他同修看有沒有人認識這位寫文章的大法弟子。
同修聽到我收到這樣一封奇怪的信以後，還在積極打聽情況，就叫我要小心，以免被特務所利用。
聽了同修的話以後，我從新從另一角度來看那封信，才恍然大悟。整封信不但詞句寫得很隱諱，看起來象諜對諜一樣，而且同修既然能看到明慧網我寫的文章，也拿得到正見週刊，應該就能拿得到《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也可以透過網站和其他海外的同修聯絡才對，何必拐個彎給我寫這麼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呢？
信中還把《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寫成「美術班講法」，而且講真象還有什麼「班主任」的，感覺上好像是洗腦班、轉化班搞多了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還有，信中告訴我某某警察全家都修煉法輪功並沒有什麼意義。目地是什麼呢？我想應該是為了取信於我，讓我這條魚兒趕快上鉤吧！
剛收到那封信時，我本來想立即回簡訊給對方，但因為從來沒有發過簡訊，不知道怎麼發，所以就暫時耽擱下來了。回想起來還真是令人捏了一把冷汗。身為一名警察人員應該比較有戒心才對，可是當時竟然都沒有一點警覺。如果沒有同修善意的提醒，依照信中留的手機回復訊息，也許我就成為同修營救的對像了。由此可見，大法弟子的善良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邪惡所利用。
四、打電話
我以前曾經打過一段時間的電話，後來認為面對十幾億可貴的中國人，一對一的講太慢了，而且在打電話時，經常不是打不通就是被掛電話，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因此總以為電話所起的作用與其它網絡、媒體等可以大面積講真象的工具，相較之下無法比。因為有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雖然同修多次呼籲打電話的重要性，可是自己還是一直重視不起來。
直到最近重新拿起電話，才逐漸體會到打電話的重要。我們打電話大部分是針對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或勞教所的惡人，也就是直搗黃龍、直接找迫害大法弟子的執行者。那麼如果因為我們的一通電話使一個公安不幹了，就可能使許多大法弟子不會被迫害。想一想，一個大法弟子能救多少眾生啊！何況被迫害的都是走出來的大法弟子，那麼他還可以帶動其他沒有走出來的同修。另外，一個公安不幹了，受其影響可能其他的公安也不幹了。如此良性循環下去，能建立多大的威德啊！我們怎麼能因為一時的挫折就放棄了呢？
邪惡是怕見光的，我打電話時往往會告訴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在網絡上曝光了，某年某月某日誰誰幹了什麼事，都寫在上面了。如果以後局勢變了或法輪功平反了，這些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的，想賴都賴不掉。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如果能善待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修真善忍，將來一定會替他做證，那麼到時他可能就會沒有事了。以這種方式去講，經常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例如：某國保大隊大隊長，我告訴他說他的部屬所做的事一一都公布在網絡上了，而他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他聽了以後就問：「在那一個網站、內容怎麼寫。」我告訴他內容以後，要他約束他的部屬，否則他的部屬幹的事將來都會算他的帳上。由他回話的語氣中，聽得出來他認真的在思考這個問題了；某單位的書記表示他知道被迫害同修的狀況，他會幫忙想辦法的；某村委會還答應協助營救被迫害的同修；也有一個派出所的副所長答應把我所講的話轉答給其他的公安知道。
以前剛開始打電話時經常是心驚膽跳的，回想起來都覺得很可笑。對方又迫害不到我們，也看不到我們的電話號碼，有什麼好怕的呢？何況我們同修無辜的被他們迫害，應該是他們怕，我們理直氣壯才對啊！邪惡一般都是膽寒的，對我們大呼小叫往往也是心虛的反應。可是如果我們的語氣不堅定或講話膽膽突突的，可能不但達不到抑制邪惡、揭露邪惡的效果，反而助長了邪惡的氣焰。
有的人認為打電話的效果不好。個人以為，效果好與不好不能只看表面的現象。想一想，在那種對法輪功的態度都會影響自己的前途下，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姓名、職稱的情況下，他們就算認同我們講的話，會直接表態嗎？所以口氣軟下來或靜靜的聽我們說話，可能就已經達到效果了。還有就算對方不理智的開口罵人，可是等他恢復理智或夜深人靜時，回想起我們講過的話，也許就會怕得睡不著覺了。
五、四兩與千斤
最近警方將取締非法大陸來台人民列為重要的工作項目。有些同事對治安單位對大陸來台人民特別重視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我就利用業務之便，在集會時將我看過《九評》後的認識提出自己的見解，並且結合集會的內容向與會的警察同仁推薦《九評》。結果幾次集會下來，不但讓三百多名警察知道有《九評xx黨》這一本書，對共產惡黨也有一定的認識，而且前後合計也拿走了一百本左右的《九評》。
有一句話叫做「四兩撥千斤」有時我們做某些事覺得難度很大，象千斤重一樣，可是同樣的事讓有便利條件的人去做，可能就像四兩一樣的輕。沒有便利條件的大法弟子要向三百多名警察推九評，也許很難做到，而我因為有承辦業務的便利條件，所以輕而易舉就做到了。
大法弟子的工作、家庭環境或擁有某些特殊技能，都不是偶然的。個人體會，有便利條件的大法弟子，師父都會安排機會給我們，就怕機會來時我們認識不到或怕心障礙自己，以致錯失良機，讓其他同修以千斤重的力量來做我們四兩之輕的事。
同修們，讓我們把自己可以負責的範圍都做到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