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2年11月26日】
白話文，簡單的說就是用白話寫成的文章。“白話”就是直白的口頭語言。
說起白話文，不能不提到九十年前的白話文運動。1917年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聲稱"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主張廢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隨即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得到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積極響應，拉開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體革命的帷幕。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話文，湧現了大量的白話文報刊。1920年9月，教育部下令國民學校的國文課改用白話文。至此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
在此期間文化精英們與林紓、“學衡派”、 “甲寅派”發生激烈的辯論，他們用政治批判代替了學術探討，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魯迅、李大釗等紛紛發表文章，詆毀文言文，鼓吹白話文，將問題絕對化和極端化。陳獨秀曾以“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輩”，錢玄同罵古文派為“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在辯論時以“妖魔”、“謬種”、“政客”、“屠殺者”等來斥責文言辯護者。經過論戰，似乎更加擴大了白話文的影響。
關於這段論戰，史家論述多有扭曲。事實上，《新青年》創刊用的也是文言文，連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也是用純文言寫的。廢文興白，一開始社會反響並不強。《新青年》當時發行一兩千份，後來維持不下去，曾於1917年停刊半年。1918年重版後，仍不景氣。錢玄同和劉半農才合夥策劃了一出“雙簧戲”： 錢玄同假扮“王敬軒”寫出《文學革命之反響》，洋洋洒洒數千言，羅列新文化運動種種罪狀，並故意推崇古文家林紓。而劉半農則早已嚴陣以待，或曰守株待兔，以《復王敬軒書》將王敬軒痛罵一頓，並藉此對林紓極盡挖苦嘲諷。兩篇文章同期刊發於《新青年》雜誌。這齣“雙簧戲”的上演，打破了沉寂的局面，將辯論帶至高潮，立即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1919年初林紓發表了《荊生》、《妖夢》，為史家所詬病的是用小說的形式影射新文化的領袖。這本是錢、劉演雙簧所致，林紓所做不過是循其人之道，且署上自己的大名，堂堂正正，何言“卑劣”？
隨後林紓又發表《致蔡鶴卿書》、《林琴南再答蔡孑民書》等，進一步申述他對“正宗”論的看法。其中“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數語，被人抓住曲解，以為是“對勞動人民的極大污衊”，頗遭時人指責和後人所痛恨。其實這裡說的只不過是語言提煉問題。新文化陣營把林當成活靶子輪番攻擊，打的百孔千瘡。此時的林紓已成了公眾的笑柄。
這場激烈的論戰之後，“五四”運動爆發。在它的推動下，白話文得到迅猛的發展，並於當年一下子湧現出了數百種白話報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承認白話為“國語”，並通令全國學校採用白話文教學。所有的報刊、雜誌和書籍，也相繼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出版。至此，白話文獲得了最後勝利，取代文言文而成了中國文學唯一的語言形式。
給人的錯覺，文言白話的替代是論戰失利的結果。文言文的維護者被渲染成腐朽落後的，甚至反動的代表，事實並非如此。
當時，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鼓吹白話為“活文學”，詆毀文言為“死文學”，白話文為文學正宗。林紓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予以回應，論述的有理有據。林紓說：雖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學習古文，“但嗜者學之，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相反，“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謂語重而心長。1919年4月林紓又發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進一步就“白話正宗”論與胡適商榷，暢敘古文的的性質和功用。
縱觀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諸文，說理辯難，都是心平氣和的。在此之前作為有民族責任心的林紓曾憂心忡忡的說：“苟天心厭亂，終有清平之一日。則諸君力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於顛墜，未始非吾華之幸也。”
1919年4月5日《公言報》刊出林紓的《腐解》，袒露心跡：“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饑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為其難。 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苟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倫紀於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裂吾胸……豈我之慚？”1924年彌留之際，仍以手指在其子林琮手上寫道：“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有人感慨道：“當廢文言文的潮流滾滾而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頭，甘為其難，衛護中國傳統文化之道，非林紓而誰何？”
回顧這段歷史，給人的感覺文言文與白話文境遇轉變的很有些突然，千百年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在一夕間被顛覆，積澱了華夏文明和輝煌的文言文一夜之間被打成了封建文化的殘渣餘孽、阻礙民族進步的罪魁禍首，成為被攻擊的對像。
文學史家敘述的微妙處，是將胡適倡導的“廢除文言，使用白話”的白話文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青年學生運動、北洋政府的“國民學校改國文為語體文”的法令，都揉合在一起，統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份。北洋政府竟成了胡適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廢除文言文”僅僅三年，就急切的將它付諸實施了。應否廢除文言文本是一個學術問題，討論它幾十年都不為過；但一旦成為政府的行政決策，情勢就不可逆轉了。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承傳幾千年的正統文化，被幾個小丑就輕易顛覆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他們也沒有那麼大的本事。而在此巨難中似乎只有這位古稀老人苦苦支撐，表現了極大的不尋常。事實上有著五千年積澱的神傳文化，穩固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對天地神佛的敬畏和信仰，正是近代邪黨文化產生的最大障礙。新文化運動就是舊勢力安排的顛覆傳統的文化巨難。為何一定要廢除文言文呢？詆毀傳統，文言文就被當作批判的切入點，成了首先被攻擊的目標，必欲除之而後快。
變異傳統文化藝術，針對不同的門類，舊勢力是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辦法。比如書法是在原有工具大致不變的情況下，讓人擯棄規整的正統手法，借用草書的體勢，激發人負面因素，使風格變的狂放怪異。繪畫則呈向兩極趨勢，一是越發抽象、放縱而失去理性；一是更加寫實，實際上是愈加細小瑣碎，並用市場利益誘導。而作為承載數千年輝煌文明的文言文，就不容易在原來基礎上著手。正統理念只要存在一天，傳統文化的神聖光環只要還在，它們就難以為繼。而正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便是漢字和穩固的表述方式文言文。 為了徹底毀掉傳統，才安排了新文化運動。運動的核心便是顛覆傳統，詆毀文言文，廢除漢字。詆毀的惡果是在人們心中植下了對傳統文化、文言文的錯誤認識：它們意味著落後腐朽，既然是落後腐朽的，也就沒有學習和繼承的必要。隨著大眾文言文水平的下降，文言文所負載的豐富的古代文明和智慧也日趨式微，單憑背誦幾首古詩，自然是無法領會古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的。
讓人背棄傳統，當時舊勢力安排的是抹黑傳統文化並廢除承載傳統文化的漢字和文言文，用毫無內涵且與傳統不相干的拼音文字和淺白的白話文代替。廢漢字雖未辦到，但最終還是被簡化了，成為閱讀古文的障礙，造成與傳統文化斷代，與古文化隔膜，隔斷了與古人的聯繫，不知道古人在書中終究寫了什麼。把文言文宣揚為死文學，唯恐避之不及，在這種氛圍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的薪火承傳被強力斬斷，真正成為失落的人群、無根的民族。並在此基礎上嫁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白話文系統，看著明明是這個人，其實已經不是這個人了，這是非常高明的手法。被操縱者固然不明白舊勢力這樣安排的真正用意，但卻給準備了進化論、唯物論作為理論根據，並衍生出“藝術起源於勞動”、“勞動人民創造了文化”等邪說，這是裹挾多數人參與附和的邪惡宣教。文章藝術源於至高無上的天道，是神傳給人並以育化世人的，現在卻被逢迎媚俗，取悅大眾，實在是本末倒置，是對莊嚴神聖文化的褻瀆。近代以普及教育、交流方便為由對傳統文化的割裂和破壞就是這樣展開的，世人也是基於此一邪理參與配合的。
再看當時的形勢，1920年，各地共產邪惡主義小組紛紛成立，白話文報刊立即成為宣傳邪惡理論的工具，在廢除文言文之後，就緊鑼密鼓的實施下一步計劃了。
文言文和白話文，究竟存在什麼樣的差別？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寫成的文章。“文”，是美好的意思，“文言”是相對於“白話”而言的，“文言文” 的意思就是指“美好語言的文章”。現在我們一般將“古文”稱為“文言文”。
歷史上文言和白話一直存在，並不存在對立。後來人為的將二者對立起來，並用政治干預的形式，強力廢除了文言文。我們看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字，雖然口語和書面語是合一的，但是口語變化太快，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書籍，今天除非專家，一般人就無法識讀了。而文言文則不同，通過幾年的學習，即可閱讀兩千年之前的文章，這一穩定特性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界限，使方言各異的華夏民族得以凝聚。
現在的人認為文言文深奧難學，不適於表達日趨發展的事物，這只是囿於今天的文化環境去認識的。事實上英文也不好學，古代浩如煙海的科技著作，也都是用文言撰寫的。
文言文的突出特點，就是含蓄凝鍊、簡約生動。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加上漢語的聲律特點，經過錘鍊，語言結夠如行雲流水，如金聲玉振、清琅鏗鏘，而極富音樂美和節奏感，能以洗鍊的語句將意思表達的淋漓盡致。一句“六王畢，四海一”六個字就將秦始皇滅掉六國統一天下的歷史概括了，簡煉而有氣勢。所以無論是聲、形還是意都是無與倫比的。古文一字值千金，今天白話卻萬字難值一金。而古典詩詞更是將漢語之美發揮到了極致。
文言文以先秦諸子散文為楷模，經歷代先賢繼承確立的端正規範的書面語言。它體現的是莊重典雅，不可隨意性。後人認為這是一種約束，喜歡隨便，誠如把嚴肅的婚姻當作兒戲，拋卻各種禮數，敗壞了人倫，正是墮落的表現。寫詩作文如同說話一樣隨便，反映的是人心的沒落和審美標準的降低。
其實正因為有了這種穩定和規範，才使後人能夠閱讀幾千年前的典籍，才可能與古人對話。輝煌五千年文化寶藏，正是通過這穩固的文言文而被後人開啟，這是超常的智慧。同時這種規範和穩定，又是社會和道德得以維繫的堅實基礎。
古人寫詩作文，無不鄭重其事，“文章千古事”，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很長時間裡用文章來取仕。正是看到文章的道德取向。一篇文章裡包含了作者的學養和見識，真實體現了一個人的品德。我們讀《出師表》、《岳陽樓記》、《指南錄後序》，頓挫的語句背後，感受到的是深沉厚重的道德內涵，是垂訓千古、光彩照人的人格力量，這不是偽裝出來的，是真實體現的。同時也只有用文言文才能表現的如此厚重和盡致。
把心中的感想，用文字精確的表達出來；看到美好的事物，用筆能將其摹畫出來，這是神傳給人的技能。而文章的真實來源並不表現在這層空間。表面上看是一種技能，在另外空間其實是一種功能。用手中的筆可如意的造出不同的東西，妙筆生花嘛！境界不同能力也不一樣。規範還有一層意思：因為人無論做什麼都是有影響的，即使說話，也不是說過就沒有了，另外空間已然存在，所以要修口。而提筆成文，更是非同一般，一旦形成文字傳世，是要負責任的。如果過於隨便寫下輕薄惡邪的文字，罪業當然深重。這種規範一定成度上對人能起到些約束，不可隨便，免的造業。遵循聖賢之道，以莊重的態度進行創作，把人生的感悟融入其中，用最簡約生動的語言表達出來，提煉還有止境嗎？這種提煉就是純淨的過程。
其實漢字、文言文都是神傳給人的文化。文言文簡煉生動之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的超常的表現力是白話文無法比擬的。同是一句話，白話文只能表現一層意思，文言文可以多層表達，所謂玄外之音。我們看“大道如青天，獨我不得出”，不僅僅是表面的“大路象青天一樣廣闊”，其實還有更深的內涵，用白話文就無法一次做到，如果不同層面的內涵平擺在一起，就顯的混亂。再如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不僅是說夜雨花落的春晨美景，還有詩人隱約的失意惆悵，其藝術張力讓人回味無窮。正如看古代畫山水畫，無論大小，都能感到畫面廣闊，境界深遠，置於天地之間，有一種博大的時空感。而今天山水畫儘管尺寸越來越大，但只是象搬山頭，境界卻是越來越狹小侷促。其實也可以這樣理解，越清楚細緻外延就越小。遙望群山起伏，看到的是萬千丘壑；把眼貼近地表看到的只是一塊岩石，當然這樣類比不太準確。文言文表達更象四維表現，能同時展現不同的層面。
白話文雖然難於表現豐富的內涵，但也不是近代出現的，也是有它的歷史淵源，也是不同天體層次的造化。如果在正的理念指導下，也能提煉出好文章來。只是人的變異，卻將其敗壞了。在明清時期正統文學還占主導地位時，白話文已經盛行，古典小說《紅樓夢》等四大名著，就是用白話文寫的，寫的也是上下千古，縱橫八方，容納了深邃的內涵和廣博的意象。其實就是神為引導人及時留下的正面典範。但人心和道德的沒落，後人並未按此路走。卻將其變成低俗甚至淫穢的展現。正如電視和電腦，如果用於弘揚傳統，傳播善良，真是具有莫大之優勢，道德沒落的人們卻把它當作敗壞人心的工具。後來的白話文既別於文言文，其實也不是古典白話文，完全是移植來嶄新的東西。正如時下大興古建築，其實是在毀掉原來沉澱千年文化內涵真古蹟之後，偽造的磚瓦甚至地點都與原來無涉的假古蹟。淺白而泛濫的白話文更有利於低俗的思想和邪惡理念的傳播。
這一切基本達到了舊勢力的目地：文言文被白話文代替，隔斷了與古文化的聯繫；漢字雖沒滅掉，卻成了簡化字，完全改變了神造漢字的內涵，更使後人無法閱讀古籍，無法領會神傳文化的玄機；與修煉有關的中醫蛻變成了幾個藥方，甚至帶有陰陽五行內涵的古歷變成農曆；摧毀了幾大宗教，顛覆了人的信仰，使人長期被邪惡的黨文化灌輸，著力營造了這樣一個封閉的、變異的文化環境和氛圍。即使這樣，並沒有，也不可能阻礙的了宇宙真理的傳出，佛法無邊！邪惡想隔斷人與神的聯繫，是不可能的。今天宇宙大法已洪傳世界，宇宙的真相正在展現，給生在亂世的人們帶來了希望，給沉迷紅朝的人開創了亙古未有的機緣。誰能識破層層假象，沖脫重重間隔，真正感聞來自蒼宇的洪音？切莫機緣再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