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2年11月03日】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是經過整理的。所謂的現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共文學的改編史。我們從小到大，所接觸的就是這些被包裝的東西。
大陸史學專家曾把1919年以後的歷史劃分了幾個階段。魯迅、郭沫若、茅盾就被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三大巨頭，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享有崇高的地位。事實上他們三人基本概括了此後大陸文學的三大類型。
魯迅出世偏早，在中共建立之時就已趨成熟，後來也沒有加入中共，給人以不依附於任何政黨的假象，所以文章才能被更多社會階層的人接受。他的文學活動以1927年為界大體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從1918年《狂人日記》的發表到1927年離京南下，可算為早期。這一時期是配合新文化運動，與當時的文化精英們，共同詆毀傳統文化，動搖古文明的根基。通過激烈憤恨的文字，猛烈抨擊傳統文化，矛頭指向整個民族，將絕望的情緒覆蓋了五千年歷史，使人在恐懼中，對傳統文明徹底喪失信心，使國人在迷茫中陷入極度絕望。為各種混亂思潮的流傳創造了條件，更為馬列邪惡主義的湧入掃清了障礙。新文化運動是宇宙負生命安排的以毀掉傳統文化為目地的大災難，華夏文明的一次大劫。以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攻擊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滅漢字、廢中醫、打倒“孔家店”，激進成度，讓人震驚。並惡意歪曲歷史，極度醜化儒家和道家創始人，抹黑承傳五千年的華夏文明，毀掉了人們對神傳文化的敬畏和信仰，摧毀了人的道德，在魔性帶動下，滑向罪惡的深淵。魯迅就是這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也正是舊勢力特意選中的人。
為何生在傳統文化氛圍裡，一生接觸古文化，還如此激烈呢？其實他們就是來做這件事的。對古文化的掌握，更加迷惑人，帶著對傳統文化刻骨的仇恨，利用古文化摧毀古文化。為邪黨後來的更加系統的破壞打下基礎。
這一時期，與文化精英們擂鼓吶喊、舌討筆伐，魯迅則更多創作了大量白話小說，先後結成《吶喊》和《旁徨》兩部集子。
魯迅小說有一個特點，描繪的人物大都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不是瘋子、就是傻子、要麼就是落魄書生、或者麻木不仁的農民和愚昧善良的婦女，形像愚昧、麻木、懦弱，其實這些人物根本不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卻片面的將其無限放大，作為攻擊傳統的時代背景，由於形式的新穎而影響巨大，成為反叛傳統最大的業績。
《故事新編》則用了異常荒誕、雜糅的手法，嘲諷華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和聖賢。以極不嚴肅的態度，甚至滑稽的筆墨戲虐女媧、大禹，對老子、孔子、伯夷、叔齊進行惡意醜化。正是今日惡搞文化的濫觴。
1927年魯迅到從廣州到廈門，最後定居上海，稱為後期十年。此時以文壇主將的身份，被化妝成進步青年的導師，自稱看了幾本科學的理論，明白了先前弄不清楚的東西，並說：“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維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實際受命於中共，一方面繼續詆毀傳統，更多的精力放在雜文上，將鬥爭文學發展到極致，先後寫了十六本雜文。向傳統開戰，向國民政府開戰。鼓吹蘇俄專制暴力文化，在所謂的論戰中發展和積累了爭鬥經驗。領導中共的文藝組織“左翼文藝家聯盟”，對宣傳蘇俄文學、扶植和發展中共左翼文化，立下汗馬功勞。
魯迅表面上不曾加入中共，卻一直被中共視為自己人，稱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魯迅鼓吹的專制文化，正是中共所需要的。毛的高度評價，使魯迅成了專制文化神，一些御用文人按照政治需要，塑造了後世人心中的一個形像完美的中國文化旗手。
而郭沫若，作為正牌的邪黨文人，一生榮耀，冠有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等一系列頭銜。但由於人格的低下，實際是文化流氓的代表。
先看看他的為人，郭沫若一生結過三次婚。原配夫人張瓊華系父母包辦婚姻，婚後5天郭便離家。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學，1916年結識日本佐藤富子，不久同居，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撇下安娜和5個孩子不辭而別。第三任妻子是被譽為“抗戰夫人”的於立群。他還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拋棄。於立群的姐姐於立忱，就是其中一個，被拋棄後自殺。
他一邊罵國民政府腐敗一邊跑去做官，罵過蔣介石，後專程向蔣懺悔，寫詩吹捧江青，歌頌文化大革命，沒多久又跳出來歡呼粉碎“四人幫”。他經常虛偽造作、裝腔作勢，帶著假面具表演，人品惡劣，是醜陋的政治投機者。
1955年他作為文化界的權威在胡風案中栽贓擴大，將一大批作家置於死地。1950年發表《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一文，號召“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祝賀外蒙古獨立。反右運動時期，郭沫若在1957年5月27日回答《光明日報》記者問“言者有罪還是無罪”時，他說：“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此次訪談以《撥開雲霧見青天》為題目發表，作為毛在反右運動期間“陽謀論”“引蛇出洞”等論調的辯護。
他的詩人光環來自於早期的詩集《女神》，但通篇充斥著狂妄和變態，妄想變作一條天狗，吞掉日月、吞下宇宙。宣洩著破壞傳統、毀滅宇宙的快意和瘋狂。在《匪徒頌》中熱情歌頌各類匪首，崇拜暴力。
1949年11月，寫《我向你高呼萬歲（為史達林壽辰所作）》一詩，來讚美殺人惡魔史達林。大躍進時期，郭沫若曾經發表眾多緊跟邪黨形勢的應景新詩。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鳥”、“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等惡劣的詞句，在《四害餘生四海逃》、《鋼，鐵定的一○七○萬噸！》、《向日葵》等詩作中，大量使用當時的標語口號。寫詩阿諛吹捧江青，寫《水調歌頭》歌頌文化大革命，但過了僅僅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他立即又賦一首《水調歌頭》歡呼粉碎“四人幫”。真是一個文化的敗類，開創了無恥文字的極致。
後來的戲劇創作，也是同類風格的延續。為迎合政治，甚至歪曲歷史，創作了大量翻案歷史劇。文革期間創作《李白與杜甫》，在書中揚李抑杜，為迎合毛而肆意歪曲歷史。
就是這樣一個跳樑小丑，爬上了當時中國的文化盟主地位。其實正是中共流氓本質的真實表現，在恐怖專制下，作為文人的榜樣被推崇和確立，犬儒文人和奴性文字，風行天下。形成當今無恥文人競生的局面。
茅盾，長期領導邪黨文藝工作，並親自創作大量作品，他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模式，實際代表並引領了第三類文學的發展，體現了邪黨文化的日趨成熟。表面上不象前類那麼張揚，文學作品更純粹。他們開拓各種文學樣式，提煉帶有民族特色的各類風格，精心錘鍊語言，從各個方面為邪黨歌功頌德。其危害更大，更具迷惑性。貌似客觀的純文學，提煉更純熟的白話文，實際上是邪黨文化成熟的標誌，並承擔了灌輸邪黨理念的更大任務，諸如《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李家莊的變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風雲初記》等等，以優美的筆觸，描寫大變革中的人和事，美化邪黨的殺人暴政歷史，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編織了人們心中邪黨的理想化形像，成為認識邪黨的強大障礙。成為反思中共時內心深處頑固的心結，甚至是邪黨最後的一層面紗。
被魯迅痛罵的胡適、梁實秋、林語堂，以及女作家謝冰瑩、張愛玲等，因不屬於中共文學範疇，而往往被排斥在大陸文學史之外。較為中性的聞一多、朱自清，後來卻變成了所謂的民主戰士。比如朱自清1947年以後也開始親近中共文藝，事實上死於胃病，卻因毛的一句“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救濟糧。”而成為了民主戰士。老舍一個創作豐富而較有特色的文人，偏偏不遠萬裡跑回大陸，滿腔熱情的為中共唱讚歌，炮製了大量的小說和話劇，最後自沉於太平湖，真是鬼迷心竅。而所謂的邊緣文學，1949年之後，便不能再生存。比如同是作家的沈從文，就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只好研究古代服飾去了。
當時無論依附於中共，還是游離於政治之外，不管如何的亂象叢生，各路文人如何的競相表演，骨子裡無一不是反叛傳統的。其實都是新文化運動所滋生衍變出的文化現象。是大歷史背景下，邪黨文化產生並成熟的配合過程。是在反叛了傳統之後，充實變異觀念的實際安排。其中也包括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摩”也就是魔嘛，泛濫的情感，放縱的人生，所謂的詩歌也只是其中的道具罷了。36歲死於飛機失事，當非偶然。
從中可見舊勢力安排的細膩和有序，正是經過這樣的異化過程，才走到了今日文化的墮落。今天的文化實際已經成為低俗惡劣的表演，是道德沒落後的魔性展現；在金錢和情慾的誘惑下，反過來帶動人走向道德的全面崩潰。現代文學實際是勃於傳統的附體文學，是原本就不屬於華夏文明的魔變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