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3月16日】
前往阿拉巴馬
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晚集體學法結束之後，我們一邊往停車場走一邊交流，忽然西人同修威敦醫生問我，用他的話說，能否幫他「一個大忙」。我估計他說的事多半跟講真相有關，果然不出所料。他解釋說：「我們準備在阿拉巴馬舉辦講真相的活動，舉行反對強摘器官的紀錄片放映會。亞特蘭大有位同修曾經在中國大陸遭受過迫害，他答應參加活動，但後來又說可能去不了。如果他去不成，希望你能去，講一下你被迫害的經歷。」「沒問題，我能去。」我當即答應。能有這樣的機會給世人講真相，當然不可輕易錯過。威敦接著告訴我活動的日期，還說：「只要他確定去不了，我就馬上告訴你。」
我們講真相的過程通常是這樣的：首先放映記錄短片《對法輪功的迫害》，使在場者對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有一個大致的但比較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然後威敦做演講，著重分析從多個方面尤其是中國大陸醫院網站及邪黨政權的官方網站獲取的信息與事實，進而得出結論——中共政權對法輪功修煉者活體強摘器官是不可置疑的事實，而且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系統進行；然後是我演講，告訴大家我在中國大陸遭受的迫害及曾經面臨的被活摘器官的危險；如果時間比較充裕，威敦會提出一些與活摘器官相關的重要問題給大家討論，然後讓他們發表自己的看法；最後，我和威敦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每次在場的學生們都聽的非常認真投入，接受真相沒有任何障礙。當講述我自己被迫害經歷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動容，有時甚至哽咽的厲害，難以平復，只得停頓一下調整自己。我發現在場的每個人都深受震撼與觸動，有人還不斷的抹眼淚。這些講真相活動的效果非常有力：看過紀錄片，聽過威敦的分析，再聽我作為一個迫害與群體滅絕罪惡的倖存者的親自講述，一個活生生的見證者的親身經歷，他們受到的觸動是很大的，因而自然而然的並且是明明白白的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他們提出的問題當中，有些體現出他們某方面的疑惑，而更多的直接反映出他們正義的態度，比如，「為了幫助制止這個（罪惡），我們能做什麼？」這問題本身就毋庸置疑的表明了他們的立場，他們在善於惡的較量中令人欣慰的選擇。
活動結束之後，他們多數會與我和威敦握手道謝，有人還與我真誠的擁抱，為我脫離險境而感到寬慰。其中兩個班的學生事後把他們表示謝意的話寫在了明信片上，通過那位老師轉給了我和威敦。他們的話語都特別真誠感人。威敦收到的一張明信片上，有一位男士寫道：「Roy，你為我們帶來了光明。威敦，你做的也不賴。」有一次威敦和我提到這個，笑著說：「我估計這是對我的一個考驗，要我去掉自我觀念和自負心理。」我一聽，也忍不住笑了，知道讓我聽到也不是偶然的，我要避免產生歡喜心。
這是講真相救人的一個很有效的途徑，其可靠、明顯的救人效果使我和威敦都很受鼓舞。只是這樣的機會並不經常有。有一次講完真相之後，在停車場威敦開玩笑說：「也許我們應該做巡迴演講。」我也希望能夠如此。
得知我有可能去阿拉巴馬，我想，看來是阿拉巴馬當地同修要舉辦這些活動，如果我能去，我所要做的就是把我被迫害的經歷講出來，為講真相救人的活動盡一份力。至於各方面細節，我也沒多問。我非常希望能參加這些活動，但是我也清楚，去或不去，最終是由師尊安排的，哪些世人由誰來救度，都是有定數的，沒有偶然的事情。我有多救人的願望，但也要順其自然。
接下來下一週的集體學法之後，威敦說亞特蘭大的同修還是沒有最後確認是否能去阿拉巴馬。他看起來有些迷惑不解，因為他認為你只有首先確定能做到的時候才能答應別人，而答應之後不能食言或舉棋不定。他說David Matas（大衛﹒麥塔斯）也要去阿拉巴馬，而麥塔斯一旦答應了什麼事情，從不食言。我知道這是西方主流社會中人們的共識與慣例。這對我來說倒也是一個提醒：不能輕率答應做事，更不可輕易食言。當然，也許亞特蘭大的同修遇到了意外的變故或干擾，可能他沒能跟威敦說清楚。
當時沒有任何想法，但是隱隱約約的感到好像師尊要安排我和威敦去阿拉巴馬。果然，幾天後威敦告訴我：「亞特蘭大同修去不成了。我會儘量幫你買到機票。」十月二十三日集體學法之後，我發現威敦最終在他要乘坐的班機上為我訂好了票。看起來是費了些功夫。當時離啟程只有一天的時間了。我知道通常訂票時間距離啟程時間越近，票價越高，但不清楚當時我的機票費高到了什麼成度。
我想看看我能當時還是以後付給他機票費，便問他機票費是多少。他說：「我的是幾百（美元）。」看起來他不很情願說我的機票費是多少。我立刻估計到不便宜，至少不止幾百美元，於是問我的是多少。「一千（美元）。」他用很輕的聲音說。我忍不住有點驚訝。這的確不是很少的一點錢，而且幾乎相當於我一整年的飲食開支（由於新陳代謝明顯減緩，我吃的很少）。他解釋說：「是啊，我沒法早訂，不然會便宜很多。」我知道他為我買票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過我什麼時候能償還他。他很清楚我當時的經濟情況很困難，但他還是買了，因為他注重的是讓講真相的活動順利進行，在救人上有更好的效果，而不是我能不能償還他機票費。我補充說：「我相信這個值得。」我明白，他之所以花那麼多錢為我買機票，是因為他也相信值得。
初見凱爾
經達拉斯轉機之後，我們抵達阿拉巴馬的莫比爾市。威敦告訴我一個叫凱爾的年輕人（非修煉人）會到機場接我們。下了飛機向機場外走的時候，他告訴我，剛過去的七月份，他曾在華盛頓的一個反對活摘器官的集會上做過演講，當時凱爾就在聽眾當中。他們是在彼時彼地初次相遇的。集會之後，凱爾找到了他，說打算在阿拉巴馬他的大學舉辦類似的活動，反對中共強摘器官的罪惡。威敦很高興，當即答應配合，不過以為很可能像通常情況一樣，凱爾一時在興頭上，產生了這樣一個美好的願望，但回到學校，回到正常的生活學習慣例中以後，恐怕就把這事給忘掉了。但是沒想到，凱爾一回學校就開始著手此事了。他每周都和威敦聯繫，告訴他準備工作的最新進展。事情進行的很快，短短的時間之內，三場紀錄片放映會的準備工作就完成了。
威敦做了他這方面的工作，包括設計活動的海報、傳單，邀請大衛﹒麥塔斯，聯繫亞特蘭大大法學會，然後又把我加入進來，給凱爾提供建議，以及其它一些事情。他還特意在亞特蘭大找到一位年輕的西人同修跟凱爾聯繫，給他進一步講了真相。而阿拉巴馬那邊的工作，全是凱爾獨自完成的，包括申請三個場地，活動推廣，申請贊助為放映會的觀眾購買外賣食品、飲料，還有其它的一些細節。聽到這些，我深受震撼：一個非修煉者，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竟然能夠做的這麼了不起，真是可敬可佩！稍後我得知他當時才二十一歲。還沒見面的時候，我就已經對他心存敬意與好奇了。
走出機場，我看到一個年輕人站在出口外的一側，身邊停著一輛吉普車，他就是凱爾。他不是一下子就會給人留下特別印象的那種人，而是看上去很得體卻又比較典型的來自主流社會的美國年輕人：有活力，善良，單純。
在柔和的陣雨中，凱爾一邊開車帶著我和威敦在南阿拉巴馬大學校園和春山學院校園裡轉，一邊給我倆講解一些情況，為的是讓我倆對舉辦放映會的兩處校園稍微熟悉一下。同時，我們也聊一些其他的事情，畢竟剛湊到一塊兒，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內容。我得知他正在讀大學四年級，準備畢業後讀社會醫學專業。轉完後，他帶我倆去了校園裡的一家咖啡店，討論確定了與放映會有關的一些細節。然後我們又去了春山學院的兩個將要使用的場地，檢查了多媒體設備，確認可以正常工作，而且整個場地也都準備就緒。之後凱爾把我和威敦送到了賓館。
整個過程中，我發現凱爾對自己和我們整體所要做的事情心裡非常有數。他給我留下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印象：認真負責，理智理性，準備充份，處事很有條理，注重必要的細節。總體上說，他的做派既智慧又低調，使我很難相信這是一個生活在被魔嚴重敗壞了的現代社會的二十一歲年輕人。畢竟，現在世界上很多年輕人被變異潮流帶動的厲害，思維、言談、舉止已經不夠理性了，更談不上如此智慧與低調。剛見面不久，我就看的出來，這個年輕人的確與眾不同。
首次放映會
首次免費紀錄片放映會主題為「活摘」，是當天晚上（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春山學院的勒布朗克會議室舉行的，六點半開始。放映會之前，我們做了簡單的布置，不一會兒就開始有觀眾到場，多數是學生，也有幾位教師。為觀眾準備的外賣食品飲料也到了。凱爾從一個學術俱樂部申請到了八百美元為這三次活動的觀眾購買食品和飲料。我看到有五六個學生幫著擺放椅子及食品、飲料，原來他們是凱爾的同窗好友。布置好之後，我們簡單的聊了一會兒。他們外表差別很大，性格也明顯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友好，熱情，真誠，願與他人溝通。
首先放映了記錄片《活摘》。然後是威敦演講，他還是像往常一樣用幻燈片作為演講的主要工具。幾乎每次演講他都要對幻燈片的內容做一些調整，這次跟以往相比也是有所不同，不過大的內容框架是不變的：用確鑿的事實和數據證明邪黨政權對法輪功修煉者活體摘取器官的罪惡從迫害開始之後就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進行。
接下來就是我的演講。演講之前我還曾經想過，我講述自己經歷的時候會是一種什麼狀態？我甚至有這樣一個顧慮：自己的經歷對公眾講過那麼多次了，是不是感受就不會那麼強烈了？如果連我自己都表現平淡，缺乏情感投入，怎麼能期待聽眾受到震撼，產生共鳴，進而鞏固他們在善與正義的一邊選擇呢？當天我注意到自己有過這麼一點點疑慮。但演講開始之後，我的感受卻與白天的疑慮天壤之別。演講一開始，剛講過幾句話，那種強烈的感受意外的湧來，使我哽咽起來，不得不停頓一下，才能繼續講下去。在演講過程中，我發現他們都面露悲傷的看著我，有的在擦眼淚。在場的每個人都受到震撼與觸動。因為紀錄片長約一小時，所以我演講的時間不能很長，但是基本上把想說的話都說了出來。
演講結束之後，我和威敦解答了一些問題。最後離場之前，他們大都走上前來向我握手道謝。一位年輕女士說：「我知道，即使在這兒公開的講你的經歷，對你來說都可能意味著潛在的危險。你很勇敢，非常感謝！」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說，在這裡公開揭露迫害可能會招來邪黨特務的注意。過了一會兒，一位大塊頭男士走上前來，伸出大手，爽快的說：「非常好，非常震撼！我一定得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向你表示感謝。」說著便把我緊緊的抱住，然後再次真誠的握手道別。有幾位留下來，跟我和威敦就迫害與揭露迫害交流了一會兒。他們的反應對我是很大的鼓舞，因為這明確無誤的表明：他們了解了真相，得救了。
初見大衛﹒麥塔斯
去阿拉巴馬之前，威敦告訴我他邀請了大衛﹒麥塔斯（因很多同修對他的中文譯名已經很熟悉了，所以在下文中不用他的英文原名）參加我們的活動。麥塔斯先生要從他加拿大的家鄉乘坐飛機，遠道而來飛到阿拉巴馬的莫比爾市，按照航班時間，預計在當晚大約十點鐘到達。九點左右放映會結束後，我們三個吃了點晚餐便去機場接麥塔斯。
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麥塔斯本人，不過在一些揭露邪黨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紀錄片上看到過他演講或接受採訪的片段，所以對他並不陌生。走進機場，我遠遠的看到麥塔斯先生站在一個出口內，專注的看著外面，靜靜的等著我們，左手提著文件包，行李箱放在右邊。除去通過視頻對他的了解之外，威敦還多次跟我提起過他，說他頭腦機敏，目光敏銳，善於分析，極為理性、客觀並嚴格，用威敦的話說，「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同時這位老先生又特別有意思。因此，見面之後發現他簡單且直奔主題的言談舉止風格之後，我絲毫沒有意外之感。
麥塔斯已經是七十五歲左右的人了，早上六點從加拿大登機，中途轉過兩次機，前後用了大約十六個小時，風塵僕僕的夜裡十點趕到阿拉巴馬的莫比爾，卻不顯疲憊，反而精力充沛。他告訴我們，一年當中，大概60%的時間他都是這樣飛來飛去的，在全球各地參加會議、集會、活動，這次結束阿拉巴馬之行以後，下一站是日內瓦。後來威敦告訴我，邀請麥塔斯很簡單，給他打電話，大概介紹了一下活動的情況，然後就聽麥塔斯回應道：「這活動很好，我去。」
很顯然，作為一個從事律師職業那麼多年的世界知名人權律師，他是很健談的。即使閒聊的時候，言談方式也透露出明顯的職業特點，而且一旦話匣子打開，一般是不會停下來的。他語速比較快，因此語調略顯平直，在短時間內提供儘可能多的信息。而他這種談話方式是讓威敦感到他特別有意思的一個原因。威敦和他已經見面併合作過很多次了，所以對他很了解，並打趣說麥塔斯是一位「古人」。見面之後，我也確有同感。在這個被魔炮製的現代變異潮流充斥和敗壞了的社會裡，他的確像是一個從過去時代穿越而來的人，而那個時代是更傳統更正統的。每次提起麥塔斯，威敦都會忍不住樂，因為他覺的麥塔斯很逗人。接到麥塔斯之後，威敦變的特別開心、活躍，在去賓館的路上，他不停的問麥塔斯各種問題，麥塔斯也一刻都沒閒下來。威敦一邊聽麥塔斯說一邊和他互動，有時候還轉向我，咧著嘴笑，像是一個調皮的少年，好像在說：「你看，我說他很有意思吧？」我發現麥塔斯記憶力極好，談話間都能說出三十幾年前處理過的案子的細節。
有時他的確顯露出很好的幽默感。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曾經有一個記者在採訪中問他：「麥塔斯先生，您認為您會在歷史上擁有一席之地嗎？」他回應道：「嗯，你是希望我吹牛還是謙虛？」聽了他的話，我們開懷大笑。
第二次放映會
這一次是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前後在南阿拉巴馬大學的一個階梯教室裡進行的。看到人數遠不如預期的多，至少不如昨天晚上人多，我察覺到自己有點失望。看的出來這次到場的全是學生。活動開始前，其中一個男生和我聊了一會，告訴我說，很多學生來不了，因為他們要上課，不過有些翹課到這兒來了。我為那些想來卻不能來的學生感到惋惜，不過我想我應該把這個放下，因為凡事自有安排和因由，把該做好的盡力做好，其餘則隨其自然。該救的人自會有得救的機會。
因為活動時間是在中午前後，時間比較短一些，所以沒有放映紀錄片。因此，嚴格的說，這就不算是紀錄片放映會了。威敦首先做了演講；然後是大衛﹒麥塔斯演講，他主要是從醫藥倫理的角度上討論強摘器官的罪惡性質。當我開始演講的時候，那種情感衝擊竟然比頭天晚上第一次演講時還強烈，多半時間中我說話的聲音都處於哽咽擠壓的狀態，難以恢復常態，有幾次不得不停頓下來深吸一口氣，調整一下。我覺的應該把狀態控制的更好一些，而事後威敦卻說我當時把控的很好，他總是以一種很自然的方式對我的演講做出積極評價。我們三個人的演講使在場的每個人都受到了觸動，整體結果也非常好。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