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大同」

《正見週刊》第843期，《五行與中華歷史》一文中講道：中華歷史的三皇五帝時代，為神本時代；神本時代的顯著特徵為五行相生、人神同在，而一場大洪水終結了神本時代，五行相剋了。

這篇文章給人以很大的啟發，因為孔子所說的「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正是堯舜以上的、大洪水之前的世代。《禮記》第九篇〈禮運〉中記載，孔子曾喟然而嘆道：「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感嘆自己未能看到堯舜以上，「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為己」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禮義以為紀」的小康之治。〈禮運〉大約成篇於戰國時期，人們對人神同在的神本時代，也許缺乏切身體會，所以只能留下簡短的記載。但畢竟，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志向，彰顯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與使命感。

到民國時期，人們多從儒家義理角度理解「大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意思是說，不用學習而自會的，是天然的良能；不用思慮而自知的，是天然的良知。「孩」古文「咳」，小兒笑也。「提」，持抱也。沒有一個孩提之童不愛他的父母，等到年紀稍大些，沒有不敬他的兄長。朱熹曰：「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這沒有別的原因，全世界的人都具有仁義善良的本性。所以孟子言仁義不假外求，親親敬長，皆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正是從「人性本善」的角度理解「大同」。

儒家的「為學」，不同於現代人的知識之學，而是探討成為聖賢的「德性之學」。濂溪先生（周敦頤）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聖人希翼效法天道，賢人希翼成為聖人，士人希翼成為賢人。《黃帝內經》中也記載，在神本時代，賢人、聖人之上，還有智人、神人；神人和智人，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光。儒家並非始於孔子，孔子乃儒家之集大成者。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論語集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謂真誠地盡己之仁；推己，謂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終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顥）也說，君子要做的只有兩件事，一為修己之德，以合於天德；一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敗壞時，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故習，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謂「『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余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既修己，又善群。由「為己」推及到「為他」，推及到「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甚至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或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的道理，在於彰明自己所本有的靈明德性，使其不被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從而復歸於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舊染之污而自新；並且「擇善固執」，德性厚重不遷，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大學》由修己明明德的「獨善己身」者，推及到親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因「人皆可以為堯舜。」體現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對神本時代大同之世的嚮往。

在民國時期，有研究《易經》的學者，從《易經》「大有」卦與「同人」卦的角度理解「大同」。同人（離下乾上），與人相和同，不與人爭的意思，由離、乾兩卦組成。離為火，為明；乾為天，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應乎剛健、無私之天德。引申為君子內懷文明之德，明理無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則能燭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所以能全盡大同之道。大有（乾下離上），盛大豐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為朗朗青天，離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處既高，其明遠照。引申為君子行事剛健而文明，於惡則遏之使復歸於善，於善則揚之使能止於至善，從而「順天休命」。

在與《易經》密切相關的預言文化中，也不難看到人們對「復歸於大同」的期盼。比如，《馬前課》第十三課曰：「賢不遺野 天下一家 無名無德 光耀中華」。《推背圖》第五十九象，讖曰：「無城無府 無爾無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頌曰：「一人為大世界福 手執籤筒拔去竹 紅黃黑白不分明 東西南北盡和睦」。一些批註本注釋為「大道興」、「聖人傳法」、「天下大同」。當然大法修煉者知道，這大概是法正人間以後的事，所以不必多言。清代康有為亦作《大同書》，譚嗣同亦講康有為的「大同之教」。康有為為什麼作《大同書》呢？《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也。）「孔子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康有為蓋以此聖人自居」，作《大同書》，以「發揮大同之新教」。既然康有為是為了「兼濟天下」，所以也勿需多言。

綜上所述，傳統大同之世，處於五行相生、人神同在的神本時代。神本時代終結之後，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人們也是從「人性本善」的義理角度去理解「大同」；雖未能達至「大同之真義」，而心靈深處實嚮往之。但是，由於中共邪黨對傳統文化的系統破壞，人們誤將「天下大同」等同於，以唯物論、無神論為基礎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產主義社會。誠如《解體黨文化》一書所言：「在黨文化中一些看似簡單的觀念、語言和行為方式背後都有各種謊言、邏輯陷阱、似是而非的價值標準等因素的支撐。」「因此徹底破除黨文化，需要系統的論述、剖析和反思。」《解體黨文化》一書正是在幫助人們，在面對中共邪黨各種黨文化現象時，如何去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從而能夠「回歸正常思維，真正做自己心靈和思想的主人。」

注釋：
[1]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九一。
[2]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八七。註譯者認為孟子此章「正是闡發大同之精義」。
[3]朱高正：《近思録通解·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頁五六。
[4]宋天正，楊亮功：《大學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
[5]馬叔禮：《壯哉三國——孫中山思想百年史觀》（新北：西北國際，二〇一六），〈自序〉，頁一七。先生認為：「大同一辭，是源自易經：天火同人卦與火天大有卦，兩卦是序、綜、內外關係。」但限於篇幅，只能點到為止。先生也認為：「人心最大之同，是以禮樂教化運轉而成的，是謂『禮運大同』。」
[6]朱高正：《易傳通解·中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四），頁三一二。對兩卦的解讀均參考本書。
[7]陳曦，文征：《推背圖歸序全解修訂版》（新北：博大國際，二〇一六），頁四一九、五〇四。
[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五），頁八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