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3月11日】
公元前228年，也就是距今2200多年前，在燕國的易水河邊（今河北省西部的易縣），中國歷史上極為悲壯的「荊軻刺秦」的序幕正式拉開。「好讀書擊劍」的衛人荊軻作為正使，「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的燕國勇士秦舞陽作為副使，攜帶著秦國千金懸賞的叛將樊於期的人頭和燕督亢地圖，就要上路了。在地圖卷中藏有具「天下之利」的徐夫人匕首，且「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也就是帶有劇毒的意思。由此形成了「圖窮匕見（xiàn）」這句成語。
燕太子丹率眾為荊軻送行，「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史記·刺客列傳》）」
這一幕慷慨悲壯，也是一直為後世所稱道的燕趙「慷慨悲歌」之風的絕妙展現。送別的人和別去的人，都知道此行有去無回，白衣白帽分明是在表達永別之意。荊軻登車離去了，再也沒有回頭。遺憾的是，秦舞陽並不是荊軻所屬意的幫手，而他所等待的朋友尚未抵達燕都。荊軻唱的這首《渡易水歌》雖只有兩句，前句通過描寫秋風蕭颯，易水寒冽，渲染了蒼涼悲壯的肅殺氣象；後句則烘托表現了荊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往而不返者」的大義凜然、義無反顧的堅定意志和獻身精神。短短的兩句歌辭也因荊軻而垂於千古，寄託著千百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的悲壯情懷和蒼涼之感。
公元前227年，荊軻抵達秦國，秦王安排了九位司儀迎賓的隆重儀式，在咸陽宮接待燕國使者。走到宮殿前台階下時，「秦舞陽色變振恐」，於是荊軻從他手中接過地圖獨自上殿，打開地圖呈獻給秦王，「圖窮而匕首見」，荊軻趁勢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起匕首直接刺向秦王，但沒有刺中。秦王大驚，後退跳起，衣袖被荊軻扯斷。一番周折後被秦王拔劍擊中，「於是左右既前殺軻」。
後人對司馬遷《史記》中這段文字給出了這樣的解讀：荊軻知自己劍術不精，所以才要等遠處的幫手，「其人居遠未來……太子遲之，疑其改悔」，「荊軻怒，……遂發」。也就是說，荊軻理想的幫手未到，太子丹催促，才不得不出發的。太史公春秋筆法的文中已有伏筆：「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意思是說，論劍時荊軻被蓋聶瞪了一眼，然後就離開了。說明在戰國末年有名的劍客面前，荊軻在劍術方面沒有足夠的自信。再加上秦舞陽由於膽怯未能上殿，若是有個幫手，會是另外一種結果嗎？
中國歷史上對荊軻的評價較多的集中在俠義英雄和匹夫刺客兩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荊軻被認為是正面的俠義英雄、千古壯士。
從晉代陶淵明的五言詩《詠荊軻》中可以看出是以極大的熱情讚頌了荊軻刺秦王的取義壯舉，全詩激越悲壯、豪放有力，在以平淡著稱的「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的陶詩中別具一格、十分罕見。特別是詩的最後兩句，凸顯出詩人對奇功未成的無限惋惜之情：「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凌厲越萬裡，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意思是說，其人雖然已逝去千年，但是他的那種俠義精神依然長存於世。
在太史公筆下對荊軻也作出了正面的評價：「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大意是說，從曹沫一直到荊軻這五個人，他們的俠義之舉有的成功了，有的沒成功，但他們都明確地立下志向，並且始終沒有違背自己的志向，得以流芳百世，皆非虛妄！
第二種觀點，荊軻被視為螳臂當車的匹夫、愚勇之輩。
唐代柳宗元亦寫有《詠荊軻》五言詩一首，然而抒發的感慨卻與陶淵明同題異趣：「……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 ……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征無且。」
柳詩巧借曹沫 「執匕首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的典故，諷示了荊軻這一行為「勇且愚」，原指望消除災禍，反而觸動了災禍的開關，惹怒秦皇攻打燕國，燕王不得不斬下太子丹頭顱討好秦國也無濟於事，加速了滅國之禍。
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秦紀二》中說：「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這裡把荊軻刺秦說成是「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可見那是多麼低的負面評價。還有宋代蘇洵在《六國論》也表述了同樣的看法：「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
關於荊軻刺秦的歷史評價，漢晉時期，距離秦朝覆滅的時間較近，以正面評價為主，是否與對秦始皇武力征戰統一六國感情上還難以接受有關，故而刺秦被視為是反抗的俠義之舉？而到了唐宋時期，年代已經久遠，人們已經經歷了多次的朝代興亡更替，感受到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加上進入到文化發展的巔峰時期，普遍重文的社會環境下，已經沒有俠客的生存土壤，所以對荊軻的評價逐漸轉向負面。
然而，歷史人物的功過評價也不是以人的情感或人心的好惡為評價的衡量尺度的，蘇軾的一首五言詩《和陶詠荊軻》展現了另一種視角和評價層面：「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㑹有時，徐觀可安行。……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竒士，惜哉亦虛名。……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
這首詩中引用了幾個典故：其一，「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一句指秦始皇本是呂不韋的兒子，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記述了子楚索要呂不韋姬妾趙姬的過程， 「姬自匿有身」。「馬後牛」是指東晉時有一個 「牛繼馬後」的讖語，所以司馬懿深忌大將牛金，「以毒酒鴆殺其將牛金，而㳟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施注蘇詩》（卷四十一）），即司馬睿。其二， 「天欲厚其毒」一句出自《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 其三，「亡秦只三戶」這句化用自《史記·項羽本紀》中的名句：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由此可見，蘇軾這首詩大體意思是說，歷史的發展自有其定數，秦始皇能夠繼位，完成統一大業以及秦朝速亡也都是天意，「天欲令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增廣賢文》）」先讓其造業如丘陵和小山崗一樣高而後降罰。當局者事先可能不知道最後會是哪一種結果，也沒必要與其爭，最好是修德以待，假以時日，靜觀其變。楚國三個氏族就能亡秦，而當時燕國尚有數十城，又何必如此設謀弄險呢？
那麼，荊軻刺秦是否是正義之舉呢？司馬遷在《史記》中將遊俠與刺客分列， 遊俠指那些具有武勇之力，而未能及時獲得重用的人物。刺客原來就是遊俠，多依附在豪門權貴門下為人所蓄養，而亟待能有一朝之用。司馬遷顯然特彆強調「恩義以結之」，因此「士為知己者死」、「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也成了刺客的信條。然而這種俠義，乃是基於以私人關係為準則的個人恩德或個人的主觀判斷行事。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序》中引用韓非子的論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意思是刺殺的行為雖然行事果敢無畏，但方式並不符合正義。
歷史上，秦國通過武力征戰統一了六國，是否屬於正義或非正義呢？羅貫中所著的《三國演義》第一回正文中說：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朝代更迭，分分合合，哪一朝當興，哪一朝當滅，原本是上天有序的安排。姜子牙留給後世的《乾坤萬年歌 》預言中也說，周朝天下將被呂姓之人所建立的秦朝取代，並且會在二十年內滅亡：「而今天下一統周，禮樂文章八百秋。串去中直傳天下（註：呂），卻是春禾換日頭（註：秦）。天下由來不固久，二十年間不能守。」
孔子在《論語·季氏》中講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云：「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 所以說，未奉周天子詔命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因為是否正義是按照傳統價值仁、義、禮、智、信和中庸來衡量和判斷，並非以是否順應「天下大勢」的成功與否來背書，這是因為勝利者是歷史劇的劇本中設計好的，憑藉武力兵爭天下雖符合了世間的反理，與此同時又種下了滅亡的因果。正如賈誼在《過秦論》的精闢論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這裡所說的「仁義」就是仁愛和正義。
在現今社會中的某些場景下，正義被當成一個具有立場和政治性的政治正確符號，或轉義為在利益得失中追求公平、公正的價值評判概念。而且一旦占據了政治正確的制高點，便可以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無所不用其極。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 仁是義的內核，義則是仁的顯發。子曰：「義者，宜也，（《禮記·中庸》）」意思是處事合乎情理，大中至正，無過無不及。所以說，仁愛之心才是正義的端始，正義是適宜之中的行為倫理準則，而非政治正確式的極端行事的抓手。只有普世價值才是正義的核心蘊涵和衡量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