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4年12月04日】
《九評共產黨》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一文，揭露了共產黨超越了一切底線的邪惡，其一切都是反宇宙理的：逆天叛道，善惡顛倒，幾代中國人在其歪理邪說的薰染下，扭曲了天性，背離了天理，在無知中助紂為虐，同時在無盡的苦難中償還其造下的罪業。
宇宙之理即天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無處不在，季節更替，春播秋收是大自然表現的理，而天理在人中則表現得更複雜，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數」,等等。上個世紀的蘇聯及東歐的共產黨一夜之間解體，並沒有 「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或政權被顛覆，何故？就是因為萬事萬物皆有定數，而天理卻是永遠不可違的：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不管歷史被顛覆時暫時出現什麼怪象或異象，最終一切是受天理的制約，違者最終遭到天遣。
中共當初發動暴力革命時，主要是利用了一些社會上的地痞流氓，並用消滅有產階級、瓜分他人財產等伎倆，煽動人性中惡的一面：好逸惡勞、貪慾、嫉妒等在暴力運動中發酵，用暴力與洗腦灌輸摧毀古老的傳統價值觀，但是這種明目張胆的違背天理的行為是否最終達到了目地呢？讓我從一個家庭的歷史說起。
我小學畢業那一年，即70年代的初期，有一天父母極鄭重的對我說有事要相告，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父母以如此「平等」的身份說話，晚飯後門窗緊閉，確保四周無人偷聽後，他們開始用壓低了嗓門的聲音說：你爺爺是「惡霸地主」，是被共產黨槍斃了的，你外公是「反動的資本家」，「三反五反」時畏罪自殺，你的爸爸、媽媽叫「血仇子弟」，但你千萬別背包袱，要聽黨的話，小心做人，你的前途靠自己了，最好有點真本事為人民服務……其餘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只覺得頭暈目眩，在家庭出身決定一個人的一切的時代，這些太可怕了，我家竟然還有「黃世仁」，怪不得家裡從來不准出現「爺爺」、「外公」這樣的詞，我的「前途」完了，那年我剛好１０歲！
過了幾年，已是「文革」後期，我的家裡突然出現了一些親戚，他們是父親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們，我更困惑了，天哪，那個「惡霸地主」還有兩個老婆？我自己一天比一天惶恐，擔心自己的前途，小小年紀竟然常常夜不能寐。然而峰?路轉，我高中還未畢業時，中國即恢復了高考，我很幸運的考上了大學，那是1979年，9月裡艷陽高照，去上大學報到的同一天，剛好我的祖母從農村遷到了城裡來和我們住一起。以後父親的那些弟妹們來我家更勤了，多半是來探望我的祖母，對她很敬重，這有點令我吃驚了，他們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呢？後來知道在過去我的祖母對他們都很照顧，疼愛關懷備至，漸漸我知道了「惡霸地主」爺爺的故事：
他是一名舊時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畢業後便回到家鄉重慶，繼承了祖輩的田產，爾後娶了第一個妻子。這位妻子出嫁時帶來了更多的良田與果園，使爺爺家更加殷實，但第一個妻子過了很久都沒有孩子，於是爺爺又娶了第二個妻子，即我的祖母。不久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親和一個小弟弟，接著第一個妻子也連續生下了五個孩子，這一家變得人丁興旺，共有七個孩子。
我爺爺為人慷慨，樂善好施，曾為鄉裡出錢修路，建小學，加之有文化，成為遠近受人尊敬的紳士。有一點令我跌破眼鏡的是地主並不意味著是惡霸，不存在中共宣傳的那種「黃世仁」式的僱傭關係。
爺爺有許多果林、良田，家裡自然會請一些僱工，所以家裡每天吃飯時至少有兩桌以上的人吃飯，其規矩是僱工、客人一視同仁與爺爺在桌上吃飯，小孩兒絕對不準上桌子。我爺爺為了鍛練孩子們，甚至將他們送到孤兒院，並規定不准探視或送東西去，以至於我父親在那裡得了重病，還是家裡工人偷偷把他弄回家才免於一死的。
有一年大旱，莊稼顆粒無收，租賃爺爺家田地的佃農找到我祖母，希望照顧一下他們，我爺爺知道後，二話沒說，一把就把租約扔進灶裡燒了，不僅如此，還奉送一些糧食給他們暫度難關。４９年初有兩個「地下黨」被國軍追殺，躲進了爺爺的深宅大院，我爺爺不僅保護了他們，還外出打聽風聲，直到安全後才讓他們離開，並且提供了一筆盤棵。儘管我爺爺是國民黨員，但救人於難從未含糊，那兩個 「地下黨」離開時千恩萬謝。４９年下半年，眼見國軍兵敗如山倒，國民黨的人勸其遠走台灣，我爺爺沒有聽，一是故土難離，再則對共產黨報有幻想，因為之前已有「地下黨」與他接觸，實施統戰，宣揚掛羊頭賣狗肉的「三民主義」什麼的。
果然共產黨的軍隊很快開來了，我爺爺作為有名望的鄉紳這時仍是共產黨的「座上賓」，大批的部隊人馬來到地方得有人提供衣食住行等，方可安營紮寨。如何得到這些必須的生活品得靠有實力、有聲望的爺爺這樣的人去籌集，我爺爺果然一馬當先，因為他心存幻想，同時被統戰時沒有少聽共產黨的「民主專政」等甜言蜜語。
漸漸軍隊取得了所需的一切，「土改」開始了，農會主席是鄉裡的一個出了名的懶漢，一個一無所有為人不恥的流氓，軍代表是一個長年光著身子只披一件渾身油污軍棉襖以證明自己革命資格的毫無人性的冷血。過去有求於我爺爺，現在一切到手後已是今非昔比。我爺爺聽到風聲，沒有逃，而是堂堂正正踏進農會找他們評理，據說當面拍桌子罵了他們，當然結果是槍決。
這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為激動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儘管我的「臭老九」父親對此從來未置一詞，可是我的叔叔、姑姑們為之終身自豪。也就從這裡，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爺爺的名字：王開育。
「土改」鬥爭大會結束了，接著就是執行槍決，我爺爺毫無懼色，仍是那樣威風，以至農會主席等倒是做賊心虛，微微發抖，我爺爺仍以老爺般的氣勢告訴那些受過他恩惠的人們：「給老子搬把椅子過來，老子要坐著」，「共產黨你這狗X的，過河拆橋，我王開育四十年後仍是一條好漢。」槍聲響起，年僅四十出頭，當晚「貧下中農」便占領了他的深宅大院，兩個大字不識的婦女與七個孩子當晚便一無所有了。我父親是最大的孩子年僅13歲，最小的不到1歲。但是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否則天理就不是天理了。
爺爺被槍決後，家便解體了，我的祖母那年三十歲不到，爺爺生前樂於助人，有不少朋友在城裡，這時一位市立醫院的院長的妻子生孩子需要請人幫助，我祖母便離開了已一無所有的鄉下，進了城。值得一提的是當祖母要進城時，農會主席不允，這時受過我祖母幫助的人們都站出來為她說話，我祖母雖然大字不識，但一生為人善良，克已奉獻，溫、良、恭、儉、讓的傳統體現其一生。我從沒有聽見她罵過一次人，也因為此，在最殘酷的年代，她沒有被掛牌子，被揪鬥，被遊街等。
祖母進城後，含辛茹苦，靠給別人做家務養活了我父親兩兄弟，爺爺的另一位妻子帶著五個孩子不久也去了城裡，但那些分了宅院與田地的「貧下中農」們，被共產黨的政策折騰得死去活來，幾年以後，「大饑荒」開始，村子裡的人有一半以上餓死，而我爺爺的後人們雖然過著悲慘的生活，但至少在城裡僥倖保留下了性命。
以後我父親還讀了大學，雖然生活坎坷，背負沉重的地主出身，但亦是「吃皇糧」領工資的工薪階層，我的祖母最終被從城市趕到鄉下，但是她沒有回到爺爺生前的那個鄉裡，而是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成都郊區的鄉下。在那個年頭，那片土地是當時蜀中最富饒肥沃的土地，在大部分四川農村農民難以果腹時，我祖母每年能有上千斤的糧食節餘下來，甚至餵豬養雞支援城裡的我們。
我父親因為是「臭老九」未敢再踏上爺爺的土地一次，而他的幾個弟妹們因為在城裡成了「工人階級」，大大方方地回去，那時能戴得起手錶的都是屬於農民們羨慕的階層了。1974年，爺爺的第一個妻子去世了，要在鄉裡安葬，貧下中農們爭先恐後來抬這個「地主婆」的棺材，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混上一頓飽飯，得到一點報酬。
在共產黨這個流氓關照下，貧下中農成了名副其實的貧下中農，一無所有，土地貧瘠，被層層黨的專政機構壓榨，哪兒還有往日與地主老爺同席吃肉的好日子呢？又有誰當了家作了主？但見他們一年四季辛苦勞作，到秋收時把所有的糧食交到了公社，反而還倒欠國家多少多少，吃的糧食稱為國家恩賜的「救濟糧」。他們見王老爺的孩子們回鄉，個個衣裳鮮亮，氣宇軒昂，不禁竊竊私語：「啥子新社會？媽的越共越慘，遠不如王開育在的時候呢？」「還真龍生龍，鳳生鳳」。
以後就更不能對比了，我的祖母但見兒孫成才，頤養天年70多歲以後才去世，生前台灣的弟弟、美國的妹妹都曾多次探望。這僅僅是中國人中最平凡的一個故事，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多了，也許不妨把自己身邊的發生的歷史解讀一下，就會發現，沒有一樣能逃得過「善惡有報」的天理，宇宙的理在均衡著人世間的一切，一個人的榮辱貴賤由其德來定的，強制的「平均」或不擇手段的攫取可以暫時得逞，不會長久，而後患卻是綿綿無盡。
共產黨中的始作俑者陶鑄在土改時叫著「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不知坑害了多少家庭，但結果怎樣呢？他女兒的《一封未發出的信》風靡了70年代末期的中國，我們看到了他在文革時的慘死遭遇，能說這其中沒有因果關係？陳毅當上海市長時每晚端一杯清茶悠閒地聽著匯報逼死多少資本家時，他沒有預料到「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同樣是生不如死，熬到了即將出頭的時候卻又因興奮過度而斃命。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共自己內部的無數次清洗，能說那不是天理下體現出的業力的輪報？所謂共產黨的目標從來都未真正實現過，其自己也明白這只是為了矇騙，但在那些傷天害理的過程中卻讓幾代中國人成為了犧牲品，而它也從來沒有真正逾越過天理，相反，它作為一股宇宙中的最邪惡勢力不斷被天理懲罰，被天理清算，不斷償還其欠下的一切，中共的滅亡天定了，指日可待，願被卷進的世人趕快清醒，揭露其罪惡，脫其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