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大臣論為君之道

心 緣 整理


【正見網2006年04月13日】

唐朝歷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第一篇《君道》中記述了唐太宗與大臣對為君之道的看法。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周圍侍從的大臣說:「作為國君,必須先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填塞肚子,肚子雖然飽了,人卻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須首先使自身行為端正。世界上從來沒有身子正而影子彎折,上邊治理好了下邊反而混亂的事情。我常常想:損傷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是由於各種不良的嗜好和慾望所造成的禍患。如果過度愛好佳肴美味,沉溺於歌舞美女,那麼所貪求的多了,所損傷的也就大了。這既有害於國家的治理,又侵擾了百姓。況且再說出一些違背事理的話,就會使萬民離心渙散,怨恨一旦產生,叛逆的事也就會出現。我每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嗜欲去追求享受。」

諫議大夫魏徵聽了唐太宗的話,應道:「古代聖德賢明的君王,都是能夠從切身情況出發,推己及物,所以能廣泛的體察民情,治理好國家。當初楚國禮聘賢士詹何,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要義,詹何卻以修身的方法應對。楚王又問他到底該如何治國時,詹何答道:『沒有聽說君王自身修養好了,而國家會動盪混亂的。』現在陛下的看法,同古人講的道理是一樣的。」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暗君?」魏徵回答說:「君王之所以明達,是因為能兼聽多方面的意見,把握多方面的情況;之所以昏聵,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上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先人留下一句教導:徵求意見可不能把樵夫忘掉)當初堯舜治理國家時,打開四方之門接納各方賢士,開通四方視聽來了解天下事情,所以能夠做到聖明的眼光無所不察,因此邪惡的共工和誤事的鯀之類的就不能蒙蔽視聽;那些言語中聽但行為不軌的人也無法混淆是非了。當初秦二世將自己隱在深宮中,摒棄隔離所有自己不親近的人而只相信趙高。等到天下叛亂,他還一點消息也不知道。梁朝武帝偏信朱異,結果侯景發動叛亂,打到京城,武帝竟然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當各地興兵舉事者攻破城池,他同樣一點也不知道。所以作為人君,一定要兼聽,要容納臣子的不同意見,這樣,親貴寵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蒙蔽君王,而下情也就能夠上達了。」唐太宗十分讚賞魏徵的這番言論。

貞觀十年,唐太宗問身邊的大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哪個更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天下動亂、時局昏暗的時期,群雄並起,競相爭奪。你只有攻破了他他才會投降,殲滅了他他才會服輸。所以草創更難。」魏徵則認為守成更難,因為「帝王興起的時期,必定相承於衰敗的世道。推翻黑暗的統治,一定會得到百姓真心的擁戴,四海之內的支持。有上天的使命又有百姓的擁護,草創並不是最難的。然而,等到取得天下,就會志得意滿而驕橫縱逸起來,百姓希望有喘息機會修養生息,但徭役不斷;百姓生計無著而君王對奢侈淫逸的追求卻不會收斂。國家的衰敗,就將從此開始。所以說,守成實在是不容易。」唐太宗說:「房玄齡早年跟從我安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知道草創的艱難。魏徵跟我治理天下,擔心出現驕逸的苗頭,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現在草創之難既然已經過去了,守成的艱難之處,我將與各位大臣謹慎行事。」

貞觀十一年,魏徵兩次上書唐太宗,談到了做君王的如何守成,一定要居安思危。 在諫書中,魏徵提出君王應該做到的「十思」,即:見到可以占有的東西時就想想該用「知足」來告誡自己;準備有所興建時就想想該用「知止」來安寧百姓;知道居高則危就想想應該保持謙和沖淡來自我約束;擔心過滿則溢就想想大江大海的接納百川;樂於遊獵就想想事不過三的明確限度;害怕鬆懈怠惰就想想慎於始而敬於終;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想應該虛心聽取臣下的建議;考慮到奸讒邪惡就想想端正自身來排除邪惡;恩澤所加就想想不能因個人所愛而任意亂賞;刑罰所及就想想不能因私人所恨而濫施懲罰。魏徵認為,如果君王可以做到這十個方面,發揚《尚書》中的九種德行,任用有能力的人,實行正確的意見,那麼,「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君臣將相安無事,就可以使天下達到至治的化境了。

唐太宗看了魏徵的兩次上書後,親筆寫了回信。在信中,唐太宗十分感謝魏徵的指正,並說:「將這兩封上書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當作警示。肯定可以期望收效於我的晚年。我不會讓『大臣們真好啊,一切政事都辦的有條有理』的頌歌,只傳唱於堯舜時代;我不會讓『君臣投合,如魚得水』的讚譽,不能再現當今。」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再次問大臣們:「守天下到底是難還是易呢?」侍中魏徵回答道:「太難了。」太宗說:「任用賢能,接受諫諍,就可以了。怎麼說很難呢?」魏徵說:「我看自古帝王,在憂危之中時,就能任賢受諫。等到安樂時,一定心懷懈怠,必定使進言的人惶恐懼怕。這樣一天天下去,以至於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是為了這一點。安定時能畏懼危亡,豈不是很難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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