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4月13日】
唐朝歷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第一篇《君道》中記述了唐太宗與大臣對為君之道的看法。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周圍侍從的大臣說：「作為國君，必須先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填塞肚子，肚子雖然飽了，人卻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須首先使自身行為端正。世界上從來沒有身子正而影子彎折，上邊治理好了下邊反而混亂的事情。我常常想：損傷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是由於各種不良的嗜好和慾望所造成的禍患。如果過度愛好佳肴美味，沉溺於歌舞美女，那麼所貪求的多了，所損傷的也就大了。這既有害於國家的治理，又侵擾了百姓。況且再說出一些違背事理的話，就會使萬民離心渙散，怨恨一旦產生，叛逆的事也就會出現。我每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嗜欲去追求享受。」
諫議大夫魏徵聽了唐太宗的話，應道：「古代聖德賢明的君王，都是能夠從切身情況出發，推己及物，所以能廣泛的體察民情，治理好國家。當初楚國禮聘賢士詹何，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要義，詹何卻以修身的方法應對。楚王又問他到底該如何治國時，詹何答道：『沒有聽說君王自身修養好了，而國家會動盪混亂的。』現在陛下的看法，同古人講的道理是一樣的。」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暗君？」魏徵回答說：「君王之所以明達，是因為能兼聽多方面的意見，把握多方面的情況；之所以昏聵，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上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先人留下一句教導：徵求意見可不能把樵夫忘掉）當初堯舜治理國家時，打開四方之門接納各方賢士，開通四方視聽來了解天下事情，所以能夠做到聖明的眼光無所不察，因此邪惡的共工和誤事的鯀之類的就不能蒙蔽視聽；那些言語中聽但行為不軌的人也無法混淆是非了。當初秦二世將自己隱在深宮中，摒棄隔離所有自己不親近的人而只相信趙高。等到天下叛亂，他還一點消息也不知道。梁朝武帝偏信朱異，結果侯景發動叛亂，打到京城，武帝竟然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當各地興兵舉事者攻破城池，他同樣一點也不知道。所以作為人君，一定要兼聽，要容納臣子的不同意見，這樣，親貴寵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蒙蔽君王，而下情也就能夠上達了。」唐太宗十分讚賞魏徵的這番言論。
貞觀十年，唐太宗問身邊的大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哪個更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天下動亂、時局昏暗的時期，群雄並起，競相爭奪。你只有攻破了他他才會投降，殲滅了他他才會服輸。所以草創更難。」魏徵則認為守成更難，因為「帝王興起的時期，必定相承於衰敗的世道。推翻黑暗的統治，一定會得到百姓真心的擁戴，四海之內的支持。有上天的使命又有百姓的擁護，草創並不是最難的。然而，等到取得天下，就會志得意滿而驕橫縱逸起來，百姓希望有喘息機會修養生息，但徭役不斷；百姓生計無著而君王對奢侈淫逸的追求卻不會收斂。國家的衰敗，就將從此開始。所以說，守成實在是不容易。」唐太宗說：「房玄齡早年跟從我安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知道草創的艱難。魏徵跟我治理天下，擔心出現驕逸的苗頭，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現在草創之難既然已經過去了，守成的艱難之處，我將與各位大臣謹慎行事。」
貞觀十一年，魏徵兩次上書唐太宗，談到了做君王的如何守成，一定要居安思危。 在諫書中，魏徵提出君王應該做到的「十思」，即：見到可以占有的東西時就想想該用「知足」來告誡自己；準備有所興建時就想想該用「知止」來安寧百姓；知道居高則危就想想應該保持謙和沖淡來自我約束；擔心過滿則溢就想想大江大海的接納百川；樂於遊獵就想想事不過三的明確限度；害怕鬆懈怠惰就想想慎於始而敬於終；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想應該虛心聽取臣下的建議；考慮到奸讒邪惡就想想端正自身來排除邪惡；恩澤所加就想想不能因個人所愛而任意亂賞；刑罰所及就想想不能因私人所恨而濫施懲罰。魏徵認為，如果君王可以做到這十個方面，發揚《尚書》中的九種德行，任用有能力的人，實行正確的意見，那麼，「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君臣將相安無事，就可以使天下達到至治的化境了。
唐太宗看了魏徵的兩次上書後，親筆寫了回信。在信中，唐太宗十分感謝魏徵的指正，並說：「將這兩封上書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當作警示。肯定可以期望收效於我的晚年。我不會讓『大臣們真好啊，一切政事都辦的有條有理』的頌歌，只傳唱於堯舜時代；我不會讓『君臣投合，如魚得水』的讚譽，不能再現當今。」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再次問大臣們：「守天下到底是難還是易呢？」侍中魏徵回答道：「太難了。」太宗說：「任用賢能，接受諫諍，就可以了。怎麼說很難呢？」魏徵說：「我看自古帝王，在憂危之中時，就能任賢受諫。等到安樂時，一定心懷懈怠，必定使進言的人惶恐懼怕。這樣一天天下去，以至於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是為了這一點。安定時能畏懼危亡，豈不是很難做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