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8年11月12日】
丁、演化歷程
初萌形像的探討，尚有跡可尋；演化歷程的追索，就無路可求了。這裡全憑著“常理”與“異文”的推斷。只能知其演化的概略，而無法像“初萌形像”指出其具體的文字來。茲分述如下：
就群眾心理而言：
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裡，在尚武、務實的北方社會意識形態下，忠孝而勇武的傑出女性，自然會使人們感到驚愕與意外，也自然會受到人們的仰慕與歌頌。這種仰慕與歌頌的最初形態，便是以口頭傳頌其故事。接著便有了表意的民歌。（只表達其簡單含意的民歌）假若對故事中的人物，其仰慕之心越切，則越要期望其能有一美滿的結果。這是一般的群眾心理，是極其自然的事。
木蘭的故事，既越來越受大眾的喜愛，（見“前言”）那麼原始的初萌形像的歌謠，自然不能滿足其群眾的心願。於是它自然就會受到那誇大、渲染的故事的影響，也隨著逐步的遞增，漸次的改變了。
由於這種關切的心意，於是人們要使她立功，要使她榮歸，要使她闔家團圓，而成為一幕人人心滿意足的大喜劇。當然這不可能是由“初萌形像”，一下子就變成今日的形貌。這中間，不知又經過幾番的演變。
就其他民歌的演化而言：
在這裡，我想再舉三首與木蘭辭約略同時而不受重視的民歌，看看它們的演化，亦可間接說明，那受人喜愛的木蘭辭，其演變之劇，乃是情理之常。並可探知民歌演化、遞增的方式。
企喻歌《古詩源》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鉅鉾。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企喻歌辭《樂府詩集》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牌子鐵裲襠，鉅鉾鸐尾條。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鉅鉾。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劉氏《中國文學發展史》所錄同《古詩源》，西諦《中國俗文學史》所收與《樂府詩集》同。
幽州馬客吟歌辭《古詩源》
快馬常苦瘦，剿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幽州馬客吟歌辭《樂府詩集》
快馬常苦瘦，剿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熒熒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生。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郎著紫袴褶，女著綠裌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黃花鬱金色，綠蛇御珠丹。辭謝床上女，還我十指環。
《中國俗文學史》所引者與《樂府詩集》略同。（少末四句，而又誤解為多首。）我們再看一看：
琅琊王歌辭《古詩源》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樑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疆；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琅琊王歌辭《樂府詩集》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樑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
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裲襠。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
渭水從壟來，浮游渭橋下。琅琊復琅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涼。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疆。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同一首歌謠，《古詩源》與《樂府詩集》能相差如此之懸殊，這是個頗值得探討的問題。《古詩源》的“例言”中曾說：“茲從陶唐氏起，南北朝止，探其源，不暇沿其流也。”又說：“書中徵引，宜錄全文；緣疏通大義，匪同箋注，凡經史子集，時從刪節，近於因陋就簡，識者諒諸。”又說：“此書援據典實，通達奧義。”
從這裡可知，《古詩源》在探求詩的原始形貌，以求其真。所錄，皆為所見之全文，且信而有據。由於其目的在於探源，縱然是文美而意富的，只要是晚出，必棄而不錄。而郭氏之書，在求“完美”。所取者，應為最新而又最“完美”的。所以沈氏雖參考郭氏之書，所錄必另有所本，其資料當然也必早於郭氏之書。從這一早一晚的資料中，我們發現了民歌的變化之大。以此而推木蘭辭，其一早一晚的面貌，差別當會更大。
又，《樂府詩集》“琅琊王歌辭”下引《古今樂錄》的話說：“琅琊王歌八曲，或雲‘陰涼’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這段文詞極為重要。這說明了在智匠記錄“琅琊王歌辭”的同時，一定還有他種歌詞。《古今樂錄》不在探源，所錄當然也是力求“完美”。今既知有更長者而弗錄，這可能是因為如果取之，則其字面不整、音律不合、或文意不順的緣故吧。
也是因為如此，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民歌的遞增，不一定是自“歌尾”下接，作有次序的延伸。而是也可以自中間插入，再作逐次的修改而成的。像這“盛冬”二句，必是在吟詠者意猶未足的情形下，為了表示自己的“能”，隨口加進兩句。所加的如果還好，（這好壞，應是隨當地人的知識程度而定。）必會受到親友、鄉人的讚揚而採用。等後來有人發現其不妥時，為了要表示自己比“前者”更“能”，於是絞盡腦汁，再增補數句，將它改順改通。民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逐漸遞增的。木蘭辭的演化，當亦如此。不過，這遞增的跡象，卻是無法追尋的。
就《樂府詩集》的異文而言：
《樂府詩集》上所列異文共九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只有兩處：
一是“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注云：“一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
二是“願馳千裡足”，注云：“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願借明駝千裡足。”
按：《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六僅云：“木蘭為明馳（駝）千裡腳。”無“願借”二字。此又不知何者為人所改。取材或較早於郭書的《古詩源》，此處亦作“願馳千裡足”。
在這裡可以看出，郭氏的時代（約為南宋初年），木蘭歌辭，一定有很多種。前人所詬病的“唐制”：“策勛十二轉”與“明駝”，在那時一定有的有，有的沒有。從異文中，我便發現了那沒有“唐制”歌詞的形貌：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願馳千裡足，送兒還故鄉。
這完全是一種原始民歌的風貌。看看那“歸來”“欲與”“不願”“願”“送兒”的字眼，這不正是“初通文墨”者的筆調？所以這六句應該是當時的多種歌詞之一。或者再更早的時期，木蘭辭曾經一度到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