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8月23日】
人類是怎樣產生的？當今所有的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人類是從猿進化來的。多年來，在人類起源的問題上，進化論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許多人也對此深信不疑。
進化論的發展過程十分有趣，不同於一般的科學理論模式：假說－－證實－－結論。相反，在進化論的問題上，是先下結論：「進化論是對的」，而後才想辦法證實。這種做法違背了科學精神，隨之而來的是兩個重要問題：一方面缺乏重要的中間環節證據；另一方面卻是相反證據層出不窮，怎麼辦？
持續時間一長，就形成了這樣的做法：使用雙重標準對待兩類證據：努力扶持支持進化論的證據，同時打擊、誹謗、排斥和壓制另類證據；在面臨兩種可能性的時候，有意忽略相反的可能性；在推導結論時，主觀上先確立一個模式，努力往進化模式上靠等等。
從歷史上看，曾經有相當數量的職業科學家接受了反對進化論的證據。但是，一個更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群體，使用更加嚴格的標準來衡量反對的證據，這就導致了這類證據最終被否定，而支持的證據則得以保留。這種在接受和否定證據時採用不同標準的做法形成了一個知識過濾器，它障礙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難於看清人類起源以及古代遺蹟的真實面目。讓我們來看看這種機制是怎樣運行的。
1859年，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不是神創造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從簡單到複雜進化來的。嚴格地說，進化論至今都只是一種假說，當年達爾文希望將來能發現確鑿的證據，可是禁得起檢驗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而且進化論的理論與事實也出入太大，論證模稜兩可，結論也無法重複。後來的學者是把進化論當作一種科學的信仰繼承下來的。也正是因為信仰，才把它當成真理介紹給學術界和公眾，這種新奇的假說很快形成了一個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們當成了真理。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上升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人類的「祖先」類人猿大概出現在三、四百萬年前，過程中不斷進化，直到10萬年前的南非，才出現了具有現代人解剖特徵的人類。而人類真正出現文明，也就是幾千年前的事，距離今天並沒有超過1萬年。
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考古專家卻接連不斷發掘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藝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遠，都大大超出了現代科學對人類歷史的認識。
現代科學雖然大大方便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但也完全架空並嚴重打擊了人類的道德。知識只是現代科學取信於人的手段，但不是其本質。現代科學並不承認自己窮盡了宇宙真理。
現代科學對新發生的事實和新產生的理論，有明確的選擇標準。凡是主張無神論的，就可以承認，根據理論進行實驗，實驗證實之後納入到科學體系。但是對於主張有神論的，則完全不接受，即使事實已經發生，也只是重複實驗看能否說明原來實驗方法或觀察錯誤，或者認為科學理論尚不能解釋，以後再行解釋。
無神論是現代科學的本質。
現代科學帶給人類的關於物質的知識，並不能改變人們對神的信仰。在進化論產生之前，人們了解關於物質的知識再多，也只會增加對神的信仰，日益驚異於神在創造世界時的偉大、精深。進化論產生後則不然。進化論認為，一切都不是神造的。人們一旦相信了進化論，就真正地不再相信神。
進化論統治學術界的過程，實際上涉及整個社會正在進行的知識過濾過程，它看上去無傷大雅，但實際上卻有著巨大的累積作用。它使用雙重標準處理證據，濾掉那些另類證據，保存需要的證據。最終的結果就是某類證據毫無道理的消失了。這種過濾已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了，今天還在繼續著。
在長達38億年的化石記錄中，最令人費解的是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指絕大多數動物門類在寒武紀就像爆炸一樣突然出現，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現了從單樣性到多樣性的飛躍。這從根本上動搖了達爾文進化論的中心論點：生物進化系由微小變異積累而成的假說。從進化論的分子基礎看，基因突變是進化論的主要進化依據。然而，根據統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突變都是不正常的、有害、有缺陷的，甚至是致命的。而且突變後的個體常常在自然環境中活不久，所以生物的突變只是少數，不是多數，突變是退化而不是進化。生物會有突變，然而不管如何突變，這些生物仍然是原來自己那一種屬，不會變成高一等的其它種屬生物。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的深入發展，用生物分子的序列差異可以推算進化的時間，比較分子的差異程度，可以確定進化關係。但是科學家發現，研究不同分子的序列會得出不同的進化譜系。如果進化是事實，必然存在一個有序的演化過程，可是分子生物學的深入研究卻表明不存在這樣的進化體系，完全是混亂的關係，那麼進化怎麼可能存在呢？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站出來反對進化論。美國Leigh大學教授Behe發表了《達爾文的黑箱》(Darwin's Black Box)一書。該書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進化論迄今為止也僅能被視為一個假說，決不是什麼終極的真理。相反，其地位已殛殛可危。紐西蘭分子遺傳學家Danton在其《進化：危殆的理論》中言明：進化論是20世紀生物界最大的謊言。
在此把進化論存在的問題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公諸於世，把理智思考的機會留給每一個人。
19世紀80年代，在義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從三、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在出喪時埋進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但是，他仔細檢查了這些重疊的地層後，發現這些地層之間層次分明，沒有被動過，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然後，進化論的支持者們又使用C14實驗鑑定Castenedolo骨骼，給它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不超過一千年。但實際上，C14實驗用於鑑定博物館的長期收藏品是很不可靠的。因為這些骨骼長期暴露在空氣中污染，使得C14實驗的骨骼鑑定結果異常的年輕。而且，提醒大家注意，在這裡，儘管地層的證據更有決斷權，地質學家Ragazzoni有關這一發現的原始地層報告卻沒有被提及。
對於這些，義大利科學家G. Sergi在1884年寫道：「由於某種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甚麼，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1921年，進化論支持者R. A. S. Macalister說：「一定有什麼地方錯了（指Castenedolo的發現）。如果它們真的屬於被發現的地層，那麼這也只是意味著一段驚人的長時間的進化停頓。不過，看上去更像是觀察結果有毛病。」他又進一步補充說：「接受Castenedolo骨骼的上新世年齡會帶來如此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決定接受還是否定它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們幾乎不需要猶豫。」這段表白生動的向我們說明了進行知識過濾的「必要性」。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許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鑑定後確認這是5500萬年前的人類遺蹟，而根據進化論那時根本不可能存在人，完全打破了進化論人類進化的體系。然而，這個驚人的發現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
莫爾的發現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萬年－250萬年的歷史了。還有一部分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地層以下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萬年－5500萬年之間。
莫爾的發現贏得了一些著名原石器評論家的支持，如Henri Breuil，他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石器工具權威之一。另一個支持者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奧斯本（Henry F. Osborn）。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後宣布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卻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種方法，通過觀察刃片角度來判斷工具是自然產物還是人造工具。根據這一方法，他把莫爾的原石器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然而，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與莫爾的原石器差不多，卻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研究石器的權威，如卡特（George F. Carter）,帕特森（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布賴恩（A. L. Bryan）等都對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提出了質疑。
20世紀50年代，路易絲・利基在南加利福尼亞的Calico發現了20萬年前的石器。然而，根據標準的觀點，人類僅僅是在約1.2萬年前才進駐這一新大陸的亞北極區域的。對此，主流科學家們紛紛發表「預言式」的聲明：在Calico發現的東西是自然產物，或者這些東西根本沒有20萬年的歷史。但是卻有充分的證據證明，Calico的發現的確是史前古器物。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奉命去鑑定。她用了兩種方法測定了鐵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距今25萬年。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科學界無法接受。一個歐洲學者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改成了人們願意接受的年代。而麥金泰爾，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卻從此失去了在相關領域裡工作的一切機會。
已故的考古學家阿曼塔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發現了一個史前動物的頜骨，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鑑定發現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權威們不做任何調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業也從此被扼殺。
這類故事還有不少。好像一些人總在維護著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經驗否定事實。少數人的權威言論，代替了公眾的思考。權威們造成的科學輿論，成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框框，公眾很難了解實際情況，只有無條件接受權威的觀點－－科學在這裡成了一種信仰。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學者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理論的困惑，永遠吸引著每一個探求真理的人。
進化論有三大經典證據：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髮育重演律，在近年來的研究中相繼瓦解。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沒有深糾，也是因為深糾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例如用比較解剖學來論證進化，形像地說就是：「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 這是典型的「循環論證」,這種邏輯錯誤的典型--循環論證毫無意義。
這種似是而非的「證明」貫穿於進化論所有的證據之中，學者都對此習以為常了，人云亦云，人們盲從地接受了它。當我們嚴格地分析起來，都會大吃一驚！即便不十分懂邏輯的人也能發現這種證明是在詭辯。
19世紀，德國的海克爾提出了重演律學說，認為高等生物胚胎髮育會重現該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實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說，這個假設就成了進化論的重要證據：如果進化存在，胚胎髮育的"重演現象"很像在反映進化的過程；因為有重演現象，進化就是存在的。這不但運用無意義的循環論證，而且掩蓋了最關鍵的一點：誰也不明白"重演現象"和進化有什麼關係，硬說成是因果關係。
其實，重演律是在生物學還很不發達的時候提出的假說，隨著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失去了理論依據。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學家古爾德也指出了該理論的致命缺陷，這些已是共識了。
現在，很多學者證明了重演律是一個觀察錯誤。德國人類胚胎學家布萊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書中，以詳盡的資料證明人的胎兒開始就都是人的結構，例如以前認為胎兒早期出現的象魚一樣的"鰓裂"，實際是胎兒臉上的皺褶，完全是人臉的結構，被硬說成"鰓裂"。胎兒在9毫米左右，身體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實沒有任何尾巴的結構特徵，那是一條中空的神經管，它發育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長，暫時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復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殘跡器官。
對罕見的畸形病：毛孩和長尾巴的小孩，進化論認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這麼推理，沒有大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繫在一起毫無道理。
如果進化存在，必然存在進化過程中物種之間的過渡類型，否則進化就是謬論。在邏輯上，過渡類型的化石也就成了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而事實上，這方面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用，達爾文等人猜想20世紀會找到明確的證據，也就是當時用"猜想"作了證據－－這又是極不嚴肅的。事實又是怎樣呢？直到現在，發掘出的化石不計其數，禁得起推敲和鑑定的證據還沒有一例。
曾經轟動一時的始祖鳥，曾被視為進化論的鐵證，6具「始祖鳥化石」的相繼問世，轟動了世界，因為它既具有爬行動物的特徵，又具有鳥類的特徵而被視為鳥類和爬行動物之間過渡物種的典範。後來鑑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堅決拒絕任何鑑定。最初的「發現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進化論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證據。
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布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曾經轟動一時。考古學家杜波瓦在嘉伯發現了一塊很象猿的頭蓋骨的骨片，在40英尺以外又發現了一塊大腿骨。他說，顯然這是屬於同一個生物的。這個生物象人一樣直立行走，又具有猿一樣的頭骨，這一定就是那個過渡環節。但後來證實這分別屬於一百萬年前一起生活在嘉伯的一個猿和一個人。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同樣被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南方古猿阿法種，和人無關。
拉瑪古猿被認為在從猿到人的進化中具有重要意義。它的下頜骨兼具人類與猩猩的特徵，牙床結構類似於人，不具有猩猩的門齒與犬齒，但上下頜的距離與頜骨的長度又近似於猩猩，這被視為是進化論的一個鐵證。然而後來在非洲發現的一種狒狒與拉瑪古猿具有相同的牙齒及面骨特徵，但卻被視作一種狒狒。由此可見，這個判據也是模稜兩可的。
假如進化存在，過渡類型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甚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甚麼單單漏掉了過渡類型呢？《審判達爾文》一書的作者詹森（Philip Johnson）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某種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和環境如何變化，也不變了。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爾德裡奇曾根據地質歷史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間斷平衡"假說，來說明過渡類型形成化石機率較小，但不能解釋為甚麼過渡類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該假說的進化機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絕對不可能的。
達爾文對自己理論的最終歸宿評價道：「如果可以證明任何複雜的器官不能通過無數的，持續的，微小的改變形成的話，我的理論將絕對失敗」。寒武紀生物大爆炸恰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反例。大約在五億三千萬年前，在短短的幾萬年內，幾乎現在所有生物的門同時出現在地球上。從海洋裡巨大的管狀蠕蟲，甲殼類到較為高級的脊索動物並存。如果進化確如達爾文所言由點滴的，漸進的方式進行，那麼數百萬年的時間無論如何也不足以完成這一歷程。在寒武紀之前，不僅多細胞生物化石非常稀少，而且在以埃迪卡拉動物群為代表的、迄今所發現的新元古代的各種化石中，尚無一種可以確認為已知動物門的祖先。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動物門類是在寒武紀突然出現的。現代達爾文主義者亦無法解釋，稱之為「謎中之謎」，事實上寒武紀生物大爆炸是進化論不可逾越的障礙。
在《物種起源》發表之際，達爾文曾說：「只有人類的進化，怎麼都不可能用我的進化論來說明」。的確，從進化論的觀點來看，人類的進化太快了。以人為例，進化論者認為，人類誕生的歷程為：南方古猿(200萬年前) ----原人(50萬年前) ---- 舊人(10萬年前)----新人(5萬年前) ---- 現代人類(5千年前)在這一過程中，人腦容量以爆炸般的速度增大。而現代人類產生後，進化又仿佛突然消失了，五千年來人的腦容量基本未變。再看腦細胞數量，現代類人猿為10億個，而現代人類約為140億個。單從數字上看是增大了14倍，但智力水平卻發生著跳躍性的變化，這些證據強烈地暗示：這個進化樹是不正確的。這些物種也許根本沒有任何親緣關係，而進化論者只是按時間順序把它們拼湊在一起而已。
六十年代以來，肯亞OLDUVAI峽谷和RUDOCF湖附近地區的考古發現，也給進化論提出了許多反例。1972年出土了一具類人動物的頭骨化石，編號為KNM-ER-1470，簡稱1470號人。按其分類特徵，它類似於現代人，屬於人屬，比南方古猿和直立猿人要進步得多，但它卻處於290萬年前。1470號人比進化論者所公認的人類始祖南方古猿早九十萬年，比直立猿人早二百萬年。這從根本上動搖了進化論的證據，成為古人類學中的一件懸案，至今沒有一個進化論者能夠歸屬1470號人在進化樹中的位置。
生命產生前在分子水平上的進化被稱為化學進化。完整意義上的進化論，不僅要回答生命產生後的生物進化過程，而且還要解決生命物質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即怎樣由簡單，無機的小分子進化到複雜，有機的大分子，進而產生生命體。但這個問題被進化論者們故意地迴避了。
《達爾文的黑箱》(Darwin'sBlackBox)一書的作者Behe教授，對數種有關進化分子生物學的學術期刊近十年來所發表的上千篇文章的研究表明，在這方面進行的工作是零。化學進化被迴避的原因很簡單，是因為進化論者根本無法回答。流行的觀點認為，原始地球擁有還原性大氣，含有氮，氫，硫化氫等成份，不含或含少量的氧。大氣放電經常發生，原始海洋中水溫較高，並有頻繁的地質活動，如地震，火山噴發等。基於這種觀點，1951年STANLEY MILLER進行了著名的「原始湯」實驗，他在一個燒瓶中模仿原始地球的環境，用氣體放電模擬雷電。實驗結束後，在產物中分離到了胺基酸，這個結果轟動了科學界。但更多的問題暴露後，樂觀主義漸漸消失了。我們僅舉兩例，說明他們的困境。
A.化學選擇性
所有生物大分子結構均表現為空間上的有序，蛋白質分子除了特定胺基酸的連接外，還能形成2-螺旋；BETA-摺疊等二級結構；結構域等三級結構；直至形成四級結構---亞基。雙鏈DNA分子由兩條單鏈組成，除單個核甘酸的連接與氫鍵作用外，還能形成雙螺旋和超螺旋，所有這些結構都與該大分子的功能緊密相聯。一旦這些結構遭到破壞，該大分子就會失活，所以生物體在合成生物大分子時表現出極高的精確性。
假設第一條具有生命功能的多肽鏈出現在原始海洋中，其序列為A，B，C...(A，B，C...代表天然的人體所需的二十種胺基酸)。其形成的必然條件是：
(1)A，B，C...等具有足夠的濃度，這樣A，B，C分子才有可能相遇而發生反應。
(2)從胺基酸形成多肽的反應是縮聚反應，每步反應會生成一分子水，從化學平衡的原理看，反應需要脫水劑，否則水將抑制該反應。
(3)假設A與B的結合是隨機的，而結合C時是選擇性的，按熱力學原理，這是一個熵減的反應，必須得有外界能量的輸入。如果以上三個條件全部成立，那麼C到底是由什麼因素決定而被選擇的呢？進化論者只能回答：絕對的隨機。但在自然環境中，上述三個條件決不可能同時滿足，這個隨機過程缺乏先決條件。另外，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進化論者的答案是不可能被證偽的，而且在經驗世界中是不可檢驗的。
Behe教授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舉了一個形像的例子，他認為，蛋白質絕對隨機，自然地產生，就如同一個人指望把熱水，雞蛋，麵粉，糖和可可粉隨機放在一起就能產生一個巧克力蛋糕一樣荒唐。
B.光學選擇性
生物世界是一個不對稱的世界，如果你注意觀察過你的手，你會發現左右手在空間上無法完全重合，但左手和右手的鏡像卻能重合。在化學中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手性」，幾乎所有的生物大分子都是手性的。比如，組成人體的糖類一般是右旋的，而構成蛋白質的胺基酸都是左旋的。而左旋的糖和右旋的胺基酸，幾乎不能被人體利用。一般認為，在非手性的環境中不能產生手性化合物，而只能產生外消旋體，即等量的右旋和左旋體構成的混合物。現代不對稱合成化學通常採用最昂貴的手性催化劑，才能使反應按照人所期望的方向進行，得到單一的手性化合物。在MILLER的「原始湯」實驗裡，所有得到的胺基酸都是外消旋體。假如還用前文所舉的例子A-B-C...序列，又是誰選擇了左旋的胺基酸呢？眾所周知，最簡單的蛋白質是胰島素--51肽，那麼由自然界隨機地從二十種天然外消旋體中選擇合成一個51肽，得到全部由左旋胺基酸構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胰島素分子的幾率有多大呢？簡單的數學計算可以證明是(1/40)的51次方。而在實踐中，其幾率是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MILLER的實驗帶給進化論者的並不是福音，而是更加劇了其深刻的危機。
達爾文時代，科學正處於奠基階段，對生命現象的認識還很膚淺。那時的人看到了家養動物的諸多雜種變異，就認為物種也能這樣變成其它種，這就是進化。後來，基因的發現和深入研究，學者們才意識到如果基因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不管後代表面與祖先有什麼差異，也沒有進化的意義。然而基因又是極其穩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變」才能使之發生改變，那麼「基因突變」也就成了現代進化論的核心了。這是現代所有的進化論公認的。這裡，我們就集中分析這個核心。
基因的穩定性是物種保持自身穩定所必須的，同一物種不同個體的基因交流，並不能使物種變成其它物種。動植物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哈佛大學的梅爾教授稱之為基因體內平衡。最常見的就是狗再怎麼雜交育種還是狗。
現代進化論用基因隨機突變假說解釋進化的根本原因。基因突變，是一種在基因複製或修復損傷等過程中的隨機錯誤，所以又叫隨機突變，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現象。它發生的機率非常低，大約在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之間。低等原核生物的突變率較高，大約為千分之一，而高等類型的生物中，許多基因的突變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億分之一。基因突變能否產生高級特徵（性狀）呢？對基因的深入研究發現這種情況發生的幾率極低。我們知道一個基因的核心是由幾百到幾千個鹼基排列而成，四種不同的鹼基按照一定規則排列，不同的排列順序形成了非常複雜精密遺傳密碼。既然基因突變是隨機的差錯，我們就可以用簡單的隨機過程來分析：
我們來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一個複雜精密的電腦程式，隨意的改動一兩個字符能夠產生更高級的程序嗎？當然不能。基因突變也是這樣。差錯造成的突變一般是單個鹼基的變化，這種變化造成的結果往往是各種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條件下具有生存優勢的沒有發現一例。為了增加突變率用於研究，科學家們使用了各種方法增加突變的幾率，製造了大量的突變體，也沒發現向高等方向進化的類型。
基因突變具有隨機性、低頻率和不定向等，那麼就可以用機率計算進化的可能性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學公式和模型普遍應用於生物學領域的今天，進化論者從來沒有提出公式，計算基因突變機制實現進化的機率，因為任何一個合理的公式都會否定進化。
許多學者從機率上證明了現代進化論的錯誤，Behe教授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學機制為例，講述如此複雜精密的生命現象不可能是進化出來的。其中一個蛋白（TPA）產生的幾率是1/10的18次冪，至少需要100億年才能發生。如果同時進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幾率就是1/10的36次冪……他說：「很可惜，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這裡提出一個寬鬆的公式，根據突變機率計算進化產生新物種的機率：
P ＝（ M · C · L · B · S ）^ N
M為一個物種的某個體發生了突變（機率只有1/1000）；C為突變基因與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層次的產物上可以相容的機率（寬鬆估計1/100）； L表示在生存競爭中該個體能夠存活，且有繁殖的機會（1/10）； B表示該突變恰好有縱向進化的意義，即是有益的的進化（事實上絕大多數突變都是有害的，這種情況至今沒有發現，姑且估計為1/1000）； S表示突變基因在種群中能夠穩定下來並擴大的機率（1/100）； N表示新物種出現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基因的個數，因為新物種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現，假設要 10 個（冪指數 N ＝10 ，實際物種間絕對沒有這麼小的基因差異），那麼進化出一個新物種的機率就是：
P＝（1/1000·1/100·1/10·1/1000·1/100）^ 10 = 1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種群個體數為1000，相應的進化所需要的時間極為寬鬆的計算也需要 10^106（10的106次冪）年。目前科學認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總數只有10^70個，宇宙年齡只有200億(2×10^10)年，進化一個新物種的時間，是宇宙的年齡的自乘10次，足見進化是絕不可能的。生物最相近的物種也不可能只差10個基因，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基因差別上萬，生物從低等到高等進化所需要的時間更是無法想像的了。
對於生命的產生，現代進化論認為也是一個自然過程，認為簡單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在某種特殊條件下進化成複雜的生命大分子，各種複雜的大分子進一步組合演化組合形成原始生命。讀到這麼多串連的「理想化」過程，讀者恐怕會考慮其中的幾率問題了，Fred Hoyley曾說過：上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捲整個廢料廠的颶風來裝配747噴氣機一樣。
達爾文時代，人們還不知道基因的存在，不知道後天的外在變化，如果涉及不到基因的改變是無法遺傳的，沒有任何進化意義。現代進化論認定基因的變化是進化的根本原因，因為只有這種變化可以遺傳、積累，而基因突變是基因變化的最主要原因。複雜的高等生物的進化決不可能是單個基因的變化實現，必須一些相關基因的協調進化才能實現，就像一個複雜的電腦程式不可能一個隨機的錯誤變成更高級的程序一樣。那麼相關基因的協調變化，就使高等生物總體突變率更低。因為基因突變在宏觀上是減速趨勢。
分子生物學研究表明：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個體水平的基因突變率呈下降趨勢。現代分子生物學已經證明：基因是生命的基礎物質，是生長發育和遺傳變異的基礎。除了一些低等的病毒以外，基因是DNA分子構成的，DNA分子是許多鹼基小分子連成的長鏈大分子。細胞分裂時一分為二，基因事先已經複製了一份。基因的複製能夠高度地保持穩定，其間由於各種原因發生的差錯，是基因突變的一種主要形式，現代進化論認為這是向高等生物進化的源泉。自然界突變的發生率是很低的。大約在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之間。低等原核生物的突變率較高，大約為千分之一，而高等類型的生物中，許多基因的突變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億分之一。
基因突變本身是一種病態，所以又叫做畸變，對生物本身是十分有害的。絕大多數突變都是畸形的，自然條件下存活率很低，突變產生向更高等物種進化的跡象至今沒有發現。一些學者把突變的概念拓廣，把所有基因的變化，包括不同個體的基因交流都叫成突變，其實只有原來狹義的突變才有向高等生物進化的意義，舉例說：孩子長得有不象父母的地方，這都叫成基因突變的話，沒有進化意義可言。按進化思路推論，所有生物都在極力避免突變的發生：
（a）從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細胞核的出現更好地保護了基因，防止損傷導致突變的發生。
（b）DNA大分子從突變無法修復的單鏈到可以修復的雙鏈螺旋，再到較為高等的生物擁有兩套基因組（二倍體，一般只啟用一套），宏觀趨勢明顯在降低突變發生率。
（c）絕大部份生物的基因是雙鏈DNA分子，複雜的基因複製機制極大限度地降低了突變的發生。熱力學穩定性、酶對原料的精確選擇，酶對錯誤組分的切除，三者使錯誤率降低到百萬分之一。
（d）DNA複製結構的精密複雜性進一步降低了突變發生率，生物越高等，基因系統的結構越複雜，所以突變率更低。
（e）針對DNA損傷的突變修復機制，進一步減少了突變的發生
（f）近來又發現在某些DNA損傷處可以較高比例地合成正確DNA，這類結構，高等生物也比低等生物複雜。
由此進化論者必然得出結論：宏觀上，物種的進化呈「減速進化趨勢」 。
然而，進化論中根據化石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進化在整體上表現出「加速進化規律」。認為生物的進化是加速發展的，形態愈高，進化愈快。
按照進化論的說法：從沒有細胞核的原核生物進化到原始的有細胞核的真核生物，歷經14億年；再經過9億年，低等無脊椎動物已經大面積出現；1億年後，高等無脊椎動物已經進入繁盛階段；6千萬年後，脊椎動物----魚類出現；4千萬年後，兩棲類出現……從原始人類到人類進入文明只用了不到300萬年；而人類文明的發展至今不到1萬年。呈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兩個結果明顯對立了。
為甚麼會得出如此自相矛盾的結果呢？要知道：加速進化趨勢是有「事實」支持的；而基因突變的進化機制又是唯一的可能，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也不是編造的證據，論證也完全按進化的邏輯來的，大家都按進化論的思想入手研究，結果卻這樣自相矛盾，那只可能是根源上錯了。這是進化論本身的問題。
揭露真相的人
英國倫敦有一位醫生李察遜（Richardson），他也是胚胎學家，花了一生的時間研究人的胚胎，但他從來沒有見過人胚胎有「魚」的階段！所以他立意要更正百多年來的錯誤。但是他很聰明，知道從海克爾傳下來的這種「偽科學」，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推翻的。
所以，他組織了十七個單位的科學家，研究了50種不同脊椎動物的胚胎及其生長過程，並且仔細觀察、記錄。除了海克爾用的魚、蠑螈、龜、雞、人、及三種哺乳動物，共四個綱的動物之外，他們還研究了圓口綱的七鰓鰻、軟骨魚中的電鰩、兩棲綱的樹蛙、爬行綱的鱉，哺乳動物中又加了澳大利亞的有袋類和胎盤類貓科的代表等等。
李察遜等人終於聯名在1997年8月的Anatomy&Embryology學報上發表了他們驚人的結果。以下做簡單的綜述：
一、 海克爾聲稱的「第一期」胚胎，其實並非真正的最早期胚胎。因為各綱動物從受精卵開始分裂的過程和原腸胚的形成完全不同，原腸胚以後外形上才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到後期又大不相同。所以，他說動物發育越是早期越相似，乃不盡不實之言。
二、 各類動物在海克爾的第一期、也就是所謂「魚」的時期，還是各不相同。這些最新的資料顯示出，這些動物的胚胎有相當的差異。為甚麼海克爾的原圖中的八類胚胎如此相似呢？當然是動了手腳。
三、 海克爾有意選擇了較相近的胚胎。他選水生的蠑螈而不用青蛙代表兩棲綱，是因為蠑螈本身就更像魚。相比之下，青蛙不甚像魚，軟骨魚的代表與海克爾的期望相差更遠。所以不選用。
四、 那麼，海克爾到底動了什麼樣的手腳，以便將人的胚胎畫得像魚一樣呢？原來他將人胚胎的鼻子、心臟、肝臟等大部份的內臟，及手、腳的胚芽都挖掉，再加長脊椎成尾巴！經過如此刪改，想要它像甚麼都可以了。
五、根據李察遜等研究的結果，海克爾刪改的不只這些，他還隨意加添。例如雞的胚胎，在這時期的眼與其他動物不同。它是沒有色素的，而海克爾則將它塗黑，使它與其他動物看齊。還有，海克爾在大小比例上也隨意更改，他的伸縮性可達十倍，以增加不同胚胎的相似性。
六、 李察遜等人的文章還指出，海克爾刻意選用不同動物作為代表，卻隱瞞這些代表的種名，使人以為同綱的動物一定都是一樣的。其實不然，即使是很接近的種，它的胚胎也很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例如，不同種的魚，它們胚胎的形態和發育的途徑都可以各異。李察遜就此得出驚人結論，即「海克爾的胚胎」是生物學上最「著名」的騙局。
《科學》週刊的標題更指出，這個大騙局並不是首次發現，而是「再度發現」（rediscovered）。原來當年海克爾還在德國Jena大學任教期間，他偽造的這些假圖就已經被人揭發。
李察遜為了證實這是遮掩了一百多年的騙局，親自到Jena大學去查史料。不出所料，海克爾當年被同事指控，他不但承認偽造，並且被判有罪。所以，至今在德國的課本中找不到海克爾的圖畫。
但是為甚麼在英文的課本中，這些偽作流傳了126年，甚至直至今天呢？李察遜說：「這才是最大的謎。」
海藻的種系生物學與進化論的不可靠性
據每日科學（ScienceDaily）網站七月二日報導，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海藻專家德斯瑪（Stefan Draisma）認為，褐色海藻的種系分類是不正確的，幾乎應該完全顛倒過來。他的這一發現已得到很多海藻學家的支持。
根據他的研究發現，人們對現有的褐色海藻各類間的關係上的認識幾乎都是錯的。比如說，根據現有的結論，可能會推出簡單物種甚至比複雜物種出現的還要晚。
在生物學家的植物分類中，海藻是最低等的植物。它們的生長很簡單，不管海水中，還是淡水裡，都可以見到它們的蹤影。褐色海藻屬多細胞藻類，常見於溫帶。它的種類很多，小的細如絲，大的如在加州海岸水下森林的則長達50餘公尺。在分類時，科學家們除了研究褐色海藻的外部特徵以外，還分析它的DNA成分。
根據德斯瑪教授新的種系分類，生物學家可以重新整理褐色海藻的詳細分類。與舊的分類相比，新的分類方法更詳盡，也更自然一些。比如，以往只有13種，新的分類則認為有20種。
在這次重新的分類、整理中，生物學家也發現了一些新的種類。其中包括來自中國華南沿海的，只有1、2公分長的藻類。
其實，這種物種間分類互相矛盾已經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了。這些矛盾的現象讓許多科學家對進化論開始產生了懷疑。一般說來，根據不同物種間的差異能得出物種間的比較樹形圖，這也就是科學家們一般認為的進化論的證據，同時用它來進行生物物種分類的研究。如果承認進化論的話，就要承認進化論中的這種親屬關係。在達爾文時代尚未有近代的高級分析方法如分子生物學等，詳細的分類是近代才有的。確定親屬關係的標準有許多，比如DNA、蛋白質、或細胞色素C等等的序列比較法。在這幾種不同方式中，最廣泛使用的進化樹形圖是以細胞色素C序列比較法為基點建立起來的。
如果進化論是正確的，各種標準之間應該是前後一致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用不同方式比較出來的結果經常是互相矛盾，甚至得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比如根據細胞色素C的蛋白質序列來比較推算物種之間的親屬關係，發現在進化過程中人與袋鼠的親緣關係要比人與猿的關係更近。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人與猿均屬靈長目，從生物學上看也有許多其它方面類似。所以從細胞色素C的比較結果所得出人與袋鼠的關係比人與猿的近，則有悖於其它標準得出的結果；且與常識不符，因為目前普遍認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從另一方面講，澳洲大陸與其它大陸的分離是幾千萬年前的事，所以澳洲袋鼠與人的親緣關係比猿與人的關係近也是講不通的。
此外，海龜是爬行動物的一種，然而根據細胞色素C來比較的話，海龜與鳥類的親緣關係程度要比海龜與其它的一些爬行動物比如蛇，更相近。不僅如此，雞鴨的相近程度還沒有雞與企鵝的相近程度大。
應該說明的是，在已經研究過的四十餘種樹形圖中，以細胞色素C為基準的樹形圖還算是與進化論最符合的。那麼，其它樹形圖中的漏洞就可想而知了。
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些結果經常不見報導，人們往往只報告與他們結論吻合的觀點。
支持進化論的科學家與各界人士往往會拿出猿人的例子來說明進化論的正確性。現在一般人一提到「史前時代」腦海中就會浮現一個畫面：一群毛茸茸的人，用獸皮遮掩著身子，男的拿著長矛，女的手裡抱著小孩，在山洞旁邊，中間生著一團火堆；首先映入腦海的，就是很原始的社會。
這個刻板的印象幾乎在每一本生物學教科書或是每一個歷史博物館都可以見到，大部分的博物館甚至還將這個場景製作成蠟像呢。不過這究竟是不是人類歷史的真相呢？我們已經發現了許多不符合這個固有概念的證據。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支持人類是從猿類這樣的生命體進化而來的證據也是相當薄弱的。
經過一百多年的考古發現，如果人類是由猿類進化而來的，那麼從猿類到今天人類的各個階段歷史時期，都應該有其特徵的證據……包括各階段的化石和相應的文化遺址、工具等。可是猿類的化石找到了，人類的化石找到了，而從猿類進化到人類中間階段的化石卻沒有。如果這樣的話，所謂人從猿類進化來的假說只能成為空中樓閣。
皮爾當人
曾經被進化論教科書列為人類祖先化石的「皮爾當人」（Piltdown Man），被當作人類進化中著名的中間類型，在大英博物館展出了40年，其實是一群考古學家刻意造假之作品。
伍瓦德爵士對皮爾當人的描述是：「這種人種的頭蓋骨的頭頂骨已經是人型，而下顎骨幾乎是屬於猿型，除了臼齒之外，都是猿形態的。」因此他宣稱，這是一種介於人與猿之間的生物，也就是半人半猿的猿人。
皮爾當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科學界的認可，僅有少數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不過是將人的頭顱骨與猿的下顎骨拼湊在一起，然而他們的聲音卻受到忽略。主流科學家完全相信已經找到了猿人存在的證據，哈佛大學的胡登教授是皮爾當人的代表性的支持者之一。
然而四十年後，奧克雷(K. P. Oakley)利用含氟量測年法測定收藏在大不列顛博物館裡的皮爾當人化石，他驚訝地發現，頭顱骨的含氟量與下顎骨相差甚遠。頭顱骨的含氟量微小，僅在地底埋存幾千年，並非原先認為的五十萬年。
接著經過學者專家重新檢驗這些化石，他們發現皮爾當人有以下的偽造痕跡：
1. 頭顱骨曾經被含鐵化學藥品塗抹過，使其看起來更古老。
2. 牙齒被銼刀剉削過。
3. 下顎骨是猿的，上顎骨是人類的，兩者是被拼湊起來，再經過修飾，使其看起來更像猿人。
皮爾當人其實是個超級騙局，因為這個騙局是由一些具有專業科學技術的人一手炮製的。讓我們來看看這個驚人的名單：大英博物館的Arthur Smith Woodward爵士、皇家外科醫學會Hunterian博物館的Arthur Keith爵士、劍橋大學地質學院的William Sollas以及著名解剖學家Eliot Smith，當然還有 Dawson 和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一九五三年，維納(J. S. Weiner)、奧克雷(K. P. Oakley)連同其它一些英國科學家發表論文，聲明「皮爾當人」是個科學騙局。
維納後來寫道：「在這一切背後，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強大而急迫的動力……一定有一種瘋狂的願望，希望能夠填補那些對進化論來講「十分必要」 的缺失環節，以便證明進化論的正確……而皮爾當對於某些狂熱的生物學家來說確實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
皮爾當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除了包含一般的知識過濾過程，還涉及明顯的在古人類學方面故意欺騙的事實。
轟動世界，而後被撤回的「爪哇猿人」
杜博斯（Eugene Dubois）在19世紀末發現了爪哇直立人，這是進化論研究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這之前，還沒有有關人類進化的明確畫面。那時候，許多進化論者，還在尋找人類在上新世或更早時期存在的證據。隨著爪哇人（現已被歸類為直立人）的被發現，期待已久的缺失的進化線索在更新世中期的地層中出現了。爪哇人最終大獲全勝，得到了進化論者的普遍認同，這之後，那些表明人類出現在更古老地層的證據就漸漸被打成了異端。
但是，這一重大發現的真實度又如何呢？現代研究者重新分析了爪哇猿人的化石原件，這件由杜博斯報導的著名化石包括一塊顱骨和一截腿骨。有意思的是，儘管這兩塊骨骼的發現地點相距45英尺，並且發現地點還堆積了大量其它種類的骨骼，杜博斯卻堅持認為，這兩塊骨頭屬於同一個人。
但是，1973年，德（M. H. Day） 和莫裡森（ T. I. Molleson）對杜博斯發現進行了研究，他們宣布：杜博斯發現的爪哇人的腿骨不同於其他直立人的腿骨，實際上卻和現代人類的腿骨差不多。因此他們認為，這截腿骨和那塊爪哇猿人的顱骨很可能沒有關係。
後來，杜博斯撤回了自己的發現。
露西
由唐納德‧喬漢森（Donald Johanson）在東非大裂谷發現的「露西」（Lucy），曾被認為是早已消失的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現在科學家已經鑑定它為一種絕種的猿，屬於「南方古猿阿法種」。
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
一九二二年，生物學家奧斯本（H. F. Osborn）宣布發現了一顆牙齒，這顆牙齒同時具備猩猩、猿人及類人猿特徵。他給這顆牙齒的主人取了一個名字－尼布拉斯加人（Nebraska Man）。接著，相信進化論的人士畫出了這個猿人的想像圖，僅僅憑著一顆牙齒。
直到一九二七年，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後，這顆牙齒的主人終於被鑑別出來。其實這顆牙齒不屬於人類或人猿，它的主人是一種絕種了的美洲野豬。
爪哇人
根據諸多事實，我們發現關於猿人的報導，很大部分是投機和欺騙多於事實。下面這個爪哇人（Java Man）又是一例：
您可能不知道爪哇人被認為是猿人，其基本證據僅僅只有一根腿骨、三顆牙齒和一部分頭蓋骨。腿骨像是人的，而頭骨卻像是類人猿的。但是這兩部分化石是在同一水平的岩石上相距14公尺（約45英尺）的地方發現的，現場也有真正的人頭骨，而後一部分事實卻被隱藏了許多年。這些化石的發現者都波士博士（Eugene Dubois）在他晚年時宣布這些化石並非猿人的遺骨，而更像是一隻巨大的長臂猿的骨骼。然而，進化論者拒絕接受他所說的，於是，建立在荒謬可笑並少得可憐的證據上的爪哇人仍舊被拼湊起來，作為確實存在過的生物出現在教科書裡。
綜合以上所述，人由猿類進化而來的說法真的是相當薄弱且漏洞百出的。不只如此，其餘物種在考古中也同樣存在著「失落的環節」。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教授詹腓力（Phillip Johnson），被譽為是最有資格批判進化論的人。他曾任美國大法官華倫（Warren）的助手，專長是分析明辨律師在辯論時所用的詞藻和邏輯。當他讀到進化論的文獻時，隨及意識到裡面充滿著許多邏輯上有問題的雄辯與遁辭。在《審判達爾文》（Darwin on Trial）一書中，他多次質問：「我們怎樣才能知道『進化論』是真實的？確鑿的證據何在？」他在書中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跡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教科書上的進化論例證遭質疑──灰斑蛾與黑蛾
另一個與爪哇人相同，常常出現在生物課本裡用來強力闡述進化論的例子即為「灰斑蛾與黑蛾」。教科書上通常會展示一組對比圖：一隻停留於灰色樹苔上的灰斑蛾和一隻停留在黑色樹幹上的黑蛾。並且解釋這一種類的樺尺蛾主要生活在英美，只在夜間飛行活動，白天時則隱藏於樹幹上有苔蘚的部位，所以一般情況下，灰色的斑紋成了有利的保護色。但是當工業化生產帶來的污染燻黑了樹幹，殺死了樹幹上的苔蘚生物後，灰斑反而使這些蛾暴露無遺，成了飛鳥的美餐，於是黑蛾就因為其保護色的優勢而進化成為主要群體。當空氣淨化法案通過後，灰色的樹苔又生長起來了，灰斑蛾重新擁有了保護色的優勢，於是又淘汰了黑蛾。就這樣愛吃蛾的飛鳥也因為被蛾的保護色施了「障眼法」，理所當然地，飛鳥的捕食就成為這種自然選擇的驅動力了。
這個發生在幾十年時間裡的蛾的顏色的變化成了進化論倡導者非常有力的「完美」的論據。多少代的生物學家們都普遍地接受和相信著這個例證的完美，然而如同前面章節所提到的皮爾當人一例，最近有科學家也發現這是一個類似的缺陷實驗，因為這張對比圖並不是真實生態圖，圖中的飛蛾不是活的，而是特意把死去的蛾黏在或釘在樹上而拍攝出來的。麻州大學的薩節特博士（T. D. Sargent）認為這個實驗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人為的環境條件，飛蛾並沒有在它們自然選擇的環境中，於是實驗中的飛鳥很快就意識到它們被提供了一頓免費午餐。而且在真實環境中，這些蛾的棲息模式幾乎不曾停留在樹幹上，而是更喜歡隱藏在高處樹冠下的樹杈上。
芝加哥大學的康內博士（J. A. Coyne）在一九九八年對《Melanism: Evolution in Action》一書作的評論中寫到：「當我得知這張對比圖中的飛蛾是刻意安排的，我的失望和悲哀就像六歲時發現每年準備聖誕禮物給我的是我父親而不是聖誕老人。」
韋爾斯博士（Jonathan Wells）是西雅圖的發現學院(Discovery Institute )的生物學和宗教學專家，他認為這個灰斑蛾和黑蛾的例證不應該再寫入教科書。他說：進化論生物學家對於這些進化案例是言過其實了。教科書低估了這個例子的複雜程度，雖然無法判定著名的飛蛾對比圖是刻意欺騙，但也是誤導了讀者。
確實，在英美，灰斑蛾被黑蛾所取代正好吻合了人們意識到工業和空氣污染嚴重性的時候，而黑蛾被灰斑蛾所淘汰的時期又恰好同步於空氣淨化法案的通過。但是在其它一些地區，實際上灰斑蛾在樹苔又重新生長起來之前就取代了黑蛾成為主要的種類。也就是說，灰色樹苔的保護色作用很可能被誇大了。
因此當我們再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產生更多的疑問：
1， 飛鳥是否僅僅根據顏色來識別捕食飛蛾?
2， 生物學家對這些飛蛾的生活習性能否全盤掌握？
3， 空氣淨化法案的通過可能減少了工業生產造成的黑煙，但是，那是空氣淨化的唯一指標嗎？
4， 空氣、水源和環境的污染目前仍然是人們深深憂慮的大問題。水源的污染，或其它環境因素的破壞和飛蛾不同種類的興衰沒有關係嗎？即使是從基因突變的角度來看，有眾多的環境因素都可能帶來各種各樣的突變。
5，如果飛鳥捕食是這個例子中進化的推動力，空氣污染是主要的外在因素，那麼在許多環境污染很嚴重的地區，為甚麼沒有發現其它同樣模式的例證？
進化論的三大經典證據現在已經受到廣泛的質疑：比較解剖學被認為是邏輯混亂；胚胎重演律被認為是觀察錯誤；古生物學上的新發現也否定了進化時間表。現在，這個現代進化論最引以為榮的灰斑蛾和黑蛾的例子也是陰影重重。
也許將來人們最莫明其妙的是這樣一個漏洞百出的假說是如何登堂入室的了。
為甚麼這些考古發現所呈現的觀點，與我們現有的認識大不相同，甚至牴觸學校教科書的內容？大部分的讀者也許會感到懷疑：如果真有這麼多證據顯示幾億年前已有人類文明，那麼為甚麼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事實上，這一類考古發現所引發的疑問正好提供了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也驅使我們再一次檢視人類演化歷史的正確性。可惜多數科學家並沒有重視這樣的機會，反而因為這類發現與他們相信的進化論產生矛盾而裹足不前。為甚麼呢？這很可能是因為涉及到要挑戰進化論的整個模型。進化論這個存在上百年的模型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及學說，早已深深地影響現今的科學及社會發展，使得許多科學家們沈浸在其中而跳不出這個框框。固有的觀念造成他們對於這些無法歸納到進化論的發現視而不見，甚至排擠這些發現。
被刻意掩蓋的事實：強勢壓制
一八八零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地質學家惠特尼（J. D. Whitney）發表了一份長篇的報告，描繪他在加州金礦中所發現的工具。這些工具包括數個矛頭、石砵和石杵，是在礦井下很深的、而且未曾被觸及的火山岩下面發現的。地質學家確認這些岩層是在距今九百萬年至五千五百萬年之間形成的。但是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霍姆斯（W. H. Holmes），是十九世紀評論「加州發現」最著名評論家之一，他的評論卻是：「也許，如果惠特尼教授能像今天的人一樣完全了解人類進化歷史的話，他可能會猶豫是否公布他的結論（這一結論表明在遠古時代的北美洲就已經有人類存在了），儘管他面對的發現是如此的輝煌。」換言之，如果發現的事實不符合當今普遍認同的觀點，即使證據再充足，也會因為無法受到主流科學界的接納而必須丟棄。這些重大的考古「發現」也只能作為一種台面下的考古發掘，而無法進一步「呈現」到一般大眾眼前。
這樣的態度完全失去了科學求「真」的精神，而且由於這種對挑戰權威的理論所產生的排斥，也相對地產生了對權威理論的盲目擁護，甚至還發生了造假的事件。
失去工作的考古學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李（Thomas E. Lee），在位於休倫湖（Lake Huron）北部，曼尼托林島與曙光達地區（Sheguiandah）的冰河時代沉積物中，發現了先進的石器。韋恩大學（Wayne University）的地質學家山福特（John Sanford）認為：該地區發現的工具中，最古老的至少有六萬五千年的歷史，甚至很可能有十二萬五千年了。但是，對那些堅持傳統的北美史前史的人來說，這樣的年代是不可接受的。
隨後，這個遺址的發現者李被掃地出門，離開了他擔任的國家公職，之後長期找不到工作。他的出版物被禁止，所有的證據被幾個著名作家隨意亂用……成噸的史前器物被扔進了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儲物間。國家博物館館長，因為拒絕解僱李而受到株連，也被開除了，從此背井離鄉。官方權威們還試圖壓制其它六個未及掩蓋的曙光達樣本，並把發現地點（曙光達地區）開放為旅遊區……同時，這一地區甚至對外宣稱：這裡的名流對此事一無所知，而且重寫了所有涉及此事的書。對他們來講，這件事不得不被封殺，而且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麥克恩蒂堅持事實的遭遇
李的遭遇並非孤立事件。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家在墨西哥的霍亞勒克（Hueyatlaco）地區發現了先進的石器。地質學家麥克恩蒂（Virginia Steen-McIntyre）和美國地質勘查隊的其他成員，發現了一個據有25萬年曆史的地層，其中含有許多石器。這一發現不僅是對新大陸人類學傳統觀點的挑戰，而且也大大危及了整個人類起源的標準畫面。因為，一般觀點都認為，能夠製造這樣工具的人類，直到大約10萬年前才在非洲出現。
當麥克恩蒂想發表她在霍亞勒克的研究結果時，遇到了困難。她寫信給Quaternary Research的副主編Estella Leopold：「我很清楚，霍亞勒克事件只是一部分，問題其實要大的多。它涉及到一種做法，通過壓制那些「無法解釋的」、危及主流思維模式的證據來操縱科學思想。霍亞勒克事件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我不是人類學家，我根本不會意識到1973年我們的數據被拒絕的全部含義，而且，我也不會認識到進化論對人類思想的滲透是如此深刻。我們在霍亞勒克的研究成果被大多數考古學家所拒絕，是因為它與時下的觀點相背離。」
後來，麥克恩蒂在自己的領域一直無法找到工作，只好去種花了。
引起廣大迴響的電視節目
一九九六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播出了一部影片「人類的神秘起源」（Mysterious Origins of Man），內容提到許多不為人知的考古發現，包括文章前面提到的與恐龍腳印一起發現的人類腳印化石，三億二千萬年前的人類大腿骨，二十八億年前的人造鐵球等等等等。播出後立刻引起社會大眾的熱烈反響與響應。然而與一般大眾的好奇心理不同的是，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也紛紛響應，但他們寫給影片製作人的響應卻是「一群騙子」，「整個影片是垃圾」，「毫無價值」等等。除了這些情緒性的響應外，並沒有多少科學家願意針對影片中提出的諸多發現進行討論與更深入的研究。大家也許認為科學家都是很理智的，然而當觸及到他們堅信的科學理論時，有些特別固執的人甚至是完全不加思考的反對。
一些有趣的問題：石油與進化論
油價總是不穩定，人們不禁要問：石油還能燒多少年？全世界幾億輛汽車，這麼多飛機來來往往。遠程大型客機波音747一次就要加燃油85噸，最近除役停止飛行的協和式超音速客機要加96噸油。今天，充電的汽車是有了，充電的飛機看來還是飛不起來。全世界每天的原油消耗量已非常驚人，一九九六年時就已突破七千萬桶，二零二零年時達到每天8848萬桶（一桶等於159公升或42加侖）。
其實不用著急。按照已探明的石油儲存量，石油還可以用上百年。
OPEC已查明的蘊藏量最大的產油國︰
沙烏地阿拉伯 → 2614億桶（約290億噸）
伊拉克 → 1120億桶（124億噸）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978億桶（108億噸）
科威特 → 965億桶（107億噸）
伊朗 → 926億桶（103億噸）
這還不包括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非OPEC大國。
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表示，截至二○○○年一月一日為止，全世界石油的總蘊藏量為10160億桶（約合1320億噸）。人類在過去工業化發展的一百五十年中已消耗了一半的石油，保守估計地球上至少曾蘊藏兩千多億噸的石油。
今天，科學家普遍認為石油是史前動物在高溫高壓下腐化而產生的。然而科學家們一直不解的是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史前生物毀滅，才能產生今天這樣多的石油﹖石油是否僅僅由動物的腐化演變而來﹖
我們知道人體和動物的身體70%是水，在地表面只會腐爛掉。按現在的理論，只有在地下高溫高壓下碳水化合物才能分解成碳氫化合物，成為石油。全世界的人口是70億（7×109），假設每人平均70公斤重，加上人類飼養的牲畜（野生動物分布分散不計），不難計算大概可以產生三億噸原油。
7×109×2（人＋牲畜）× 70㎏ × 30﹪＝ 2.94×108噸 ≒ 3×108噸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數據是全世界一年消耗大約29億噸原油。換言之把現在所有人類與牲畜完全轉換成原油，這3億噸只夠用一個半月的。
有人說史前的生物個體大，數量多。我們假設史前「龐大」的動物有大有小，平均每個一噸，仍按有效成份30%計算，要形成兩千多億噸石油得有近七千億頭史前生物，地球上怎麼裝得下？況且牠們都還有一個生存環境。若假設牠們的生存密度達到了人類今天的水平，即七十億頭。那麼就需要一百次的集中屠殺和深度掩埋才能生成兩千多億噸石油。
但是，考古的發現並不支持這樣的事件。科學家認為兩億五千萬年前的小行星撞擊地球時恐龍時代展開，到六千五百萬年前小行星的撞擊地球而造成恐龍的滅絕。從寒武紀到白堊紀，目前只發現有六次大滅絕，其中最有意義的兩次災變是小行星撞擊造成的地表面滅絕。但是我們知道，在地表面恐龍滅絕只會腐爛掉，不能生成石油。
假設存在集中滅絕和深度掩埋，那麼就需要板塊的運動有突發性，像「揉面」一樣地突然把動物埋掉。緩慢的地殼運動只會使屍體腐爛，最終成為骨骼化石，而地震和火山只能造成局部災變。但是目前地質學的發現認為板塊自有生物後是很穩定的，沒有全球性的突發性運動，而只有緩慢的地殼運動。何時有這樣龐大的力量？目前也難以解釋。
從種種對石油的成因分析，質疑了傳統理論認為石油是由動物的腐化演變而來的觀點，我們不禁再次思考生命的起源到底是怎麼回事？
章魚的大眼睛
有一些自然生物現象明顯的違背了提倡進化論者提到的「適者生存」、「用進廢退」學說，大家看了這些例子，對於進化論，或許也能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
生活在深海中的兩種動物，章魚和烏賊，牠們每天待在漆黑的環境中，大部分跟牠們生活在同樣環境的魚類都是盲眼的。奇怪的是，章魚和烏賊的眼部構造，竟然與人類的眼睛大致相同。依照「用進廢退」假設，牠們實在用不著這雙大眼睛。按照「適者生存」理論，牠們這雙眼睛並不會增加生存競爭力，因此這個例子剛好說明了進化論的假設錯誤。
毫無競爭力的寄生蟲
寄生在羊肝中的肝吸蟲，母蟲每次產卵約一千五百萬個，卵會隨著羊只的糞便排出。牠的繁衍方式很特殊，必須有一種蝸牛爬過，卵附著上蝸牛，經由蝸牛移生於植物上，再由羊只吃下植物，回到羊肝中繁殖。在此過程中，一千五百萬個卵大約只有十多個卵能存活。這種繁殖過程，在物競天擇中應該不容易與其它物種競爭，但是肝吸蟲幾百萬年來，都是用相同的方法繁殖。
慢吞吞的樹獺
生活在澳洲樹上的樹獺，行動非常緩慢，排泄時必須爬到地上來，雖然它在土地上的排泄有助於增加樹木的養份，但是由於它行動緩慢，地面上的捕食者很容易伺機將其捕捉。有很多動植物的繁殖、生存過程，都有類似這樣不合理的情況，按照物競天擇的說法，應該很容易被淘汰。但是這些動植物早已生存很久了，而且許多動植物的生理結構在百萬年間都沒有重大改變。
始祖馬的疑問
人們常常引用馬的進化作為循序漸進的例子。據說在始新紀的岩層中發現了一種叫做始祖馬的小種四蹄獸化石，於是，有科學家宣稱它是現代馬的祖先，認為它的特徵與現代馬相符，表示了一種漸進的進化形式。然而，目前發現的考古證據並不完全支持這個觀點，由於以下原因，我們還不能肯定始祖馬就是現在馬的祖先。
1. 有科學家解釋說，始祖馬的體形比現在馬小，可見它是逐漸由小到大，進化到現在馬的體形。這種說法顯然不合理，因為今天存在的馬種仍有大小之分，比如迷你馬比一般的馬小很多。
2. 始祖馬和現代馬都同樣有十八對肋骨，而人們認為是中間形態的一種馬（學名Orohippus）有十五對肋骨，同時另一種中間形態馬（學名Pliohippus）卻有十九對肋骨。
3. 始祖馬的骨骼結構與現代的蹄兔相當類似，這一點人們並沒有完全認識到。一些科學家相信，始祖馬與馬毫無聯繫，它可能是蹄兔的變種。
總之，化石證據並不能說明生物由低等到高等的進化理論；相反的，許多高等動物的化石往往突然間出現在某個岩層裡。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麼回事，多年來仍是許多科學家不解的疑惑。
一百多年來，公眾並沒有深入去想進化到底是怎麼回事，完全是進化論者代替公眾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在決定真理。進化論把持著整個輿論，然而人們想像不到的是：在科學的殿堂中，為了維護進化論的信仰，掩蓋著大量的「對立證據」。如果某個研究成果對進化論不利，不管事實和推理有多麼嚴謹，也會被作為異端，不理會、不予發表、人身攻擊甚至驅逐出科研領域。
一些人也認識到進化論的潛在危害：把人歸根於動物，視人的所有慾望、競爭、自私等為本性，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視為規律，蔑視道德和倫理等等，已經成了根深蒂固的理念，在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許靖華講到：「如果繼續把達爾文主義當作一種主要的哲學，這對於世界和平，人類的發展是有極大防礙的。」
其實一個新的概念在剛剛提出的時候都無可避免地會遭到質疑。進化論被提出的時候也曾面臨相同情形，唯一的差別在於它得到了更多的後續研究。但是進化論者壓制、排擠其它證據的例子卻透露出這些研究的基礎點很可能已經偏移了，因為他們沒有客觀地去檢視每一證據，而是有意地過濾掉衝突進化論的證據。然而，當我們正視並整理這許許多多的考古證據，它們的價值便浮現出來──指出當今人類發展學說的局限性。如果將這些考古發現如人類足跡、古生物遺骸、史前文化遺產、甚至宗教歷史串聯在一起，系統地整理歸納，將能幫助我們建構出另一套人類發展的軌跡。
佛教經書中曾記載，釋迦牟尼佛說他在上億年前就修成得道了。也就是古代的修煉人認為人類的存在是有上億年歷史的，這個說法與米斯特的三葉蟲腳印帶來的訊息是一致的。當然這樣的推論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到證實，但這確實提醒我們，只要願意改變原來的觀念與態度，眼前打開的是另一條寬廣的道路，而這樣的研究絕對值得！如果人類並非由猿進化而來，如果這許多千萬年前的史前文明遺蹟，確實是不同時期的人類遺留下來的，那麼針對這些發現所做的研究，不正可以幫助我們解讀亙古以來人類從發展、輝煌到毀滅，一次又一次豐富的歷史軌跡？相信這不但能使我們人類重新認識自己，更對開創美好的未來有絕對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