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4年09月28日】
唐朝皇權衰弱的表現之一──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安史餘部還保持相當大的勢力，昏懦的唐代宗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而在平叛的過程中，唐朝對內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節度使的稱號。因此，中原地區也出現了不少的節度使等大小軍鎮，以後又擴展到全國。他們是地方的軍政長官，是州以上一級權力機構，即藩鎮。安史之亂後，在今陝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鎮大多依舊服從中央政府，向中央繳納賦稅；而在河北、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一帶的藩鎮，即時稱“河朔三鎮”的成德、魏博和盧龍三鎮，則割據一方，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也不向朝廷繳納賦稅。甚至節度使的職位也往往父死子繼，或由部下擁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認，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鎮外，重要的藩鎮還有淄青鎮（治青州，山東益都）、淮西鎮（治蔡州，河南汝南）、滄景鎮（治滄州）等等。它們也多仿效河朔，專橫跋扈，割據稱雄。
這種藩鎮長期割據的局面，破壞了唐王朝一統天下的局面，也影響到了中央的財政收入。
此外，各藩鎮對境內的人民都實行殘暴的統治。節度使為了維護統治，除拚命擴充軍隊外，還挑選精勇組成親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襲，親黨膠固”，有著共同一致的利益。節度使對牙兵供給豐厚，往往能得他們的死力，但這也使牙兵十分驕橫，只要節度使對他們稍不如意，他們就或殺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變易主帥，如同兒戲”的局面。
當然唐中央政府也試圖削弱藩鎮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和藩鎮時常發生爭鬥。在德宗和憲宗時期，先後出現了“四鎮之亂”和“淮西之亂”。
“四鎮之亂”的起因是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繼節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認，唐德宗不允許。為了維護世襲特權，魏博鎮田悅、淄青鎮李納、山南東道（治襄陽）節度使梁崇義和李惟岳聯合起來，共同起兵。不久，梁崇義和李惟岳兵敗被殺，田悅和李納也被唐軍打敗。但盧龍鎮節度使朱滔和成德鎮降將王武俊為了爭權奪地，又勾結田悅、李納發動了叛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亂的隊伍，自稱天下都元帥。783年，德宗抽調關內諸鎮兵去平定叛亂，涇原鎮兵在路過長安時發生譁變，攻進長安。德宗逃到奉天（陝西乾縣）。涇原叛軍立朱滔的兄弟朱泚為主，在長安稱帝，國號秦（後改為漢）。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長安附近他又與德宗發生矛盾，就聯合叛亂軍共同反唐。在李懷光的逼迫下，784年（興元元年），德宗又從奉天逃到梁州（陝西漢中）。後來，德宗依靠李晟率領的唐軍才收復了長安，逐殺朱泚，又與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勢力相妥協，才勉強平息了這場叛亂。
“淮西之亂”發生在唐憲宗時期。814年，淮西鎮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憲宗遂發兵討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憲宗任命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負責統帥全軍。當時各道軍中都由宦官監軍，將領因受到壓制，都不願出力。裴度到前線後，奏請憲宗取消了監軍宦官，被動的局面才漸漸扭轉過來。在這年冬天一個風雪瀰漫的夜裡，唐將李?率領九千士兵突襲淮西鎮所在的蔡州城，一舉活捉了吳元濟，平定了淮西之亂。
淮西平定後，滄景、盧龍、成德等鎮相繼歸順中央。淄青的李師道獨力頑抗，被唐中央發兵打敗。到此時，唐朝算是恢復了表面上的統一，但節度使領有重兵的局面並未改變。
藩鎮割據也使唐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因為一些藩鎮不繳納賦稅，唐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江淮一帶。為了整頓財政，改革稅收制度，增加政府收入，肅宗時負責財政的大臣劉晏和德宗時的楊炎先後實施了一些措施，比如整頓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掛”的流民和客戶，重新編排在國家的均田土地，比如對鹽法、漕運的改革，比如平抑物價和實行兩稅法等。這些措施使唐中央財政狀況有所好轉。
唐朝皇權衰弱的表現之二-----宦官專權與黨爭
唐初政治清明，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只負責皇宮內的守衛和清掃等事宜，無權過問軍政大事。玄宗時，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開元、天寶年間，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達千餘人，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開元末年以後，他居然可以審閱大臣送來的奏章，小事由其處理，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決。諸王公主稱高力士為“阿翁”，太子稱其為“二兄”。此外，玄宗還委派宦官監軍到藩國出使等重任。不過，此時宦官勢力雖然已經抬頭，但對皇帝還是惟命是從，凡事不敢擅專。
安史之亂後，宦官掌握了軍權和財權，皇權開始削弱。唐朝宦官專權始於肅宗和代宗時期。肅宗就是由宦官李輔國扶持即位的，而即位後的肅宗對其十分寵信，讓其掌管禁兵，並升任兵部尚書。肅宗還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前線著名將領郭子儀和李光弼均受其節制。此外，宦官還掌握了國家財權。
從代宗開始，還以宦官二人充內樞密使，掌管機密、承宣詔旨，權力很大，他們和二護軍中尉合稱“四貴”。宦官有了武力作後盾，地位愈加鞏固。他們有權任免將相，地方上節度使也多從禁軍中招用。由於宦官掌握大權，藩鎮多引為內援；宦官為了增加自己的實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鎮為外援。
德宗時所設護軍中尉二人、中護軍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從此，宦官掌典禁軍成為定製 。
宦官擅權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災難。當皇帝不滿於宦官時，宦官可以殺死並廢立皇帝。唐後期的順宗、憲宗、敬宗皇帝皆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擁立的。也就是說，從憲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宦官成為唐朝的實際統治者，而宰相、大臣則成為宦官的附庸，即“南衙”（外朝）成為“北司”（內朝）的附屬機構。
除了宦官專權之外，由於政見與利益的分歧，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對立，這就是所謂的朋黨。
晚唐時期的朋黨之爭主要是“牛李黨爭”。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兩種人組成，一是門蔭出身，另外則是進士及第出身。依據政治傾向來說，門蔭出身的多傾向於沒落的門閥士族，進士出身的多傾向於與門閥對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進士的不過三十人，但在官僚階層中卻居於主導地位，他們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結成黨派。當時同榜登第的進士稱同年，進士對考官稱座主，考官對被他錄取的進士稱門生，他們之間關係密切，互相援引。士族一貫以閥閱自矜，儘管他們的地位已經每況愈下，但他們瞧不起庶族，仇視進士。這兩種出身官員之間的明爭暗鬥，由來已久，其中歷時最長、鬥爭最烈的是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和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之間的“牛李黨爭”。
牛、李開始結怨是在唐憲宗時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試時，應試的牛僧孺、李宗閔等通過對策，指斥時政，言詞激烈，被主考官錄取。當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為宰相，認為他們攻擊自己，因此向憲宗哭訴，並指出考試中有舞弊現象。結果考官都遭貶逐，牛僧孺等也長久不予升遷。這是牛李黨爭的序幕。
牛、李兩黨鬥爭的高潮是在文宗時期。兩黨鬥爭的形式是兩黨交替掌權，一黨掌權，不問敵黨有無人才，一律排斥；不問敵黨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張，完全把朋黨的利益置於國家社會利益之上。朋黨之爭的結果是政治更加腐敗。
面對牛、李兩黨的激烈傾軋，文宗束手無策，哀嘆說：“去河朔藩鎮非難，而除此朋黨實難！”
宣宗之後，牛、李兩黨的領袖人物相繼死去，這場持續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朋黨之爭終於停息。
宦官集團在面對朋黨之爭時，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但最終一致對付外朝大臣，外朝大臣也相機應變。
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團的支配的朝臣也曾進行革除弊政、削奪宦官權力的努力，比如順宗時期的“永貞革新”和 “二王八司馬”事件以及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但結果是相關大臣或被貶或被殺，宦官勢力更加難以動搖。從此，“天下事決於被司，宰相行文書而已”。這種混亂局面一直延續到唐末。這為唐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唐後期憲宗的“元和中興”
德宗、順宗死後，憲宗即位，年號為元和。當時，唐中央財政狀況有所好轉，有能力擴大和強化中央禁軍。而憲宗本人又能勵精圖治，可以說他是唐朝後期唯一有成就的皇帝，幾乎重建了太平盛世。
首先他選用如武元衡、李吉甫、裴度等良臣整頓朝綱，其次他採取正確的削藩策略，即先弱後強，各個擊破，孤立元兇。憲宗首先派兵攻打實力較弱的西川和浙西節度使，使其歸順朝廷，接著集中力量對付強大的淮西節度使。由於名相裴度的運籌帷幄，淮西被平定。其他藩鎮紛紛獻地表示歸順朝廷。《資治通鑑》上說：“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後人將憲宗在位的這十幾年稱為“元和中興”。不過，憲宗雖使藩鎮歸順中央，但並沒有能鏟除根基。
但是，820年，憲宗在試圖鏟除宦官勢力的過程中，被宦官殺死。此後，河朔三鎮相繼叛變，割據勢力越演越烈，這種藩鎮割據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唐朝滅亡。
從德宗開始，到憲宗時代，唐朝的商業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商業更為活躍。唐後期的揚州，是漕米、海鹽、茶葉等貨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業更加繁榮。許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這裡從事珠寶一類的奢侈品買賣。益州是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西南地區出產的各種貨物，多在這裡運銷外地，故商業亦極繁榮。時人稱“揚一益二”，可見在唐後期，揚州、益州的經濟地位已超越長安和洛陽。東南地區的杭州，到唐後期也發展成了繁榮的商業城市。
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對外貿易城市。外國商船載來了香料、藥品、象牙、犀角、珍寶等貨物，從中國販走瓷器、絲綢等物品。唐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管理對外商務。明州則是對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許多商船從這裡出海前往日本。
壯志未酬之君王――唐文宗李涵
憲宗之後，太監劉克明又弒殺了大唐第十七代皇帝唐敬宗，欲立絳王李悟，卻被宦官首領王守澄率禁軍沖入宮中殺死，李涵被扶立為帝，是為唐文宗，當時宦官的勢力可謂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唐朝，到了唐文宗，已是政道昏暗，霧色蒼茫之時。朝廷弊端甚多，宦官權傾朝野，宮廷內瀰漫著一股恐怖的氣氛。
唐文宗不甘大唐就這樣衰竭下去，決意挽回失勢，光興祖宗基業。首先恢復單日上朝，勤政愛民，去奢從儉，更下詔釋放宮女三千人，讓她們重獲自由。文宗時常召見侍制官，問及為政得失。朝野發放出一股新氣象，人民似乎感覺太平日子將要來臨。
太和九年（834年），文宗決定為復興宗室打最重要的一仗，心腹鄭注和李訓安排好一連串伏殺所有宦官的大計。本來一切準備妥當，但李訓卻想獨占功勞，竟自行改變策略。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趁文宗上朝之際，派人奏稱左金吾廳後石榴樹上夜降甘露，企圖乘文宗與眾宦官前往觀看時，把全部宦官一網打盡。
可宦官首領仇士良行至左仗院時，驟聞幕下傳來兵器之聲，他心知不妙，立即拚死逃回殿上，挾持文宗進入宮中。李訓馬上發難，率衛士追殺宦官，連砍數十人。仇士良劫文宗入東上閣門，立緊閉之。不一會，眾宦官率神策軍出門反攻，見人就殺，就連無辜的大臣亦枉死於劍刃之下，史稱此為“甘露之變”。
李訓敗亡，鄭注隨後亦被誅殺。文宗無奈，從此愈發受宦官監製，怨恨苦惱。後更自嘲不如亡國之君周赧王和漢獻帝，因他們只是受制於諸侯，而今天自己卻受制於家奴。可憐文宗，鬱鬱不得志而終，享年三十一歲。
唐王朝在經歷了憲宗時期短暫的中興後，終於沒能挽回頹勢，在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的局面中，開始走向分裂，走向滅亡。
《推背圖》中關於唐朝滅亡的預言
《推背圖》第九象預言了唐王朝的滅亡。該象圖中畫著一棵大樹，樹上有一個鳥巢，下面躺著許多死人。暗示著唐末黃巢起義失敗，死人無數。
讖文中說：“非白非黑，草頭人出。借得一枝，滿天飛血。”前兩句指黃巢起義，“非白非黑”，即指黃色，暗寓黃巢。後兩句講黃巢起義，與唐朝開戰，飛血滿天。頌詞是：“萬人頭上起英雄，血染河山日色紅。一樹李花都慘澹，可憐巢覆亦成空。”繁體的萬字上部分與英的下面結合，仍是一個黃字。一二句仍舊是講黃巢起義，戰爭死人之多，染紅了山河。而三四句講黃巢起義後，李姓的唐王朝的日子慘澹，已經沒有幾天好過的了。第四句講黃巢舊將朱溫滅掉唐朝，但朱溫建立了後梁，所以說：“可憐巢覆亦成空。”
唐朝的分裂和滅亡
朝政的腐敗，藩鎮的割據和爭鬥，使昔日輝煌無比的唐王朝走向了沒落，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也逐漸惡化。在唐文宗時期，唐朝的形勢就已經是“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憂在旦夕。”到了三十年後的唐僖宗時期，農民已經是“凍無衣，飢無食”，特別在賦稅嚴重的江淮地區，起義浪潮席捲江淮各地，其中還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義，唐朝的統治已然是危在旦夕了。
公元875年，山東王仙芝在濮陽縣起義，部卒達數萬之眾。在發布的檄文中，王仙芝指責唐朝“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而在今山東曹縣北的黃巢亦率眾數千人，響應王仙芝。
王仙芝和黃巢都是私鹽販子。史書記載，黃巢家有資財好騎射，略通詩書。
後來王仙芝兵敗被殺，餘部全部歸附了黃巢。黃巢號稱“沖天大將軍”，率軍與唐軍作戰，先後攻下了杭州、福州、泉州、廣州、洛陽、長安等地。由於黃巢沒有能力約束部隊，所經之處均遭洗劫，死人無數，應了《推背圖》中的所說的血染山河。
黃巢攻占長安後，唐僖宗逃往成都。黃巢於881年1月在長安自稱皇帝，國號為大齊，年號為金統。唐朝的達官顯貴或死亡或逃散，消失殆盡。正如一首唐詩描述的“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唐朝滅亡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由於長安城內糧食不足，加之黃巢部將朱溫在同州（今陝西大荔縣）降唐，唐軍進攻長安，黃巢不得不放棄長安東撤。884年，黃巢在山東兵敗自殺。持續九年的黃巢叛亂雖然平息了，但其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它使統一的唐朝走向了分裂。此後，雖然唐朝名義上還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已經是名存實亡，唐朝的轄地被各種割據勢力瓜分。這些割據勢力經過爭鬥，形成了三個主要的集團：以汴州為中心的朱溫，以太原為中心的李克用，以風翔為中心的李茂貞。
907年，朱溫廢掉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哀帝，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梁，改元為開平。唐朝正式滅亡，歷史走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一幕轟轟烈烈的大戲雖然落幕了，但曾經輝煌的唐朝在各個方面都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並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讓人回味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