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04月06日】
【白話試譯】
臣光說：“‘信’這一字，是為人君者的最大寶物。一國的安危，全仗恃於民心；民心之向背，全仗恃於上下以‘信’維繫。不以‘信’維繫，就無法役使人民；不能役使人民，也就沒法守護國家的安全。所以古代“王天下”的天子，絕不欺騙治下的諸侯；霸諸侯的國君，也絕不欺騙周圍的鄰邦；善於治國的，絕不欺騙他的人民，善於治家的，也絕不欺騙他的親屬。不善於治國、治家的就恰恰相反，欺騙他的鄰國，欺騙他的百姓，甚至兄弟、父子相互欺騙。上面的人不相信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不相信上面的人，如此一來，則上下互欺、離心離德，最終招致失敗的後果。縱使巧取豪奪而得好處，但所得之利，絕不能醫好因使用欺詐而遭受的創傷，所獲之數，也絕不能補足因使用欺詐而遭受的損失，想想，不可悲嗎！從前齊桓公不肯背棄他答應曹沬的諾言，晉文公沒有貪戀殲滅原國的利益，魏文侯不願失信和虞人所訂之約，秦孝公兌現給徙木者應得之賞金。這四個國君，道德並沒非常完善，而商君更是被稱做刻薄的一個人；又加處在征戰攻伐之世，天下都傾向相互施詐的時代；可他們還都不敢棄捨了‘信’來對待他們的人民，更何況在天下承平時代做天子的呢？”
臣光曰：“合縱和連橫的說法，雖然翻來覆去的變化多端，然而總是合縱這一說法，對於六國是有利的。從前先朝周王分封萬國，與諸侯親善，使他們來往朝聘，宴饗為樂，集會結盟，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希望他們同心協力，維護國家的安全。那時候假使六國能夠本著信義、善意相親，秦國雖然強暴，咋能吞併他們呢？要說這三晉一地，等於齊楚二國的屏障；齊楚兩國，也等於三晉的根基。按形勢說，正是互相借重，內外倚賴，互為憑依。因此，假如三晉攻取齊楚，就是自己斫斷了自家人的根基；倘若齊楚攻取三晉，即是自己撤去了屏障，敞開了大門。怎麼能撤去屏障，討盜賊的歡心，卻反過來說‘盜賊將喜愛我而不來攻我了’，難道不是悖情違理、犯下大錯嗎？”
臣光說：“聖人認為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才是人生中最瑰麗的境界；以仁義施政，是為善最樂。因此雖然住著茅屋土階，穿戴粗簡，飲食菲薄，卻不會因其鄙陋而以為恥，原因只是恐怕奉養自己太過了，要勞民傷財的。唐明皇仗恃著國家處於承平時代，不再想到可能有後患降臨，儘量滿足自己耳目之所好，齊備一切巧妙的聲技娛樂設施，自認以帝王的富貴，誰都不如我，想使自己，成為前人無法追及、後人無法超越的唯一。不僅只是他個人自娛了事，還拿這種豪奢來向人誇耀。他卻哪裡知道，他身邊的“大盜”（指安祿山）看到這一切，早已經對他的皇位，生了伺隙竊國的心。最終弄得鑾駕流亡、寶座不穩，生民塗炭、烽煙四起。這才知道人君崇尚奢華向人誇耀，正足以招致大盜的行竊呢。”
【原文】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恃、賴）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指天子統轄的天下諸侯），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醫治）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沬之盟（注1），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注2），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注3），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注4）。此四君者，道非粹白（完全、純潔），而商君尤稱刻薄（注5）；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養）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諸侯朝見天子為“朝”，諸侯互相訪問為“聘”）以相交，饗宴（天子大宴諸侯）以相樂，會盟（諸侯集會訂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合力），以保家國也。向（舊時）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屏障），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根本、基礎）。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用茅草蓋屋）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唐玄宗）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盡）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逾；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窺伺間隙）之心。卒至鑾輿（皇帝的車駕）播越（失去所居、流亡在外），生民塗炭（比喻困苦，水深火熱）。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心得體會】
本篇是從《資治通鑑》中選錄出來的三段史論。史論乃司馬光在編撰該書時，就按年所記述的史事中，擇其影響較大、或有關於世道人心與治亂興亡者，特加以評論，說出自己的見解，分繫於史事之後，以為讀史者的參考。當時進呈御覽時，神宗對於這些史論大為欣賞，以為非常切要。而司馬光寫在此書裡的史論，都在開頭冠以“臣光曰”三字，藉此與記敘史事的正文劃分開，以醒眉目。這與《左傳》裡的“君子曰”、《史記》裡的“太史公曰”，用意相同，應是司馬光師法左、史體例之一項。因《資治通鑑》本是宋英宗命令他編纂的，書成之後，必須先行進呈皇上御覽，故自稱“臣光”。
本篇所選，第一段見《周紀二》，乃評論人君之大寶──信。並舉春秋時代，四位諸侯守信不渝之事為範例，期勉為君者重視；第二段見《秦紀二》，乃評論合縱與連橫之說的看法，認為秦能殲滅六國，主因在於六國不知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第三段見《唐紀三十四》，乃評論唐玄宗崇華靡、殫玩樂而晚節不保之事。
“人”“言”為“信”。人無信不立。這個“信”字，在中國傳統美德裡，被視為“立身立國”之本！其實，信，是一種為自己、為他人負責的態度。能守信的人，就是誠實對待自己一言一行的人。所以“誠”“信”兩字，是一體的兩面，兩字經常連用。例如：
一諾千金──形容諾言可貴，不輕易許諾，（語出《史記·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話一出口，就得信守然諾，千金不易。
一言為定──事經談妥，便信守不渝。因此大多數的古人經商做生意，不管買賣大小、利益多寡，雙方一句話就搞定。不像現在需要訂契約、打合同、找律師證明、還得有公開的簽約儀式……等等，恨不得有密實的天羅地網來防堵對方鑽法律漏洞，迫使自己蒙受不該有的損失。
古人有高道德標準下的心法約束，所以為人處事、一言一行都自然的將眼光放遠，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會影響後代子孫，一心為後世子孫樹立榜樣。也因為這樣，所以這些美德能流傳千古、世代沿襲，而維持中華五千年道統於不墜。因此，司馬光的第一段史論，就人君之大寶──“信”字，大加發揮，並舉出春秋戰國時代的四位諸侯，不失信的作為做勉勵。只是如今的“信”，早已成了“笑談”了，古人說“禮失求之於野”，我看世風日下的現在，連“野”也找不著囉！
周代列土分封宗室及功臣，即“封”土而“建”國，使其各自建立國家，此即中土封建制度之伊始。而西方亦有封建制度，起源於中世紀時的歐洲。有三大最基本的特徵結構：領主、封臣（武士）和采邑。領主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封臣是擁有領主所分封給他們土地的人，而這些分封出的土地就是采邑。封臣要為領主戰鬥，作為對領主給予采邑的回報。在領主、封臣和采邑之間的關係與責任構成了此制度的基礎。
我覺得天底下沒這麼巧的事，東西方的先民剛開始有了國家的雛型時，即是施行封建制度，以“小國”的姿態分治天下，這是神有意引領的，是神的旨意。他的美意在於：使諸侯或封臣各自管轄與治理國家，使有經世濟民之才的人，能找到心目中的明主，輔佐施政而一展長才；不因國大人多而焦頭爛額、不因地廣複雜而左右支絀。其本意是好的，為人著想；其目的是“小而易治”，更能使有心之諸侯（或封臣、武士）發展出一套有利而獨特的施政方針，國泰民安，各國能互相借鑑而天下太平！如秦穆公時任百裡奚為相，內外安定，國力充實，奠定稱霸以及往後一統中原的基礎；齊桓公重用管仲，“尊王攘夷”而成春秋五霸……等等史實。
可人心難測，“私”字當頭，到後來大並小、富凌貧、強欺弱，於是東西方都是一樣：爭戰連年、兵燹終日而不得安寧……，這是因人性的弱點而違反了神當初的美意與用心啊！從此，“封建制度”即為世人所詬病，更為惡共所詆毀，那是沒弄懂神的初衷，那是無神論的謬見哪，有道理吧？
【作者】司馬光（西元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涑水鄉人。仁宗朝進士，累官御史中丞；神宗朝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降職出判西京御史台；哲宗朝起復入相，悉罷新法。卒諡文正，贈溫國公，世稱司馬溫公，亦稱涑水先生。著有《資治通鑑》、《涑水紀聞》、《獨樂園集》等書。
【注1】事見《史記·卷86 刺客列傳曹沬》。曹沬，魯人，事魯莊公。齊桓公伐魯，曹沬三戰皆北，莊公乃獻遂邑一地求和，與齊盟於柯。當時曹沬以匕首威脅齊桓公，慷慨陳詞，請返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沬因棄匕首而就臣位；已而桓公後悔，欲殺曹沬，管仲諫道：“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盡將侵地退還魯國，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來歸附。
【注2】事見《左傳·僖公25年》。晉文公帶兵包圍了原（國名）城，只準備了三天的軍糧，滿以為三日之內原國就會投降的；誰知三日已過，軍糧用罄，原國並未投降。於是文公下令退兵，解原國之危。退兵的命令剛發出不久，晉派在原國裡的間諜跑出來說，原國就要投降了；軍吏都說：“那麼，我們先不退兵，等待原國來降吧。”文公道：“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兵三十裡，原國仍然來降。
【注3】事見《資治通鑑·周紀 威烈王23年》。魏文侯，名斯，是戰國時魏國第一任國君；虞人，是看管山林的人；期，是約會。一天，魏文侯與群臣飲酒甚樂，天忽落起雨來，魏文侯叫預備車駕，要到郊外去。左右都說，今日飲酒甚樂，天又雨，為何要去郊外？文侯道：“我已和虞人相約打獵，哪能失信？”於是親去告知虞人，說打獵因天雨作罷。
【注4】事見《資治通鑑·周紀》，即在此段史論之前。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圖強，已經準備好了變法的命令，尚未公布，恐民不信，便在國都南門，豎立了三丈高的一根木頭，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後又加價，能徙者，予五十金。終有一人徙之，真予五十金。然後才下令變法。
【注5】商君，即公孫鞅，衛人，故亦稱衛鞅；仕秦孝公，變法圖強，封於商，號商君，又稱商鞅。他是法家之重要人物，主張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所以說他“刻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