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風燭殘年、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身上插滿了大小針管和各種監護儀器，時而從昏睡中醒來，用可憐巴巴的眼睛望著病床周圍的人……，時而又沉沉入睡。每當出現這樣的情景，我總是不忍目睹，就覺得人的一生要遭多大罪呢？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幾乎是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了他的一生，所以我幾乎回憶不起他笑的表情。

劃入“黑五類”

1921年，父親出生於北方的一個農村家庭，因兄弟姐妹多而家境貧困。在他剛剛成年後，經人介紹就到山東濟南的一家鞋帽店做學徒。這段時光可能是他這一生中感覺最好的日子，因為後來在他難得有好心情時，就會談起那時的衣食住行，愜意之情就會溢於言表。也只有在此刻，才會看到他舒心的笑容。家中有兩張發黃的舊照片，可以對他所講的話做個印證：一張是他自己的半身照：四方大臉、鼻直口闊、臥蠶眉、丹鳳眼，加上油亮的分頭，用漂亮來形容好像還不夠，這和我認識的父親的形像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另一張是他與兩位師兄的合影：三個年輕人都身著長袍，身姿挺拔，英俊瀟洒……

父親的家庭觀念很強，總想光耀門楣，所以在他出徒後，自己即刻開始外出做小生意。由於他的努力，終於趕在土改前為家中掙到了一駕馬車和幾畝田地，再加上農忙時曾雇過短工，這樣在土改中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被劃定為 “富農”成份，從此全家成為了專政打擊對像。在文革中被稱為“黑五類”的群體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父親的伯父在沒收田產批鬥會上，被瓜分他田產的“群眾”活活打死，這對他們整個家族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後這個家庭的成員就開始了各自屈辱晦暗的人生。

父親帶著母親在遠離家鄉的一個城市謀生，和無數中國人一樣，經歷著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每次運動中，都有許多人被整肅，甚至被殺掉。因為家庭出身的影響，父親總是小心翼翼的應對著周圍的一切。

在我記事後，記得有一鄰居夫婦，男的姓崔，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被打成右派，因找不到媳婦，最後娶了一個沒文化並且是地主出身的寡婦為妻。夫妻二人備受歧視，成了街道幹部的監視對像。有一天晚上街道幹部的家門前被人放火（火燒得並不厲害），老崔首當其衝的就成了放火嫌疑犯，警察把他帶到派出所，經過一天的拷問後，凌晨被人用門板抬回家，放在門外，他妻子出來看時，發現老崔已經斷氣了。

還有一件事，是我記事後聽人說的:我家居住的街道，有一天牆面上出現了一條用粉筆寫的“打倒共產黨”的“反動標語”。可能也是街道幹部的作用，當時只有六、七歲的我二哥，與此事無半點關係，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帶進派出所，警察讓他承認標語是他寫的，二哥嚇得喃喃地說：“不是我寫的。”警察又說：“你承認了，就放你回家。”二哥說：“真不是我寫的。”到了中午警察說：“你不承認，就別想回家吃飯。”二哥還是說：“真的不是我寫的。”警察掏出手槍拍在桌上，沖二哥吼著“你不承認，就永遠不讓你回家。”二哥哭著重複著那句話：“真不是我寫的。”直到天都黑了，父親才硬撐著膽子到派出所去找二哥，警察從一個上了鎖的小黑屋把二哥放出來。父親小心的問警察“為甚麼事？”警察之漠然的回答說：“沒什麼事？”父親再不敢多問什麼，趕緊把二哥領回家，到家後才發現一天水米未進，在驚懼恐嚇中度過的二哥一下子變得目光呆滯，哆哆嗦嗦。經過此事後，二哥性情大變，不再有那個年齡孩子應有的活潑與無憂。後來二哥在讀小學時，常被老師和同學當做傻子，經常被同學追打。母親說，就是那次驚嚇落下的毛病。而父親以後每當想起此事來都會後怕，說當時二哥要是稀裡糊塗的承認了，咱們這個家就完了。也正是從那時起，父親走路就不敢伸直腰板，總是低著頭，雙手在前面揣在一起，快速的邁著小碎步，一副卑微害怕的樣子。幾十年的低頭彎腰，造成他脊柱嚴重變形，背後鼓起一個“大鍋”來，以致他去世後，遺體安放在木棺中，棺蓋都無法蓋嚴，這是後話。

遭遇大饑荒

母親生了我們姐弟八人，我是出生在公私合營那一年，父親不喜歡我，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自己做小生意，養家餬口還不成問題。公私合營後，父親被收編進合作商店，每月工資只有46元，要養活那麼大一家人實在太難了，全家生活陡然間變得極其艱難。尤其到了大饑荒（就是我們熟悉的所謂 “三年自然災害”） 時期，父親下班後總要到處搜尋買谷糠或一切能充當食物的東西，我的幾個哥哥需要到野外四處挖野菜，撿菜葉、剝樹皮。記得有一次，大哥騎著家中唯一的一輛舊自行車，到幾十裡以外的農村地裡撿菜葉，當時他大概有十四、五歲，實在太餓了，他摘食了地裡的甜菜，被當地的民兵抓住，關在村委會。父母見天黑了他還沒回來，正在著急，一個做裁縫的鄰居大叔來報信，說大哥被關起來了，因為大叔當時作為支農人員正在那裡工作。父親當時腿上正生毒瘡，行走十分不方便，但還是拄著一根棍子，從傍晚一直走到大半夜，終於到了那個村子。找到地方，父親從外面呼喚著大哥的乳名，大哥哭著自裡邊回應著。當時已是深秋，父親只能坐在門外的台階上等著天亮，直到第二天早上村委會有人上班，父親說盡了好話，加上鄰居裁縫大叔的幫忙求情，大哥才被放出來，父子相見抱頭痛哭。

還有一件讓我記憶極深的事：那天六哥進家告訴母親，說四哥大便不出來。母親急忙跟四哥出去，好長時間才回來。進屋後她一邊洗手一邊無奈的跟家裡人說，四哥大便乾結的象炭塊，怎麼用勁都排不出去，自己憋得直掉眼淚，母親只得找根小木棍，一點點幫他往出摳，乾結的便塊裡有大量人體消化不了的谷糠。這種事情絕不僅僅發生在我家，而是經歷過大饑荒年代許多人腦海中永久的記憶。

歷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國大陸，對所有“地富反壞右”的打擊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那些“黑五類”稍有不慎就會被定為“現行反革命”而遭槍決。我家的外牆上經常貼一些布告，上面被打上紅叉的人名就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沒被打上紅叉的是被判處不同刑期的。市裡有一個廣場，在那裡經常開公判會，每次公判會後，布告就會貼滿大街小巷，有時上面打上紅叉的人名特別多，密密麻麻一長串。父親的單位，每次都要求他去參加，以接受再教育，而每次參加公判會回到家，父親總會雙目發直，沉默不語，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正常，一次次的驚嚇，使他的精神總是處於高度緊張中，他變得越加沉默寡語，再難以見到他臉上有舒展的笑紋。

姐姐讀書的中學學校裡，有一個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王老師，歷次的打壓，使他到文革時，人已經變得幾近痴呆，每天穿著髒破的衣服，只能幹打掃廁所、掃大街這些最髒臭的活，還經常被學生吐口水，扔石頭。即使這樣也未能保全性命。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原因是他不認罪，頂撞了校領導。幾天後被五花大綁的押上公判會的審判台，宣判後又插上招牌，遊街示眾後就被槍斃了﹗這件事對父親刺激極大，因為父親很同情這位善良而有文化的王老師。

生活在那樣的歲月裡，使我們家兄弟姐妹的性格都變得膽小、懦弱。因為父親總是告誡我們：千萬別給家裡惹事。還有一件關於二哥的事：正上初中的二哥，有一天課間，和同學一起玩扔紙飛機，他的飛機扔出後，搖搖晃晃的沖向教室前面牆上貼的毛澤東像，紙飛機前頭用於固定形狀的大頭針正好扎在了毛澤東像的下巴上，此情此景使喧鬧的教室剎那間變得死寂一般，所有人都驚呆了，每個人都嚇得失魂落魄，手足無措。還是當事人二哥首先恢復了意識，蹬上櫈子，站在講桌上，急忙把紙飛機取下，又誠惶誠恐的找班主任老師說明情況。幸運的是，這位老師很通情達理，沒有責難二哥，並告訴班裡的學生，對此事不要出去聲張，最後硬是把這件事給掩蓋過去了。據母親後來說，那段時間二哥行為反常，每天去學校都是早出晚歸，正值冬季，他每晚都要準備好生火柴，第二天帶上去學校，早早的給班裡把爐火生好，以此來救贖他犯下的 “錯”，這是他在那個年齡能想到、能做到的唯一辦法。後來二哥說，那段時間他整天提心弔膽，生怕這件事給家裡帶來滅頂之災。

漫漫十年的文革結束後，父親也快到退休年齡了，所以父親的大半生都是在思想高度緊張、驚恐焦慮中度過的。

最後的等待

我在1997年有幸走入法輪大法修煉，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知道了法輪大法對每個生命意味著什麼。所以我深深覺得我的父母雙親——兩位老人經歷了如此艱難的人生歷程，如果不能像我一樣得法修煉，那這些苦不白吃了嗎？於是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訴他們，母親很接受，但是種種原因她沒能堅持下來。而父親卻很排斥，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恐懼，只要和共產黨灌輸的無神論等一系列說教稍有不同，他就會本能的排斥，那些長久的恐懼歲月使他根本就不敢、也不會用自己的大腦真正去思考、去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善惡對錯。他的思想行為再不敢和共產黨有絲毫的異議。他生怕因此再給自己惹上什麼麻煩。

我因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真相，揭露中共邪黨對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群體的迫害，被誣判五年，在獄中的第三年，慈祥的母親在愁苦期待中、沒等我回來就離開了人世。後來知道母親總是懷揣法輪大法“護身符”，常念“法輪大法好”，他老人家走的很安祥，對此我心稍有安慰。而父親在我出獄幾月後，最後一次住進了醫院。院方對垂危的父親幾次下了病危通知書，而父親卻一直艱難的堅持著生命，冥冥中總像是在期待著什麼。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父親還不明白法輪功真相，還沒有認同法輪大法呢﹗面對吃力睜著眼睛看著我的父親，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大聲告訴父親：跟我一起念“法輪大法好”，父親的眼睛倏忽一亮，長吁一口氣，他的嘴唇翕動著，我一遍接一遍的念，父親的嘴也不停的動著，雖聽不清聲音，從口型上我知道父親在努力的念。最後他伸手緊緊攥住我的手，眼窩裡的淚水大顆大顆的滾落下來……，此後不久，父親又一次合上了眼睛，直到第二天中午停止呼吸，再沒睜開過。他在平靜中告別了這個給了他數不盡痛苦的世界。

就在那一瞬間，我才清醒的意識到，父親臨終前，真的是在等這句話——“法輪大法好”，這應該是他生命真正久遠的祈盼，可是卻由於我的不負責任，不理智，幾乎讓這個生命失去這無比珍貴的萬古機緣——一個飽受蹂躪的生命，在人生走向盡頭的最後時刻，終於登上了被救度的法船，真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