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7年04月03日】
【原文】
李密《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
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
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賞析】
李密原是蜀漢後主劉禪的郎官。紀元263年，司馬昭滅蜀漢，李密成了亡國之臣。仕途己失，便在家供養祖母劉氏。紀元265年，晉武帝請李密出來做官，先拜郎中，後又拜為洗馬(太子侍從官)就是文中說的“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晉武帝為甚麼要這樣重用李密呢?第一，當時東吳尚據江左，為了減少滅吳的阻力，收攏東吳民心，晉武帝對亡國之臣實行懷柔政策，以顯示其寬厚之胸懷。第二，李密當時以孝聞名於世，晉武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實行孝道，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臣關係，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正因為如此，李密屢被徵召。
李密為甚麼“辭不就職”呢?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李密確實
有一個供養祖母劉的實際困難問題，象文章中說的“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第二，李密是蜀漢舊臣，自然有懷舊的思想，況且他還認為漢主劉禪是一個“可以齊桓”的人物，對於晉滅蜀漢是有一點不服氣的。第三，古人講：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興時，臣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興時，臣為君之土芥。出於歷史的教訓，李密不能沒有後顧之憂。晉朝剛剛建立，李密對晉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禍福。所以李密“辭不就職”，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時此刻不宜做官。
李密不想馬上出來做官，而在晉武帝方面，卻催逼得很緊。“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輕慢皇帝，違抗皇命是要殺頭的。為了擺脫這個困境，達到不出來做官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為納入晉武帝的價值觀念中去。李密是蜀漢舊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古人講“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來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著對晉武帝不滿，這就極其危險了，所以李密說自己“不矜名節”，“豈敢盤桓，有所希冀”，意思是：我不出來做官，完全是為了供養祖母劉，是為了“孝”。但是這裡又產生了一個問題，事父為孝，事君為忠。李密供養祖母是孝，但不聽從君主的詔令，不出來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韓詩外傳》卷二記載：“楚昭王使石奢為理，道有殺人者，追之，則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於是刎頸而死。”為忠臣不得為孝子，為孝子不得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決了這個矛盾，即先盡孝，後盡忠。“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劉養老送終之後，再向您盡忠。這樣，晉武帝也就無話可說了。
李密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還以巧妙的抒情方式，來打動晉武帝。從文章中可以想見，李密在構思《陳情表》時，有三種交錯出現的感情：首先是因處境狼狽而產生的憂懼之情；其次是對晉武帝“詔書切峻，責臣逋慢”的不滿情緒；最後是對祖母劉的孝情。但是當他提筆寫文章時，便把這三種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經過冷靜的回味，壓抑了前兩種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筆帶過，掩入對祖母劉的孝情之中。而對後一種感情則大肆渲染，並且造成一個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從這樣一種情境出發，作者先以簡潔精煉的語言，寫自己的孤苦，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作鋪墊，然後反覆強調祖母劉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嬰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劉病日篤”；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這樣，李密的孝情就不同於一般的祖孫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陳情表》是寫給晉武帝的，是為了達到“辭不就職”的目的。從這個目的出發，李密並沒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對感情加以節制，使它在不同的層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現。第一段先寫自己與祖母劉的特殊關係和特殊命運，抒發對祖母的孝情，“臣侍湯藥，未曾廢離。”如果從這種孝情繼續寫下去，會有許多話要說，如對祖母的感激，對祖母的憐惜等等。但作者卻就此止筆，轉而寫蒙受國恩而不能上報的矛盾心情，寫自己的狼狽處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馬上任，“奉詔奔馳”。為甚麼不能去呢?是因為“劉病日篤”，這就從另一方面，反襯了他孝情的深厚，因為孝情深厚，而“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所以才有“實為狼狽”的處境。前面抒發的孝情被節制以後，又在另一個前提下出現了。第三段作者轉寫自己“不矜名節”，並非“有所希冀”，不應詔做官，而是因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在排除了晉武帝的懷疑這個前提之下，再抒發對祖母劉的孝情，就顯得更真實，更深切，更動人。
亞裡士多德說：“只有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在適當的動機下，以適當的方式而發生的感情，才是適度的最好的感情。”(見《尼科馬科斯倫理學》)李密正是運用了最恰當的抒情方式，通過有次序的抒情，打動了晉武帝，使他看了表章後，說：“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在讚賞的情況下，“乃停詔”。
古人有言：“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也！”筆者深然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