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3年08月30日】
我是個天生的有神論者，很小的時候，冥冥之中我就相信有個大神仙會保佑我既聰明又漂亮。在課堂上，每當老師講到諸如相信科學，反對迷信之類的東西，我總會在本子上畫一個X，心想：「這個你可講錯了。」
1995年，我上大學，1995年，我們全家喜得大法，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媽媽把我房間裡的大床送人了，為的是有更大的空間來集體學法練功。有同修問媽媽：「寶貝女兒回來了怎麼辦？」媽媽說：「沒事兒，她不經常回家的，其實睡地板也是一樣的。」之後，印象中幾乎每次回家，家裡都有同修在。
有一次在我們家開一個小型的學法交流會，來了很多同修，周邊城市的學員也有來的。吃飯都是分好幾批吃的。負責後勤的爸爸對媽媽說：「我可忙壞了，你也應該給我介紹介紹來的都是誰呀？」媽媽笑著說：「沒有時間，不用介紹了，都是同修，都是親人。」
我第一次看《轉法輪》，就覺得很親切，沒有任何意外與波動，瞪著大眼睛讀著，生怕漏掉某個字，老師講的每句話我自然而然就認為是對的，因為我從小就在等師父。修煉後，我也看到了一個平靜隨和的自己，不再爭強好勝，不再刁蠻任性。在學校裡，我拿著《轉法輪》到我們班每一個寢室裡去洪法，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班30個人中有13個人早晨到學校的煉功點去煉功。
4.25的時候，我在學校的煉功點得到消息後，已經沒有時間考慮和準備了，和一個同學就一起上路了。路上，我給家裡打電話，想和媽媽聯繫一下。爸爸聽說我要去北京，有點擔心，不想讓我去，吞吞吐吐不告訴我媽媽的情況。我說：「老爸，我已經買票了，找不到我媽的話，我怕我在北京沒有地方住。」爸爸這才告訴我媽媽昨晚已經打計程車去了北京，並給了我媽媽住的旅館的電話。
因為當時去北京的火車票已經停賣了，我們只好坐長途的大客車去。一路顛簸後，在北京的城邊上，司機非要我們兩個人下車，說他們要直接去拉貨，不進北京了，要我們自己坐公交車去。下車的時候我們心裡還有些不高興，認為司機騙我們。到了北京才知道，外地來的客車都要經過嚴格檢查，如果我們不坐公交車，還真很難順利到達北京。那時候才明白這一切都是師父的慈悲看護。
7.20下午，我莫名奇妙地打開電視，也沒有看，在一旁忙著我的事，不一會就聽到中央要取締法輪功的決定，震驚之餘，趕緊跑到螢幕前把那個片子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邊。晚上父母回來了，說起此事，我說：「不用看了，都是假的。我白天已經看過了。」又驕傲地對媽媽說：「就算全世界都反對，我也相信師父。」媽媽說：「看你平時經常偷懶，關鍵時刻這顆心還挺堅定的。」
第二天，很多同修都在觀望，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媽媽說：「不能等了，你們誰不走我也得走，我一個人去。」媽媽又對我說：「女兒，你是理解媽媽的，如果我有什麼意外的話，你要照顧好你爸爸。」就這樣，媽媽堅定的走出去了。由於媽媽去了北京，在單位裡受到了處分，並且停發了一年的獎金，損失了近2萬元。
後來媽媽又去省政府，去市政府，都是平安回來。之後，每到重大日子，公安局都會打電話到家裡來。有一次，媽媽接過電話說：「我這次本來沒想去北京，接到你的電話，我還真想去了，你是不是提醒我去北京呀？」對方馬上說：「別，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我就是隨便打個電話。」從此之後，公安局很少打電話來。
我父母都在電廠工作，媽媽的正念正行，把大法在那個小環境中正到相當程度。在最邪惡的時候，媽媽頂著壓力，給廠長、副廠長、黨委書記寫信，並親自送到他們家裡，嚇壞了這些領導；找醫院的院長談話，把醫院批判法輪功的會變成了講真相的陣地，使得以後開會時院長不敢再組織批判討論法輪功，變成了自由學習時間；把大法的真象帶給身邊的每一個人，媽媽曾經下半夜出去挨家挨戶發真象資料，喚起了他們的正義良知。
有一次，兩個便衣，兩個穿警服的來家裡直接帶走媽媽，很多有正義感的鄰居紛紛擁上來：「你們是哪的呀？怎麼隨便抓人呢？」「有什麼事到單位裡說去。」搞的那個政法委主任連忙說：「我們只是想了解一下情況。」 媽媽和他們談了一個下午，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最後那個主任說：「大姐，我還真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以後法輪功平反了，我請你喝酒。」媽媽說：「非常高興你能明白真象，到時候我請客。」媽媽晚上6點鐘平安回家了。後來，媽媽說：「我當時根本沒想他們是來抓我的，我就要跟他們講清真象。」
還有一次，勞教所的管教帶著一些被轉化了的人到單位裡來企圖轉化我媽媽等大法學員。他們一但說出污衊大法的話，媽媽立即站起來，喝斥他們：「你們知道你們都在胡說些什麼嗎？師父什麼時候說過這樣的話？」使得他們個個垂頭喪氣。管教看見這個情況，要帶媽媽走。已經明白真象的黨委書記說：「這個不行，現在已經中午了，我們職工要回家吃午飯了。」
現在法輪功在媽媽工作的職工醫院裡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那裡一共有6個大法學員，前任院長看完真象光碟後，就不再管他們。現任院長從局裡下來時，就聽說了媽媽，單獨找媽媽談話。一是這個院長也明白了真象，二是這6個大法學員做的都很正，工作幹的讓院長實在無話可說，也就不再管他們。
現在這6個學員都把《轉法輪》放在辦公室的桌子裡。媽媽在電話裡對我說：「四年了，兩任院長，這個環境在我們這裡是完全正過來了。」因為媽媽自己一個辦公室，午休沒事的時候，他們就愛聚在媽媽那裡。如果誰要找某個醫生，就會聽到有人很自然地說：「是不是在法輪功那個屋裡呢？」
在前不久中國的SARS高潮中，媽媽負責SARS急診室。院長曾對媽媽說：「如果情況緊急的話，就讓年輕人上。」媽媽說：「他們還年輕，好日子還長著呢，你老了，抵抗力不行了，可能也撐不住，什麼時候都由我頂著行了，我煉法輪功，我不會有事的。」 媽媽的話讓院長很感動。
媽媽被評為市抗非典優秀醫務工作者，上了市電視台和廠電視台的新聞。媽媽在電話裡對我說：「我從99年背著取消一切評優資格的處分走到今天戴上大紅花代表全廠去市裡領獎，這也是我們證實法走過來的路呀。」
正如媽媽在我出國前夕家中又一次秘密召開的學法交流會上說的，媽媽每一關都堂堂正正走過來了，在修煉的路上媽媽沒有給自己留下遺憾。
7.20以後，剛剛畢業分別的同學紛紛打電話給我，都說很關心我的安全。一個同學對我說：「因為想到你，我會告訴身邊的人法輪功是個很好的信仰。」我想起我班有個男生畢業時考上公務員，做了警察。找到他時，我第一句話就是：「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你可不能打他們呀。」他哭著臉說：「我冤枉呀。我還打他們？我自己掏錢給他們買麵包和水。再說了，我們班同學誰敢說法輪功不好呀？」我笑了，說：「真的？那謝謝你了。」後來他愛人告訴我「他已經主動要求轉到很危險的刑警隊，專門抓一些殺人在逃犯之類的，因為他說他實在抓不下去煉法輪功的了。」他愛人說：「現在每次他不在家，我都很擔心。」我說：「你放心吧，我知道他不會有事的。」
在我去領護照時，我問媽媽：「如果他們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怎麼說？」媽媽說：「女兒，出國是你自己一生中的大事，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你自己決定吧，媽媽沒有意見。」我隨口說了一句：「算了，不想了，他們不會問我的。」結果那個辦護照的警察真的就隨便問了我兩句我的工作，沒有再問別的，後來又順利拿到簽證。
臨出國前我對媽媽說：「媽，你知道出國了我最高興的一件事是什麼嗎？我又可以在室外煉功了。」
來英國後，由於各方面的壓力，加上自己人心繁重，也放鬆了學法，總以為在和平的環境下，沒有認識到自己在這裡也同樣責任重大，沒有做到一個大法粒子應該做到的一切。最近媽媽經常在電話裡對我說：「女兒，你是最有福分的孩子。你能在和平的環境下為大法做些工作是多麼幸運的事呀，時時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什麼活動都要參加。」
有時我問媽媽：「我們的電話會不會有特務監聽？」媽媽說：「我們在做最正的事情，我們所做的也是為了他們。我們為甚麼要害怕呢？」媽媽的言行時時刻刻都在觸動著我的心。
上次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上，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觸動了。望著同修的一言一行，我莫名地落淚了；在給一個英國老人講迫害的真象時，我和老人同時落淚了；當一個英國中年男子眼圈濕潤向我鞠了一躬時，我落淚了；望著一個3-4歲的中國小女孩吃力的伸出小手向我要真象資料，又使勁地遞給剛才不願意接真象的媽媽，我落淚了；
想起同修的娃娃，我們的小同修，手裡拿著真象資料，怯怯地站在桌邊，想遞給過路的行人而又不知道怎麼樣去做時，我落淚了；聽到一個同修與我告別時的最後一句「你一個人要好好學法。」我落淚了；唱起我自己喜歡的歌《願》，我落淚了。
在火車上，我才感覺到自己的疲憊，卻又想起了一個西方學員對我說過的話「我們是有一點點累，但我們就像從戰場上凱旋而歸的戰士，我們渾身又充滿了力量。」火車開著，我回想著自己走過的修煉的路，想著以後要走的路，不知不覺中我聽到了《普度》的音樂，時而飄蕩在天邊，時而又縈繞在車廂。
我終於大哭起來，想到了師父的慈悲與點化，想到了師父的鼓勵與眾生的期盼，想到了自己在救度眾生中做的實在太少，想到了很多很多……就讓淚水任意地流吧，在淚水中，在音樂中，在心的昇華中，我回到了利茲。
讓我們這些有著千生萬世緣份的顆顆粒子，在這最後的歷史時期，共同歌頌宇宙大法的輝煌與美好，共同歌頌師尊的慈悲苦度與佛恩浩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