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抬高一厘米」，做起來沒有那麼難

曼德拉的自傳中，有一段簡短的故事，讀來頗為震撼人心：1964年曼德拉再次被政府以「煽動暴力罪」送上法庭。在一次庭審的時候，公訴人Bosch突然扔掉手裡的卷宗，跑到被告席，拉住曼德拉的手說：「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給送到監獄裡去。」雖然他改變不了什麼，但是公訴人Bosch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道德與良知的堅守。

這樣的表現行為，民間有一個形像的概述，叫「槍口抬高一厘米」，它來源於一個著名的審判案例：1992年2月，統一後的德國柏林法庭審判了一起槍殺案。被告是前東德的一個名叫英格.亨裡奇的守牆衛兵。他在把守柏林圍牆時槍殺了一名企圖越牆逃往西德的青年克利斯。他的辯護律師稱，他當時只是執行命令，別無選擇，所以他是無罪的。不過這樣的辯護最終沒有得到法官的認可，法官西奧多.賽德爾認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錯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任何人都不能以服從命令為藉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倫理底線。在這個世界上，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作為一名警察，首先是一個人，具備獨立人格和道德品質的人，然後才是警察。尊重生命，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柏林法庭最終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裡奇罪行成立，不予假釋。自此，「亨裡奇案」作為「最高良知準則」的司法範例在國際社會廣為傳揚,世人把面臨法律和良知衝突時，堅守良知的表現形像的概括為「槍口抬高一厘米」。

在中國大陸，習慣於聽命令行事的中國人會覺得做起來有點難，因為這樣的選擇可能會失去工作，失去賴以養家餬口的飯碗。聽朋友講了一件事：某鄉政府缺錢，想了個欺騙老百姓的招，哄騙老百姓貸款，數額不多，一戶可貸1000元，無息貸款，數額不大，但人多，真的貸出來也是一個可觀的數目。有個銀行的工作人員說了句實話：「貸出來老百姓也花不上，最後還是鄉政府把錢花了。」很多老百姓聽說後到鄉政府要求退貸。鄉政府把這事反映到縣委書記那兒，最後這位工作人員提前退休了。

在中國大陸，說實話是要付出代價的，會受到中共的無理迫害。法輪功遭到中共的污衊與流氓打壓，親身受益的法輪功學員站出來講真相，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非法抄家、關押與殘酷迫害，到今天為止被曝光出來最邪惡的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中共作惡無底線。表面看上去，中共很厲害，似乎可以在人間為所欲為，一切都能說了算。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從古至今，人從來沒有說了算過，中共這個邪惡組織也是如此。當初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狂妄的叫囂「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十九年過去了，法輪功越來越引人注目；在法輪功真相面前，越來越多的人覺醒了，認清了中共的罪惡本質與流氓真面目，三億多人退出中共就是個明證；在迫害法輪功中，中共把自己迫害倒了。

面對中共的暴政，覺醒的世人遵從自己的良知與正念，選擇了「槍口抬高一厘米」。某局公安局領導在內部會議上說：「法輪功的事，我們別問了，再問，以後會有麻煩，因為法輪功定罪跟現行法律都對不上號，我們沒必要再去惹這個麻煩。」有明白真相的人把新唐人電視台稱為「頂級內參」；有的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組織）人員明白真相懺悔，調離這個邪惡部門，還得了福報；有的老百姓聽明白了法輪功真相後，氣憤的說：「這個大壞蛋（江澤民），早該被繩之以法了！」我母親不識字，看了新唐人電視後，還氣憤的說：「（周永康）活摘器官，殺一百次都不解恨！」

面對上級騷擾法輪功學員的命令，某派出所所長派了兩個不明真相的警察去了，結果聽了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後，女警對男警說：「難怪他們都不肯來，就把我們倆當傻子，要我們倆來。」

接到有關法輪功學員的舉報，有的警察不出警；有的出警，把警笛一路鳴，提醒法輪功學員趕快離開；迫不得已的，把法輪功學員請上警車，轉到僻靜地方，把法輪功學員放回家；有的法官把法輪功案子辦成取保候審；有的法官拖延著不開庭；有法官當庭宣判法輪功學員無罪釋放……

人明白真相，善心出來後，就會選擇自己的方式善待法輪功學員。天理在上，中共在人間也不能為所欲為，明白真相，善待法輪功學員一定有福報。有個人明白中共邪黨的真相，拒絕入黨，反而連升三級。某市委書記接到真相信，要求查清是哪位法輪功學員寫的，有個警察惡狠狠對一個女法輪功學員說：「查出來是你，整死你！」結果處理的是公安內部人員。後來這個市委書記見了這個女法輪功學員一面，並且警告隨行人員：不准任何人找她的麻煩。這位市委書記後來到更大的城市當官了。

明白真相，「槍口抬高一厘米」得福報的故事太多了。身處不同行業，只要心存善念，都有善待法輪功學員的方式方法，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福報。

「槍口抬高一厘米」，做起來沒有那麼難，就看自己的一念如何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