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7月16日】
自1999年江澤民下令迫害法輪功以來，中共警察以及街道社區人員在所謂的敏感日，如以兩會、「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等為藉口，對法輪功學員的騷擾不斷。而大多數法輪功學員不懂法，法律意識不強，對相關的法律條款及政策以及自身的權利都一無所知。
由於被迫害多年，遇到騷擾就處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消極承受。還有個別學員總是把自己擺在被迫害的位置上，見到他們就覺的心虛，甚至好像矮人一頭，對執法犯法的警察還心存餘悸，對街道社區人員上門騷擾也膽膽突突。因此，面對騷擾往往不知從何下手，不知從法律角度如何應對。正如中共邪惡的官員對王永航律師說：「法輪功的那些老頭老太太我們不怕，我們在乎的是你這種懂法律的人。」也就是說， 邪惡非常害怕我們運用《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否定它們所有針對迫害法輪功制定的法律條文，通過學習明慧網及正見網發表的相關文章，下面談一點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粗淺認識。
說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瑣的條例，堆積如山的詞彙，產生一種畏難情緒。我們從掌握最基礎的法律知識開始反制邪惡騷擾，把它簡化為：「法無授權即禁止」和「法無禁止即可行」。
面對騷擾，明慧網一篇文章總結了一段話，簡明額要，切實可行，請切記：「遇到警察及街道社區人員上門騷擾時，即使大法弟子不知道有哪些法律，不知道法律有沒有規定，但一定要知道：他們的任何要求和行為都要有法律依據，請他們出示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他們就是違法。」也就是「法無授權即禁止」 （又稱「法無規定不可為」）。
面對騷擾者具體操作如下：
法輪功學員首先要記錄下來人的身份。一旦記錄了來人身份，來人就有所顧忌，不敢妄為。「請問，您是誰？那個單位的？請出示一下工作證。」此時可以用筆或者錄音記錄名字、警號等。因為警察執行公務都需要二人以上，所以此時可以記錄二人的工作證。
如果對方收回工作證、不允許記錄，就告訴他：「我有權利知道是誰在執法，以便行使法律監督權。」如果對方還不允許，就告訴他：你不按照程序執行公務，我拒絕接待。
堅持記錄完之後再提問：「你們這一次是誰負責？」有的說是上面叫我們來的。那麼就問：上面是誰？叫什麼名字？是什麼職務？
再問，你們「來做什麼？」說了他們要做什麼，就問：你們的這個要求和行為有法律依據嗎？若沒有法律依據、不遵守法定程序，如警察隨意傳喚公民去派出所問話、隨意登門詢問法輪功學員是否煉功？採集個人信息：包括電話、住址、證件、私家車、QQ號和微信號、個人信仰等私人敏感信息、要求拍照、索要身份證明等等行為全部是為違法行為，因為「法無授權即禁止」。
當法律沒有具體規定的情況下，警察不得肆意擴張權力，更不得以公權力來侵犯公民私權利，否則就是違法。同時也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如果以什麼內部規定、紅頭文件、行政命令等作為藉口，大法弟子可以要求拍照，那不是法律依據，而是違法證據。因為，《立法法》第八十七條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
對於公民權利（私權利）來說，從主權在民和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上看，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人們就可以做，而且是一種天然的權利。即「法無禁止即可行」如果法律沒有禁止公民享有哪項權利，那麼每個公民就當然的享有該項權利。因此公民的權利除了「法定權利」如憲法、民法等法律上規定的權利，如「肖像權「、「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等權利外，還享有法律沒有規定的大量權利（稱為「自然權利」），如拒絕各種非法騷擾的權利等等。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拒絕這種違法行為，因為這是公民的正當權利。
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法輪功信仰不屬於治安問題，不屬於派出所警察合法公務範圍，更不屬於街道社區合法公務範圍。居委會只是個群眾性自治的組織，不是權力機關。派出所尚且沒有上門隨意登記個人信息的權力，街道社區居委會更沒有這樣的權力。因此，這種上門騷擾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被騷擾者應正念抵制騷擾的行為並慈悲的對其講真相，若他們硬要一意孤行，可以向法院、公安督察等部門控告、投訴他們的違法行為。被騷擾者除了正念抵制，慈悲的講真相外，並應站在法律的角度，指出他們這種行為的非法性、危害性和嚴重性，促使他們及時醒悟，停止作惡，達到了震懾邪惡和挽救眾生的目地。
正法進程推到今天這一步，大法弟子都應該成熟了，不應該再消極承受，我們應該充分利用人間的法律反制邪惡；同時用法律叫醒騷擾者的主意識，使他們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從而挽救他們。
在此感謝在明慧網及正見網發表相關文章的同修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