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4月20日】
據《漢書·食貨志下》記載：「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這裡所記載的就是兩千年前鹽鐵會議的情況。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杜延年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被首輔大臣霍光採納， 「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昭帝紀》）。」 「賢良方正」是漢代不定期甄選德行與學術兼備士人的一個科別，又稱為賢良文學或賢良，也是漢代最受重視的選才類科。獲選者入朝後，由皇帝親自策問，依其表現，授予高下不等的官職。循此途徑曾選拔不少名臣，如晁錯、公孫弘和董仲舒均為此科出身。
漢武帝去世6年後的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問民間所疾苦（《鹽鐵論》卷一）。」 在會議上，從各地來的賢良文學與桑弘羊就包括鹽鐵官營在內的經濟政策等，展開了激烈論辯。直到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辯論的一方是漢武帝時期的財政大臣（大農令）桑弘羊及其屬下，另一方則是一群賢良文學。這場經濟政策辯論核心是——「鹽鐵行業是要放開民間自由競爭，還是繼續國營壟斷？」《鹽鐵論》記錄了這次對後世影響至深的大辯論。
一上來，賢良文學就歷數鹽鐵官營的弊端：
（1）聽說治理人民的方法，應防止產生放縱享樂的根源，以發揚道德為端始，抑制捨本逐末之利而廣施仁義，這樣才能興教化、移風俗。「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
（2）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和均輸法，乃是與民爭利。破壞了忠厚的本質，形成了貪婪卑劣的風氣。「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
（3）官吏自己經商，就會和姦商勾結，豪吏、富商乘機囤積居奇，等到市場上缺貨時就高價出售，看不到所謂平準之平在哪裡。「自市，則吏容奸。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准之平也。」
桑弘羊在回答中為鹽鐵官營等政策進行了辯護，桑弘羊之問由此而來：
因為匈奴侵擾邊境，邊防費用不足，所以才實行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和均輸法，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以補充邊防經費。現在你們想要廢除它，對內則使國庫空虛，對外則使邊防費用缺乏，讓守衛在邊疆的戰士挨凍受餓，國家用什麼去供給他們呢？「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
從《鹽鐵論》中記載的桑弘羊的闡述可以看出：桑弘羊避開了賢良文學提出的「施仁義」、 「興教化」 和「與民爭利」的道德層面問題，只是站在朝廷財政的角度論述，由於匈奴侵擾，國庫空虛，需要補充邊防經費。由此不難看出，這場爭論的本質實際上是傳統的「義利」價值觀之爭，就好比古代磨麵、磨豆腐用的石磨，轉動的上磨盤代表「利」；基礎支撐的下磨盤代表「義」。通常是套上毛驢來拉磨，逆時針方向旋轉（左旋）。上、下磨盤的相對轉動方向相反，作用力方向相反，才榨瀝出鮮美的豆汁和廢棄的豆渣。這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不是有些相像呢？在這場歷史劇編排的義與利的磨礪中，一部分人的道德昇華如潔白的豆汁，另一部分人的道德沉淪如碎裂的豆渣。這場爭論雙方的闡述其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因此很難爭論出個所以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裡仁》）」這是孔子學說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一個重要思想理念。其主要意涵是，利要服從義，要重義輕利，也就是以道德作為根本的價值衡量標準。
法家思想的先驅荀子在《荀子·大略》中闡釋：「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其中大意是，民好利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君主所要做的是，如何使民好義重於好利。這也是亂世與治世的分水嶺。君主重義還是重利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從桑弘羊實施的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初衷來看，顯然是基於一種「利克義」的設計。因為國庫空虛需要充盈，就顧不了許多了。同時也反映出在桑弘羊的思想和價值觀中，以利為「實」，以義為 「虛」 。以獲利為䏻吏的實務，把仁義視為儒生的清議，與當前朝廷的急所無用。這也是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中，桑弘羊式的人物還會出現的原因。北宋朝王安石的出現，又重現了極為相似的一幕。然而，朝廷重利的方式在本質上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聚斂」，不同於民間的產業做大、擴展後帶來的社會財源基本盤擴大，稅收隨之增長。這種 「上好利」的聚斂的確會使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下滑，國與民在利益上處於難以兼顧的兩方，那麼還有誰來引導老百姓好義呢？
從歷史的發展看，義利之爭的出現，與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道德水準相關聯。三皇五帝時期，盛德普照，德合天地，以道德大一統天、地、人及萬物；三王之後，逐漸加重了擁有天下和坐天下的概念，政教分立，進入了大統一的政權統治狀態，君王與百姓的利益也開始出現分離、對立。而在教化方面，儒教是以孔子的學說為教義，與後來逐漸形成的儒家思想不是一個概念。因為儒家思想中還匯集了孟子等歷史不同時期人物的思想和學說，包含了對孔子的思想的不同層次的理解、擴充和變異，更多的體現出入世的特徵和指向。
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從世間表現看往往是反理主導下的權力意志顯得更為強勢，但由於相生相剋的理存在，社會和事物發展和因果卻受到宇宙特性展現出的層層正理的制約，在歷史劇的角色扮演中，道德的提升或下滑、積德或造業，對一個生命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上古時期，人以道德為本；春秋戰國之後，道德下滑後的人苦難增多，表現上開始背本逐末，更多的以利為實在。
從另一方面看，鹽鐵官營是一種國家壟斷行為，強行改變了經濟的自由發展狀態。因為漢朝初期的賦稅制度是，田歸民有，所以全國田賦都收歸掌管朝廷經濟的大司農；而山林田澤歸皇家，所以山川池澤之稅都收歸掌管皇室經濟的少府。由於從文景之治時期為了鼓勵農業，田賦降低到只有三十分之一；而原本私營的鹽鐵的商稅逐漸超過了田賦。
鹽的官營採用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的做法；鐵的官營，則由官府徹底壟斷。然而，鹽鐵官營也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 為了完成任務，官營鐵器只注重產量，所生產的鐵器多為應用很少的大農具，根本不適合農民使用。不僅如此，官營鐵器還存在成本高、質量低、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而且官營的鹽鐵價格昂貴。這與共產中國國營經濟體制下出現的問題十分類似。
因為人類社會的狀態本是由高層生命安排的，每個人的福份大小取決於所積累的福德多少。鹽鐵官營體制改變了經濟自由發展的狀態，強制劃定了某種利益格局。假如說有一個人福份大，本來應當是可以發大財的，這在鹽鐵私營的狀態下能夠實現上天的這種安排，而在鹽鐵官營後卻不再有實現的機會，相當於打亂了高級生命對社會的有序安排。這也就是自由經濟有利的方面，表面上看是每個人機會均等，本質上是具有按照福份大小實現天意有序安排的空間。
漢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鹽鐵官曾與齊三服官、常平倉等一同廢除。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財政困難，恢復鹽鐵官營。最終是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徹底廢除。桑弘羊的生命軌跡就在鹽鐵會議之後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發生突變，因捲入燕王劉旦及上官桀謀反事而被誅殺。這是否可歸因於義與利的選擇所產生的因果呢？義與利的磨盤還在不停的旋轉，古往今來，有幾人能參透其中的玄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