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6年10月05日】
《史記·孔子世家》 中記述了孔子作《春秋》的緣由：【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由此「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1]（《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孟子·滕文公下》中也描繪了「世道衰微」後「無父無君」的社會亂象，對孔子為甚麼作《春秋》進行了詳盡的論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從孔子講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這句話可以看出，他自己所推行的「道」，盡在《春秋》一書中了，若後人讀不懂《春秋》，或是理解偏了，惹出的麻煩也會算到他頭上了，意即：「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意在給人留下的是為人處事的常理之軌，照此而行可以守護個人的福德，同時又維持和穩定整個社會的道德秩序，延滯人類社會的道德下滑進程。
春秋，本指先秦時代各國的編年體史書，只載其事而無其義。後孔子以修訂魯國《春秋》為範本，就歷史之事件，以春秋筆法，寓褒貶言春秋之微言大義。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闡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歐陽修的《春秋論/中》說道：「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後人為《春秋》 所作註解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中闡釋：「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此外，《左傳》對魯昭公出訪晉國的記述中對「禮」與「儀」作了區分 ， 「儀」 只不過是表面的、外在的儀式，而「禮」有一個更本質、更核心的內容，那就是「德」。「德義，利之本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
《左傳·襄公十四年》載述：楚子囊攻打吳國回來後去世，遺言還是一定要修築郢地的城牆。由此引出一段對忠的闡釋：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這裡道出忠的內涵：君王的德行讓萬民仰望，所以武將盡忠保衛社稷。這才是道義基礎上的忠。「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桓公六年》）
從以上的古人論述可以看出，後人的認識集中在名、分和禮義方面，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是在道的基點上認識這種名分的意義，還是在人的層面上去建構這種秩序？「別是非，明善惡」的價值方向是朝著無為的恬淡虛無之一念不起，還是朝向有為的沖高慕大之人心激盪？這也是春秋大義解讀在道德學問與政治學問之間走向的分水嶺。
《莊子·天下》云： 「春秋以道名分。」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 此處所說的「法」，可見於《黃帝四經· 經法·道法》中的闡釋：「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 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 一旦從關注道義轉向秩序建設，並且明分確立了秩序、等級，必會以形名為標誌。道德屬於人「明善惡」的心法，需要人自覺的遵守；而政治秩序則是「別是非」的治亂判斷。如果混淆在一起，就會在道德的名義下摻入政治的內核，最終會變異道德的價值內涵。
《公羊傳》「王正月」三個字中闡發出「大一統」的涵義：「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在人類社會道德水準不斷下滑的過程中，漸漸的對「天人合一」的理解也受到局限 [2]，人們的認識也從「大一統」滑向「大統一」的世間表面政治性意涵和是非觀念。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說：「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董仲舒闡發的「春秋大一統」思想，是把臣民當作君王的附屬，將天人合一中的天道割裂開來，黎民百姓只能「隨君」，而且還要承載「伸君」之屈，卻不能與天道合一。
由此可以看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世間政治性觀念的摻入，合於道的「忠」的傳統價值意涵逐漸被 「忠君」的政治倫理替換。幾百年來，廣為流傳的《滿江紅·寫懷》，「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有學者考證後認為，乃假借岳飛之名的托擬之作。也與岳飛的思想境界及心境也不一致 [3] ，且看岳飛的《小重山》一詞中的語句：「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充滿靜和低徊，曲折含婉。
為甚麼許多人會經常引用？這是由於詞中抒發了那種充滿人心渲染的激昂、忠憤情緒，同時又符合了當朝統治者的政治需求。這種說法的依據：一是岳霖、岳珂兩代人編撰的《金佗粹編》及《岳鄂王行實編年》中均未收錄；二是 「靖康恥」中「恥」字的使用於禮、法皆不合，在宋代人記錄中無人使用欺君犯上的「恥」字，南宋時對靖康二年（1127年）徽、欽二帝被虜的記述，所用詞彙為：「靖康之禍」、「靖康之亂」、「靖康之難」。
東晉經學家范寧在《春秋穀梁傳集解》之序中說道：「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 然而，如何辨別邪正？當後人不能在道的層面，以道德為標準，而加入世間政治等因素的時候，那就是開始偏離傳統價值，異端興起而大義背離的時期，即：「異端作而大義乖」。
人類社會的歷史本就是一場歷史大劇，古往今來，興亡更替都是在豐富人類的文化記憶，為人類未來的昇華作鋪墊。五千年的文明都是在等待「數點梅花天地春」 那一輝煌時刻的出現。「蕩蕩天門萬古開，幾人歸去幾人來。」（〔北宋〕邵雍《梅花詩》）
註解
[1] 浹：通透澄澈；
[2] 參見：「道澗遡洄（1）：「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內涵的向度與意界初探」，正見網，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304426；
[3] 正見網：「遐思錄：忠的觀念維度和應用層面淺析」，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8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