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修行(十三)

歷史到了今天，許多傳統的東西都遺失了，但是，就僅存的傳統文化進行稍作探究，都感到了它的博大精深。很多地方，我們的先人論述的相當深刻，其深刻性不加仔細咀嚼都無法理解。所以說，現代人對於先人文化，在理解上有方方面面的障礙。不但是文字文化方面的斷層，就是一些特指和典故，也都支離破碎了。還有，在生活方式和節奏上，也是存在非常大的障礙。快節奏的、淺表的定義式的、學習方式的、實用性應用方式的、探索方式的所謂研究，是很難吃透古人的思想。

題外的話不多說，還是簡要的看看法治，這個急功近利下的薄恩寡義的東西，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賈誼在《新書》中，這樣寫道。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zhui\ 男婚後入女人家）。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誶語（閒話）。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說（悅），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 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懃（qin/）焉耳。然猶幷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蹶（jue/ 挫折）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商鞅變法，一心進取，兩年後秦國風俗敗壞。是方方面面的人心變壞，比方說，正哺乳嬰兒的母親，都不迴避公公。這樣的變化，僅用兩年，可見，在治世之場的破壞下，道德的下滑速度，是難以置信的。秦僅僅歷經十三歲，就社稷虛弱了。因為是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

所以說，選擇德治、還是法治，真的是治者應該慎之又慎的。當然，一定程度上，作為庶民也是不能不加以思考的。因為，國家是大家的國家，仁義修德者治理，是眾望所歸，尖刻寡義者當政，乃民之大不幸。

隨著人心的複雜，治者，終歸要通機謀，曉變數，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但是根基的著眼點是不同的。

我們還是看故事吧。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ji/ 急）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ji -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孫叔敖有謀略，知道自己死後，王將封自己兒子，豐利的地方不能固久，於是，告訴兒子要寢丘這個地方，楚人、越人都認為這個地方鬼蜮出沒，世人都不喜歡這個地方，恰恰這樣的地方，能夠長久居有。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 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方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 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min /憫）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衰落的意思）不能復 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 漢・劉向《新序》）

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齊桓公答應了不能辦到的請求，受人之質，終於食言，在諸侯中失去威望，從此衰落下去。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 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 然清淨者，縗（cui-）絰(die/)(喪服之類)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 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 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漢·劉向《說苑》)

東郭先生察言觀色，當數善謀的上乘了嗎？

當然，說起謀略，可謂數不勝數。但是，關於謀略的問題，古人曾經這樣論述。

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重視）其豫（預先），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漢・劉向《說苑》)

看來，權謀不僅是神機妙算的問題，同樣裡面蘊涵著德義的基點，有正邪之分的。其分野就是公和私、誠與詐。其結果當然是大相逕庭的。看似是權謀者機變的高低，實質是裡面蘊含著因果報應的問題。而且，智者的權謀，首先要知命。善於權謀的特徵是，所看的遠，所慮的多。

談到權謀、計謀，歷史上的故事多如牛毛。談到忠孝節義，歷史人物也是浩若繁星。所以，我們只是從道理上來闡述一下這方面的內容。就是這樣，道德觀念對於人來說，非常重要，種種捨生取義的人物舉措，都說明了一個道義深重的人，在生死面前，在利益面前，都是把忠孝節義放在了首位。最著名的歷史故事，可能當數關羽華容道義放曹操，他置軍令狀、置生死於不顧，放走了落湯雞不如的曹操，因為曹操那時提到了當初對關公的施恩往事，並且對他曉以《春秋》大義，打動了關公。

為什麼人能夠在利益和生死面前，恪守忠義呢？因為，在人生命的構成因素上，包含了能夠承載仁義禮智信的成份，這樣的生命因素，如果經過忠孝節義的灌置，就能夠在人思想與行為中，使道義占據主導地位。所以，大量的培植君子，減少小人在社會中的比重，不是治國的一塊重要基石嗎？不可忽視啊。

其實，就是德治、法治，也是在概括的論述而已。完全的德治，沒有王法？不可能。就是王法的背後，襯托的是君主的德義，臣子的德行。而不是一味突出的峻法，因為在峻法第一的背景下，往往是薄恩寡義，暴虐和大量冤魂，最終是敗落和貧瘠，就像沒有植被的黃土高原被疾風暴雨蕩滌過後的景象。面臨的必然是王朝的快速垮台，當然，這樣的治者，帶給庶民的自始至終是災難。所以，不能提倡這樣的法治。

而德治的倡導，也不是提倡廢法。歷史上的諸葛亮，在灑淚斬馬謖的時候，不是在嚴肅軍紀嗎？失街亭後的無功而返，他不是也給自己治罪，請求降級嗎？也是恪守法的表現。但是，他的治國、治軍的基點，是仁厚愛民。

德治也好，法治也好，只是治的骨架一般，其血肉充實的部分，往往體現在謀略和措施上。如果說歷節是淘煉、培植大臣的一種措施，那麼，選人則是先於此之前的一個重要權謀。

因為，事在人為。幹事前，把人謀劃好最為關鍵。同樣一件事情，不同人來干，結果不一樣；同樣一個人，抱著不同思想基礎干同樣的事，結果也不一樣。

歷史上，這方面的論述和事例，也是很多，很有趣。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管仲獨具慧眼。豎刁、易牙雖然花費了巨大代價，討得君主的信任和委任，但是，其不夠忠節的內在本質，沒有逃脫管仲的眼睛。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 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que\ 誠實、謹慎）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er 靠近）。”(《孔子家語》（卷一))

根據能力，任用人才，道德第一。孔子的德治思想，在取人方面，論述的也是精闢非常。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驅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jue/ 他的）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劉向《說苑》)

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此言不虛。其實，臣道何嘗不應該也知人啊？他也要委任下屬嘛。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

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劉邦平息暴亂受傷，病重的時候不讓良醫醫治，還漫罵人家。其實，這個劉邦修養方面不怎麼樣，曾經好酒色，滅秦的時候入關後忌了一段時間。畢竟志向大些。打天下後，暗算了韓信。為什麼都紛紛的“背叛”他？根據他的秉性看，原因不是那麼簡單的。歷史已經有許多說不清了，現在人自己是無法搞明白了。不管怎麼說，他識人、用人方面，還是蠻有一套的。這不，後事安排的頭頭是道。一步、二步、三步，到第四步，他也不知道了。不管他漫罵良醫與否，“命乃在天”，這是他明智的一面。這裡看，很可能陳平智有餘，而戇不足，所以，還得輔佐王陵，對陳平不是很信任的。倒是前文提到的曹參，他非常信任。可見，曹參不止是道治的施行者，人品也非常可靠，由此不難看出，治略與修行息息相關的。

用人是治道的一部分，如何取人、用人，同樣體現出德義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