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3月31日】
──老子《道德經》
在和平時期，一個政府的責任便是讓人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人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不是什麼人權、特權。但自共黨竊政後，中國人從未有過真正的好日子。
50年代末期搞大躍進，官方報導，「我國中稻高產，再創世界紀錄。」聲稱「在早稻畝產36,000斤的基礎上，中稻畝產達到46,000斤。」一位長輩告訴筆者，他親歷其境的看到，當時廣西竟敢謊報水稻畝產十三萬斤！（一畝田一般產稻米約五百斤。）可是據金氏世界紀錄大全記載，世界上最慘重的大饑荒發生在1959至1961年的中國，約有四千萬人死亡。
「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xx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xx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九評之三》）
「超英趕美」，恐怕在中共有生之年一定不可能「如願」了。在大陸一與筆者同輩的人，大多在小學中學都沒有機會好好讀過書。小學沒有國文、沒有古代聖賢故事或德育，中學沒有中西歷史和地理。60年代，廣州鄰居孩子連世界地圖都沒看過，連英國美國在何方或許也不知道呢。
50、60年代至70年代初，香港市民生活一般不太富裕，但與大陸各地相比，生活算得上是不錯的了。所以回鄉，由現金到花生油，由牙膏到布匹，由餅乾到衣褲鞋襪，無一不受歡迎。說的是回「鄉」，包括大陸的大城市在內。當時薪金低，父親在廣州當教師，每月只有人民幣60多元。隔壁的阿姨當工廠工人則有80元，工人的福利也較多。雖然薪金低，但因物質太匱乏，可說是「有錢沒東西可買」。諷刺的是，文革後，80年代至今，對一般收入的人來說，則是「有東西沒錢買」。
廣州是廣東的省會。赤化前，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鄉鎮素稱魚米之鄉，物產豐盛，不愁吃不愁穿。
1949年，建政3個月，xx黨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九評之三》〕
農產品「統購統銷」後，想吃雞麼，要騎自行車到「三元裡」黑市市場買。不過還是要小心點，給本單位的積極份子或者黨員看見以後就要挨批，資產階級思想貪圖享受！
筆者小時，每逢學校放長假期，都是在廣州度過的。第一次去大陸是1964年的暑假。每天陪祖母上市場，依照國家配給買菜，要花好幾小時排隊輪候呢。帶著天天拿在手裡弄得又皺又髒的「糧簿」蓋章買煤、買米買油。憑配給買肉買魚，一家人的配給併合起來才足夠每月買一塊淡水魚來吃，因一尾魚是分切若干份來賣的。買什麼都要排隊，幾乎每次都見到爭吵，不是為了某些人插隊，便是為了輪到自己時食物已售罄而鼓譟等。只有買蔬菜不用排隊，但還是要早去點，遲去一點什麼也沒有了。
當時在廣州生活的二姐對筆者說，鄰家孩子都忙於養雞，希望籍此改善一下伙食，每天忙個不停。她寧可多讀一會兒書。她說的書，是以前漏網沒有被「抄」去的幾本書。家裡一個畫有極粗糙「山水畫」的熱水瓶在「破四舊」時，也當作「四舊」除去了。
有一個奇怪現象，儘管生活艱難，物質匱乏，但抽菸的人不愁沒煙買。記得當時常見的是「大前門」，有話說「一支大前門，可以走後門」，用香菸來做日常生活交易的賄賂品。今年筆者讀到《九評之七》其中一句：「『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初時深感不解。煉功強身是好事，為甚麼當敵人來打？回想起中共一直鼓勵全國抽菸，也就不難理解那句話的意思了。筆者認為中共鼓勵抽菸是十分惡毒的。在不少紀錄片中，看到毛澤東煙不離手；鄧小平也是。國家在中共管轄下，有無數禁忌，只有抽菸是在哪個時期哪個地區都從沒有被禁過。目前，中國的抽菸人口或抽菸人口密度都是全世界之最。
大饑荒時期，有位大學老師抽慣了煙，工資低，又要寄錢回農村養父母妻子兒女，工資用完還沒到月底，沒錢買煙，菸癮發了，怎麼辦？在校園內撿來干樹葉揉碎，用寫過教案的文具紙卷著，一邊備課一邊抽。
80年代，生活好像好了點，不愁吃的，只見姑母姑父，手頭更拮据，因為以前的「福利」沒有了。孩子上高等教育考不到政府學校，便要付學費。成年人都經歷過前二三十年的貧乏生活，加上政治精神壓力，弄得一身病，面容比香港的同齡人顯得格外蒼老。
表弟妹在60年代後期出生，當時是「兩孩」政策，第三個便是「黑戶」了，「糧簿」內的配給沒有這第三個孩子的份兒，給一家生活帶來更多困難。
「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九評之三》〕
鄉間來的親戚，被城市親戚視為「次人一等」，是「鄉巴佬」。儘管他們也帶來土產手信，但城裡親戚不大願意接待他們，或許怕他們會要求什麼城裡的「好處」吧。因為，儘管城市生活貧乏，但「福利」有保障，不用過鄉巴佬的不是人過的生活。親戚給「城鄉差距」惡制弄成這地步，筆者小時看到這情景，當時真替鄉下人難堪難過。
直至目前，九億農民尚在水深火熱中，國外人如何幫忙也是杯水車薪。「耕者有其田」，大家已知是謊言，也沒有人夢想了。可是近年來，大陸農民連生存也成問題，好像連百年前俄國沙皇統治時期最可憐的「農奴」還比不上。今年初夏，有天聽中央廣播電台華夏之聲，幾位女主持人討論中國農民：農民為甚麼都想來城市呀？農民都不種田，那我們吃什麼呀？人家外國人都喜歡鄉間，不少人還到鄉間當農夫呢！筆者再聽不下去了。外國的農夫是職業，工作辛勞但有相應的回報，中國的農民是「階級」，在早期的中共謊言中，全國都要向「工農」學習，後來卻成了沒有福利，甚至沒有生存權的二等公民。香港人看到的一些「富裕農民」，或者是有「南風窗」農戶，可不是農村中占大多數的赤貧戶啊！
以下節錄自《九評之九》：
「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中共的天下是靠農民打下來的，老區的百姓更是為中共奉獻了一切。但是，中共奪權後，農民卻受到了嚴重的歧視。
中共建政後制定了極不公正的制度：戶籍制。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不能貸款。農民是中國最貧苦階級，卻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農民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此外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而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溫家寶發布了『一號文件』，揭示出中國農民、農業、農村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時期，多數農民收入出現徘徊甚至減收，越來越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林場，上級撥款50萬用於植樹造林。林場領導先吞下20萬給自己，其餘的30萬承包下去，一層一層剋扣，最後所剩無幾的錢分給了真正去造林的當地農民。政府不用擔心農民嫌錢少不去植樹，因為太窮了，再廉價，農民也一定會去干。『中國製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樣的道理。」
有人以為近年農民生活改善了，尤其是廣東。許多香港人，都聽聞當地政府將土地歸還給人們，或用「高價」向人民買地，這些人都生活無憂，香港的親戚還羨慕不已呢。其實全國大面積的情況是這樣的：
「直到改革的年代……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製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 1，擴大到 3.1比1。」〔《九評之三》〕
話說筆者小時頻頻返大陸，事有因由。
「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九評之二》〕
「中共建黨人……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卻是一個邪靈，他們找來的這劑強國之藥卻是一付烈性毒藥。」〔《九評之二》〕
父親回國，為「建設新中國」出一分力。
他自己的父親是被鬥，抄家，後來病死的。鎮上的無賴流氓將祖父做小生意的秤的秤鉈挖空，填入乾草，誣衊祖父賣貨物時騙斤兩欺詐，全部資產田地都給充公了。中共竊政時，大陸與香港往還，人們還是自由出入境的。母親幾代居香港，父親與她在港相識，大可以留港生活。他選擇了「回國」教書。自己和上一代被中共搞得家破人亡，可還是被當時中共的甜言蜜語騙了。他可能認為鬥人的，與號召「建設新中國」的，不是同一伙人，還是自己祖國好，香港被外族管治，不是自己可以有所貢獻的地方吧。
一名讀書人，就這樣在大陸度過一生黃金歲月。白天在學校沒有亦步亦趨緊跟「紅太陽」，既不是雙重人格的牆頭草，也不是清高自遠的隱士。沒有被學生拉出來鬥，也不象隔壁的叔叔，在「大鳴放」時說了一句「不合聽」的話，被「下放」農村幾十年，一年見妻子兒女一次。每晚飯後，祖母也等不到洗碗了，逕自去睡了，因每朝要早起做家務和張羅買菜。父親與親戚好友把酒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筆者小時不大聽得懂，好像不是什麼驚人的言論。天台可以看到星空，也算是活出一片天吧。那60、70年代，一般人還是私底下對讀書人畢恭畢敬的，喝酒吃飯一定有陪客，洗菜做飯拉電燈上天台，也一定有人代勞……
筆者童年和少年時就在穗度過了不少寒暑假期以及中西節日。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