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7年04月19日】
文化是通過什麼來傳承的？大概的來講，有歷史代表人物，有傳世經典文章，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表現形式，如繪畫、服飾、雕塑、建築、音樂、舞蹈等等，但從最根本上講卻是依賴於整體社會人群的道德水準，在這一點上，文章的教化與民間的神話、傳說、故事並行於世、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再以自秦以降逐漸發展起來的儒、釋、道三教為核心，共同為整體社會的道德維繫奠定了基礎。
《漢書・禮樂志》載，「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孔子也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武以安邦，文以治國。那麼這裡所說的文卻從何而來，禮法又依何而定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中的這句話，清楚的表明了文的來源，以及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傳承實踐。而對於這句話，宋代朱熹有這樣的註：「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老老實實的把先王之道傳承下來，難不難呢？只要翻一下卷繁浩軼的二十五正史就知道了。而通過史書來認識歷史也是中國人傳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司馬光在向皇帝進《資治通鑑》的表章中更明確提出了修史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音貌）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而中國作為世界上信史記載最長也最完整的國家，之所以譽其為信史，也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史家們述而不作文化傳承思想的集中體現。而史家們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更是缺一不可，非如此不能著信史，非如此不能傳後世。「述而不作」在這裡也體現出了真實記述，不得曲意篡改的內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大臣崔抒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崔抒就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齊太史一家前赴後繼，不以畏死而改節，更有南史氏知其不可而為之，慷慨赴死。左丘明述此事時，只寥寥數語，千載以下，尤令觀者無不感佩動容。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執政大臣趙盾多次勸諫，靈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趙盾只好逃亡。當逃到晉國邊境時，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靈公，於是趙盾返回繼續執政。晉太史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後來孔子讚嘆董狐為「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文天祥《正氣歌》中「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這兩件事。丹心正氣，千秋凜然。
雖然「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處於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xx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九評之六】評中國xx黨破壞民族文化）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在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目標下，被肆意歪曲篡改的面目皆非。不僅如此，中共還對中國的傳統歷史做了大量的批判、偷換、歪曲、篡改，並把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東西進行所謂「正名」、宣揚，充斥螢幕的歷史宮廷鬥爭戲，仿佛告訴國人歷朝歷代都是以此為樂、樂此不疲的，明朝的特務機構形式更是被中共青出於藍的繼承來監控國民，種種罪惡，斑斑在冊，罄竹難書。當來到海外的中國人接觸到中國近現代史的真正事實的時候，那種震撼可想而知，而辛灝年先生正是以一個史家的嚴謹態度，秉筆直書了還歷史本來面目的中國近現代史著《誰是新中國》。
中共在對傳統文化的破壞過程中建立起了其賴以生存的黨文化，這個黨文化對人性善良本性的扼殺於文學創作而言不啻於天塌之難，而最可悲的，是創作者本身根本不知其害甚至還在為黨文化搖旗吶喊，以為是「真」的文化傳承者，這是中國文人學者之大不幸。
今天我們談文學創作，破除黨文化自然首當其衝更責無旁貸，而於破除黨文化中復興中華神傳文化不僅需要的是徹底清除黨文化思想的清醒頭腦，更需要那秉筆直書的浩然正氣。以真實為良心，以史筆撰春秋，當是我輩之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