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11月16日】
「錯位？什麼錯位？」我不解的問明珠阿姨。
「在那個陰差陽錯的年代，有很多錯位的事情發生。感情錯位，婚姻錯位，邏輯錯位，是非錯位，……多了去了。」
「您能不能具體講講，比如，什麼是感情錯位？」
「人，正常的感情應該對自己的親人有感情，對自己的救命恩人存有感激之情，但中國人被愚弄得把那個惡黨比做親娘，把那些流氓領導人當做大救星，而把親人當成敵人批鬥，這不是感情錯位嗎？婚姻以政治思想，階級成份來劃分，相愛的硬給拆散了，沒有感情的，為了眼前利益硬成為一家人。人們的思維邏輯就更扭曲了，冤枉了你，你也要認罪，回頭給你平了反，你還要千恩萬謝。唉，在中共的統治下，整個是一個是非顛倒的時代。下面我舉二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第一個：強加的內疚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由技術員變成了工人，在廠裡搞革新，實驗室裡搞實驗，在醫院裡搞醫療器械維修，大約十來年。到了七十年代後期，歸隊回到原單位，才扣上這個不值分文的「工程師」小帽兒。
因為這時所有行業都戴上「師」字的帽子了，什麼會計師、統計師、護理師、醫師，都加上「師」字了，都是大幫哄，「師」已經變得不值分文，失去了在人們心目中應有的尊嚴和價值。
話又說遠了。我想講的是在七十年代的一個冬天，下班時間，天陰沉沉的，突然下起了暴風雪，地上還有冰，路非常不好走。我一步一步慢慢走著回家。當我路過王處長的辦公室時，她就站在門口喊我。王處長長得太高大了，身體有些笨重，這樣的天氣，在她是寸步難行，簡直回不了家。我決定和她一起走，攙扶著她。說是一起回家只是個藉口，那麼多人，為甚麼偏找我？其實，她是想借這個機會和我說說話，再次表達一下她心中的內疚。
我攙扶著她一步一步的在雪地裡探著路向前走，她又提起我被下放當工人的事了。她說，她不應該那樣做，（我下放的事是她親自批准的）她有多後悔，這麼多年，讓我吃了不少苦，以至於她一見到我就心裡難受。
我仍然寬慰她：「下放的事是上面的政策，下放人員也是有名額的，象我這樣的人，愛人出身不好，犯了大忌，又是女的，加上本人也是只管拉車不管看路的人，即使不是你，別人也會選上我的。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怨過你。」 我說的可不是表面上的安慰話，我從心裡真的沒有怨過她，我知道她也是沒有辦法。
她又說：「你再考慮考慮去中日合資企業的事，去了也能發揮你的專業特長。」這也是她提過多次的事了。那個時候，辦個中外合資企業可是很新鮮的事，她提到的這個中日合資正是她愛人搞的，正在籌備當中，很需要象我這樣的人去搞技術管理。按說，這是個好機會，人家也信任我，應該去。可是我不願意去做，因為我知道她的用意，她是為了去掉心裡那塊心病，就是良心上所受的折磨。我不想做這樣的交換。本來就不是她的錯，我要幫著她解開這個結兒才對。
我對她說：「我下放多年了，有二個孩子，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再說，現在也不象年輕時那樣肯學肯幹了，不過是儘量做點比較熟悉的工作。當電工費力但不用腦筋，不負責任。幹完活就沒事了，也挺好的。」我又勸她：「我們年紀都大了，別老這麼想不開。我們都處在這個年代，沒辦法，連右派都有名額，何況下放呢?」
我把她送到家門口，繼續往家裡走，心裡想：「看她這麼大個子，心眼怎麼這麼窄呢？連我都想通了的事，她還在折磨著自己，這不就是錯位嗎？本應該是我難過的事，十來年了，自己吃了不少苦，幹這干那的，可是我沒有為此埋怨過，早想通了。結果她倒難受起來了，這本不是她的錯呀。」
你說，她心裡的內疚自責不是惡黨的運動給她強加上的嗎？
第二個：一個消失的人
文革剛結束，有一天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有人在後面喊我的名字。我一回頭，愣住了，這個又黑又瘦的小老頭兒好像在哪兒見過。見我認不出他，那人說話了：「你不認識我了？我是林岩海啊。」我想起來了，忙問他：「這麼多年，你到哪兒去了？」他說：「我蹲大獄去了……」說完這句話就淚如雨下呀，蹲在地上，二隻手捂著臉嗚嗚的哭起來了。哭了一陣子，接著說：「文化大革命，我越獄跑出來了，險些凍死在路上。」他一邊哭一邊說：「跑到東北老家呆了幾年，這次跑回來是想找領導算帳的。他們冤枉了我一二十年哪！把我的一生都毀了啊！」
這時，我回憶起往事來，那時候，公安局和單位保衛處的人揪著批鬥他，對，就是他，那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我還清楚記得他大聲為自己辯護，一口咬定：「不是我偷的，我沒偷，我是冤枉的！」
原來是同宿舍的一個工人被派去蘇聯，為了壯門面，上面給他做了衣服、大衣，還配上照像機，結果這些東西不久就丟了。別人就認為是林岩海偷的，無論他怎麼辯解都沒有用，就這樣，把他關進了監獄。
就在他被抓走一年後，真的小偷出現了。也是同一宿舍的人，當時他偷了這些東西用油紙包起來，埋在電線桿的下面。風聲緊的時候他不敢露馬腳，現在替罪羊被抓走一年多了，也沒人提這事了，他就偷著到那兒把寶貝挖出來，帶著東西回東北老家探親。剛回到家他想先把東西賣了，換成錢，剛拿到市場上一賣，就有人買走了，其實已經有人跟蹤了，那個買主是公安派來的。買回來髒物就是證據，可是這個小偷不知道，有了錢，找了一個年輕女人帶回來。沒幾天，公安局就把他帶走了。按理，這個時候應該把林岩海釋放出來給予道歉，補償精神和物質上的損失才對，但沒有人過問。
勞改與判刑不一樣，後者有期限，而前者必須是單位去人接回來，說單位要不去要人，就永遠呆在那裡。幸虧他活著跑出來了，這次就是找領導算帳來了。二十年來他九死一生，說著說著，竟止不住大哭起來，圍觀的人們默默的聽著，找不到一句能安慰他的話，都覺得他太可憐了，失去的太多了，什麼樣的語言能撫平他心中的傷痛呢？
當我第二次見到他的時候，他變了，他變得很平靜，他告訴我：「單位給他四級工的待遇，讓他看水泵。」其實，與他同樣條件的人現在都是八級工了，兒女成行了。二十年哪，他的青春消逝了，身體被折磨得一身病。而這時的他，沒有了怨恨，沒有了委屈，在他心裡頭，有的是那些死去的勞改犯，還有正在執行中的勞改人員，這樣一對比，林岩海很是知足，他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雖然被冤枉了二十年，但一旦給他一點好處，他便找到了平衡支點，這種自我麻醉的思維邏輯，終於使他能夠平靜的生活下去。
中共奴役中國人這麼多年，造成了多少人間悲劇？錯位的事比比皆是，而根本的錯位是人們的思想錯位，他們在經歷了苦難之後，不去想一想，這樣的政黨，這樣的國家是代表人民嗎？我們為甚麼還要服服貼貼的被它愚弄？而是找一個能使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繼續懷著錯位的感情被它欺騙著，迷惑著，好壞不分，幹著壞事，犯著罪，自己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