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審判（第六章）：《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五）

第六章 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

第一節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

五、論司馬遷《史記》的意義

在“天子時代”的第二階段，也就是在漢武帝的時代，一上來就冒出個司馬遷的《史記》開始記載帝王們的功過。司馬遷與施展文功武略的漢武帝處於同一個時代，這其實也絕非偶然。有一個要“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開創帝王，就需要有一位能夠隨君伴駕記錄帝王是非功過的記錄員。這實際上就是表明，從“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開始，記錄歷史節點人物具體功過的任務就已經開始排上日程了。

其實《史記》也並非是司馬遷一人之業績，而是通過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而實現的成果。然而《史記》完成於與漢武帝同時代的司馬遷之手，那其實也有著深刻的道理的。那麼《史記》其中隱含的道理，還是容本人給讀者們慢慢的道來吧。

司馬遷能夠忍受宮刑之痛、忍辱負重，完成這樣一部宏篇《史記》，而且還是在沒有蔡倫發明出紙張之前的時代，洋洋洒洒的撰寫出來這樣一部含130篇52萬言的巨著，那絕非是單單依靠人力因果、依靠人世間因素就可以輕鬆的解釋一切的事情。

在本文前面的第五章中，本人主要是給大家論述了關於東方“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的一些基本特徵，也就是第一階段向人世間播撒思想種子、締造人類文明DNA、締造人類文明“思想的巔峰”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那些特徵。告訴大家，這些來源於宇宙高層的思想種子，其實都是那些肩負著宇宙使命、敢冒天膽而先期下走人間的高層宇宙生命帶來的，也就是在“春秋時代”三界之門開啟的時候所帶來的——帶來思想的種子、帶來人類文明的DNA、帶來啟動“天子時代”的外部動力的，其中也包括一些必要的先期時代演練。正是因為“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還具有某種“先天”的屬性、還具有“天子時代”那種“天”的屬性，是“天”還不是“子”。人類文明的主要工作那就是“上承天道”，因此這一個1000年的人類文明的表現也就不需要記錄人類自身行為的功過了，人類文明只要能夠實現思想之“知”、“上承天道”的程度就已經足以了。

然而當人類文明進入到“天子時代”第二階段的時候，那些思想的種子就必須通過人類文明自己的努力來進行選種與培養了，也就是“後天”文明關於人之努力的味道就非常濃厚了。因此從這個第二階段開始，人類文明自身的所作所為就需要開始被記錄功過了，也就是決定人類文明項目工程中間過程的那些節點人物的歷史功過就需要開始被記錄了。我們已經告訴了大家，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其實就屬於一種思想的選種工作，相伴隨的大漢朝“農耕文明”其實也就是幫助打造人類文明的一種培育能力。實際上，如果我們按照先選種而後育種的邏輯順序進行安排的話，那麼本文前面第二個小標題關於“農耕文明”與第三個小標題關於“獨尊儒術”，或許在寫作邏輯上我們可以調換一下順序，也許會顯得更加合理。

其實《史記》並非記錄中華歷史的鼻祖。我們說司馬遷的《史記》在史學上的地位，那是開創了一種“紀傳體”通史體裁的先河。這是大家能夠知道的。然而還有讀者們意識不到的一些方面，這種“紀傳體”通史體裁實際上是作為“天子時代”進入第二階段以後，需要記載人類歷史節點人物是非功過所必須的一種文體，其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也就是說，記錄歷史事件的過程必須與記錄節點人物的具體功過嚴格的結合起來、對應起來。其實這才是“紀傳體”的本質，這才是司馬遷《史記》出現的真正意義。人類文明已經告別了“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的那種“聖賢時代”、那種“上承天道”的時代、那種無需記錄人類功過的時代，也就是說，已經進入了歷史需要記錄那些決定人類文明中間進程的歷史節點人物的時代，實際上所對應的也就是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精英時代”，也就是東方文明的“經典時代”。這就是“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的意義，在打造“制度的巔峰”過程之中，同時伴隨有歷史節點人物生命功過輪迴積累的意義。

大家知道，在歷史觀上一直存在著一種到底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還是“大眾創造了歷史”的爭論。告訴大家，按照本人關於歷史《周期三段論》的觀點，人類文明不同的階段，推動人類文明的動力源泉與動力機制其實是不一樣的。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階段，那其實就是“神明創造歷史”、“上帝創造歷史”、“宇宙意志創造歷史”的階段。這就是歷史第一階段的機制，動力是自上而下的傳遞。其實“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就屬於這種機制。然而進入到《周期三段論》的第二個階段之後，那才是“英雄創造歷史”的機制。其實這個第二階段也屬於是“精英創造歷史”的時代，也就是8020法則那個20“精英人群”創造歷史的階段。這種“精英創造歷史”其實就是“天子時代”進入第二個1000年的機制，少數精英、英雄決定人類文明砸歷史發展進程之中的關鍵節點，比如漢武帝、董仲舒、司馬遷、霍去病、張騫等人，其實都是這樣的節點式歷史人物。

告訴大家，只有這種節點式歷史人物、這種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那個8020之中的20“精英人群”，他們生命的歷史功過才開始會被正統史書記錄。實際上告訴大家，這也表明這些20人群生命輪迴的記錄、生命輪迴過程之中的能量積累的計時器已經開始啟動了。司馬遷的《史記》實際上就是幹這個用的。而對於那些所謂的8020法則之中的80人群、“大眾人群”的作為，在“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之中，依然是不被記錄生命功過的，因為影響“大眾人群”行為方式的“三教確立”工作還沒有完成，也就是東方文明的思想坐標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大眾人群”還不知所為的標準是什麼。其實這種“大眾人群”只有到了《周期三段論》的第三個階段以後才開始有行為功過的記錄。因此《周期三段論》的第三個階段那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大眾創造歷史”的階段，也就是唯物史觀的那個所謂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階段，也就是8020法則的那個80人群的“大眾時代”。

如果我們借用一下當代的市場經濟語言來複述《周期三段論》的特徵的話，那麼顯然，第一個階段就屬於“創新時代”，依靠的是思想領先；第二個階段則是“產品主導時代”，也就是“賣方市場時代”，而第三個階段就屬於“客戶需求時代”，也就是“買方市場時代”。我們在本章著重給大家分析的“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其實對應的就是“產品主導時代”。“制度的巔峰”實際上就相當於是人類文明打造出來的一個成熟產品，屬於由精英所主宰的一種“稀缺產品時代”。而“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最後所成就的“工商文明”，所對應的就相當於是“客戶需求時代”，是“買方市場時代”，屬於是成熟市場經濟的一種表現，話語權在大眾方。因此本人認為單純的爭論到底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還是“大眾創造了歷史”，如果脫離人類文明的時代特徵，那麼這種“純粹”的爭論其實是根本沒有任何意義的。

這裡面還涉及到我們之前給大家已經幾次提到的一個事情，應該已經不能夠算作是秘密了。也就是在人類皮囊之下真正承載的那個生命，或者被世人習慣稱之為的那個“靈魂”，其真正的來源或者內涵，實際上在人類文明不同的歷史時代，其構成和發揮作用的主體其實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概括的講，皮囊之中其實有“先天人”與“後天人”之分，也就是有“地上人”、“原生人”與“天上人”、“下走人”之分。

告訴大家，當今人類皮囊之中的那種“先天人”或者“原生人”，其實已經沒有了。換句話說，在當今人類皮囊之下的那個生命，其實都是有來頭的，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麼簡單。把這樣的人，按照達爾文《進化論》與動物做關聯，那其實是一項十惡不赦的大罪。我們這裡還真不是嚇唬大家。

告訴大家，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這個3000年，實際上就是“後天人”替代“先天人”、“下走人”替代“原生人”的一個項目過程。當然這種“替代”並不是一下就能夠完成的。“下走人”下走那也是分階段、分過程、分時間的。關於“下走人”的三種類別，我們以後會給大家進一步的闡述。

然而我們這裡需要告訴大家的那就是：締造“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制度的巔峰”的歷史節點，那其實都是8020法則20的“精英人群”的所為，那也是他們生命意義開始輪迴積累的意義所在，也就是這些“精英人群”生命輪迴的意義與人類文明項目工程的全邏輯那是結合在一起的。然而在“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之後，陸陸續續“後天”而來的“大眾人群”，他們生命輪迴的意義那只是與他們生命的個體價值有關，與人類文明項目工程在整體意義上的貢獻度基本上已經沒有多大的關係了。當然大家現在只需要知道到這個程度就已經足夠了，再多那就太過於複雜了。

大家知道，作為記錄華夏歷史的史書而言，《史記》其實並非是記錄東方歷史的先河。在《史記》之前就已經有了《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史書，然而這些史書都屬於是一種“編年史”的體裁，以記錄事件為主線，並不以記錄人物功過為主線。即便是講到了人，那也是為了說清楚事情而服務的。其實關於記事，我們還可以繼續往前推。大家知道，關於中華歷史連續紀年的開始，我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即便是《左傳》的“編年史”記錄，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22年的魯隱公元年。也就是說，在“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的時代，東方文明的“編年史”的記錄早就已經開始了，而絕非司馬遷《史記》的首創。

司馬遷《史記》的首創，那其實就是作為中華歷史上的第一本“紀傳體”的史書的意義。《史記》不同於前代史書所採用的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或以地域劃分的“國別體”，而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的一種體例。

《史記》一共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八書十表，共計130篇，以圍繞歷史人物為主線。於是從此以後，從隨後東漢班固的《漢書》一直到民國初年的《清史稿》，中華近兩千年間歷代所修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沿襲了《史記》的“紀傳體”體裁，以關注歷史人物功過為主軸，於是就成為中華歷史記錄的一種正統傳統——記錄歷史重在記錄人物之功過，而非僅僅是歷史事件的表述。

如果我們再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的“天地人”三才結構，似乎我們可以這樣劃分，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屬於“天”的部分，以地域劃分的“國別體”則屬於“地”的部分，而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傳體”則屬於“人”的部分。我們說，司馬遷《史記》確實抓住了“天子時代”作為記錄“後天文明”的本質。“後天”的本意就在於“人”。比如邵子在註解《周易》時候就特別說明：後天八卦乃人倫之位也。也就是，先天在天，後天在人。在這樣的基礎上，理解中華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夠有真正的意義。

從《史記》開始的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延綿記錄了從“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開始之後中華各個時期造就歷史進程主要人物的功過。這其中所表明的意義，那就是記錄人類文明的功過，無論是人類文明的整體還是其中的一些精英個體，特別是那些與決定人類文明中間進程節點相關的歷史人物，那些“精英人物”，他們的功過，實際上就是已經從“天子時代”的第二個階段一開始就進行記錄了，也就是，對培育人類文明制度性成長有功過人物的行為，已經開始被系統而詳細的記錄了。大家應該還記得，本人在上一個小標題中給大家提到的關於漢武帝發明“年號”紀年的方式吧。其實“年號”紀年就是為了更明確的把歷史節點人物的功過與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緊密掛鉤聯繫起來的一種方法。

當然我們還必須給大家指出，由於人類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通過人力使用筆墨記錄下來的人類的功過那也一定是有限的，筆墨只能夠記錄下來那些與人類文明進程節點有關的歷史人物的功過而已，因為這些涉及到歷史項目節點人物的作為與人類文明的整體成敗與審判息息相關。至於人類文明之中每一位成員在每一次生命輪迴之中的功過，那絕非人類能力可以記錄下來的，因此還需要人類的右腦數據硬碟來幫助記錄。其實人類自己使用筆墨所記錄下來的歷史那是外顯的，屬於一種陽軸邏輯，對人類行為具有一種警示和威懾作用。然而在人類右腦數據硬碟之中所記錄下來的人類輪迴行為的積累則屬於陰軸邏輯，是封存的、是收藏的、是不輕易外顯讓世人看的。關於人類文明的陰陽雙軸發展邏輯，我們會在後面幾節之中再給大家做進一步的闡述。

《史記》開創了關於“天子時代”第二階段人類節點人物歷史功過記錄的先河。相比之下的“天子時代”第一階段，那基本上就屬於人類開始學習文明的階段，是由“天道”所主宰的。因此人類在學習過程中所發生的得失成敗那是不計功過的。因此中華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一個階段的歷史記載那只需要“編年史”或者“國別體”就已經足夠了。人類文明在整體的學習上沒有真正的功過可言，能夠擔當起承接外來“天道”思想種子職責就已經足夠了，DNA並非人類自己創造的，因此歷史記錄也就並不需要與具體的歷史人物的功過相掛鉤。然而到了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第二個階段的時候，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大家已經知道，“天子時代”第二個階段的主要職責則是把外來的思想種子或者DNA培養成為一種成熟的制度，因此主要的責任那就在於通過人力的努力，而不再完全由“天道”外力所代勞。需要把人類文明所承接的“思想的巔峰”轉化成為一種“制度的巔峰”，其中必須通過人為的選擇與努力，人是主導，因此如何把控人類文明項目節點走向的任務就與人類自己努力的功過關聯在一起了，也因此人類歷史只有“編年體”的記錄那就不夠了。人類歷史記錄就必須與關鍵歷史人物功過的記錄關聯在一起。於是司馬遷的“紀傳體”《史記》也就應運而生。司馬遷《史記》才得以開創“紀傳體”通史在東方史學史的一個先河。其實這才是“編年體”歷史向“紀傳體”通史轉變的一個根本原因。然而世人史學家們所能夠認識到的，實際上就只是從“編年體”歷史向“紀傳體”通史轉變的一種現象而已，而發生轉變的真正原因世人“磚家”其實並不知曉。

另外，關於司馬遷《史記》所開創的這種“紀傳體”通史體裁，歷經兩千年基本上沒有發生多少改變這種現象，其實所反映的那就是兩千年以來人類文明這個項目工程，對於人類文明在整體走向的要求方面，其實並沒有發生多少改變，或許這其中還反映出這樣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人類文明這個項目工程基本上沒有走偏，基本上都在宇宙智慧的掌控之中。

我們說，司馬遷所建立的這樣一種記錄歷史的系統方法，將人與事合一的記錄系統，其實與“天子時代”第二階段關於人類建設系統性制度的使命也是完全相匹配的。其實司馬遷《史記》統領的二十四史作為“天子時代”後2000年的正史記錄的意義早就已經超越了人類筆墨記錄歷史的意義。

另外，在這裡需要給大家提前介紹的一下的那就是：如果我們把“天地人”結構放大一點來看，雖然“編年體”、“國別體”、“紀傳體”分屬於“天地人”，然而如果我們把“編年體”、“國別體”與“紀傳體”合併為一部“歷史”來看，其實都是關於“天”的，關於“天時”的，那麼在更大的層面上看“地”，或許我們可以引申到“地方志”方面。當然“地方志”也可以看做是“國別史”的向內細化，是“國別史”在中央集權郡縣制之後的繼續發展形式。相似的，我們還可以得到更大範圍的“人”的記錄，不再是8020法則20“精英人群”的“紀傳體”，而是延伸到更多“大眾人群”的記錄，這就是“家譜”體系。告訴大家，“史志譜”其實就是更大範疇人類文明歷史記錄的“天地人”體系，其中的“史”，那就是二十四或者二十五史；“志”，就是縣誌、就是地方志；“譜”，就是家譜、族譜。

關於人類文明從“天子時代”的第二階段開始，也就是東方文明的輝煌的“中世紀”開始為了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而開始記錄東方文明歷史功過這一點上延伸開來講，那麼還是先讓我們再回到關於漢武帝時代作為第二階段起點的意義上來講，請允許本人再給大家多說上兩句。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東方漢武帝時代的開始與西方耶穌時代、也就是基督教新教文明的開始時間也是相去不遠，耶穌紀元實際上只延後了大約100多年的時間，這與我們在第五章中給大家所描述的關於東西方文明在歷史進程時間差距方面的規律也是完全吻合的。在本文第五章的第七節《陰先陽後論》之中，本人曾經指出“蘇格拉底-柏拉圖的西方思想啟蒙期較春秋百家略微要晚上150-200年的時間，大約就是500年的三分之一的樣子”。請大家注意，漢武帝生於公元前156年，與耶穌誕辰年份的距離也恰恰是這個時間距離，大約是500年的三分之一。

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們不是已經給大家幾次提到過關於“下走人”的概念嘛。當宇宙高層空間進入人類空間成為“下走人”的時候首先進入的就是東方文明，然後在東方文明之中結緣轉生之後再投入西方文明之中。因此西方文明中出現的“下走人”那一定比同一個宇宙生命在東方文明之中出現的晚，因為有在人世間的輪迴因素在其中，需要時間。這個輪迴時間大約就是500年的三分之一。

另外，我們對比東西方歷史，或許我們還可以派生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如果基於司馬遷《史記》開始系統而詳盡的記錄“天子時代”第二階段的人間功過這一點上來看，如果再基於東西方文明之間時間進程差距的規律來判斷，那麼在西方文明之中的節點人物功過，是否就應該起源於耶穌紀元時代開始計算。

因此本人的基本結論那就是，在耶穌紀元時代開始之後，所有那些挑戰基督精神的惡行也都必須屬於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內容，包括在基督教早期羅馬帝國鎮壓正信的那些罪惡，比如火燒羅馬城嫁禍基督徒的尼祿之流，其邪惡在生命的輪迴之中那是永遠也洗刷不掉的。又比如我們在第二章第七節中給大家提到過的那些關於催眠回溯治療的發現：有些人經常犯的神經性頭痛的怪病，其真正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在羅馬帝國時代曾經參與過鎮壓基督徒的事件，或者在觀看迫害基督徒的獅子吃人的角鬥場的觀眾席上曾經拍過巴掌、喝過口彩等等。“催眠回溯治療”的這些發現實際上也旁證了西方文明之中人類文明功過的記錄在人類右腦結構之中至少從耶穌紀元時代就已經開始記錄了，一直沒有被抹去。其實這才是生命輪迴真正的意義所在。這是我們基於人類《文明使命論》對比研究東西方文明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我們說，《史記》具有開創節點人物歷史功過的記錄功能，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思考問題，也就是與“記錄”、“記憶”反向的思考一下問題。與“記憶”相反的那就是“遺忘”。其實“記憶”與“忘記”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冥冥之中的安排。比如在東方文明歷史上就有許多上古典籍的遺失。關於典籍遺失這一點，我們也需要站在《文明使命論》的基點上給大家來談一談。

關於上古思想典籍的遺失，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件事情。其實這還是基於世人常規的想法而已。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確實造成了許多上古思想著作的流失，比如古本的《尚書》可能就是如此流失的。然而“焚書坑儒”那能夠就隨便的發生嗎？僅憑世間人力所為真的就能夠做得到嗎？告訴大家，其實世間人力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大家不妨想這樣一個問題：在“天子時代”的第一個階段中，外來的宇宙思想種子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播種的呢？大家應該已經知道了：天門開，思想來，那不是發生在“春秋時代”嘛。然而在“春秋時代”以前，難道中華文化就沒有思想典籍了嗎？答案顯然並不是這樣的。

比如《周易》就不是憑空而來的。大家知道，《易經》最早起源於傳說時代的伏羲氏。在周文王推演出“後天八卦”的《周易》之前，其實還有《夏易》、《商易》等等，都是基於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系統而建立的，只不過是沒有流傳下來而已。其實周文王的“後天八卦”在時間上也是在“百家時代”之前，具有承接先天思想的意義。那麼為什麼《周易》能夠流傳下來呢？能夠躲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呢？然而夏商時代的《夏易》、《商易》，也就是《歸藏易》、《連山易》為什麼沒有能夠流傳下來呢？另外，記錄了大量“先天八卦”占卜信息的殷商甲骨文為什麼會被埋沒了3000年之後才被發現呢？難道這些都是偶然的嗎？這樣選擇性“失憶”的發生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許多中華上古思想典籍的遺失，那也是命中注定的，這些遺失其實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也就是人類《文明使命論》、《歷史安排論》的結果。因為“天子時代”的“思想的巔峰”向人類文明空間播撒思想的種子發生在“春秋時代”，與人類文明近3000年的文明項目工程的啟動有關。而那些在更早時代的一個3000年就已經注入到人世間的“先天思想”或許與我們這個後天屬性“天子時代”的這個3000年所要達成的最終結果是不相關的，或許這些“先天思想”存在於人世間的意義到了“百家時代”思想爆發的時代就應該終止了，就已經完成了熟化第一批人類皮囊的屬性與歷史使命了。因此存在於人世間的這些上古思想就必須從人類文明的表面空間之中給抹去，否則這些“先天思想”就會成為我們這個後天“天子時代”的思想干擾。其實“焚書坑儒”的發生就具有這方面的意義。

其實許多中華上古思想典籍的遺失不僅僅是焚書坑儒的結果。例如在西漢初年，在楚漢之爭剛剛結束的時候，漢高祖劉邦讓韓信整理存世的兵書，韓信所得者竟有72部之多。然而經過1000年之後到了北宋王朝的時候，需要加上唐代的兵書《李衛公問對》，人們可以習得的兵書也就是《武經七書》了。可見先秦思想典籍經過“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流失之重，也就是時間之河從中進行了選擇。

其實也就正是因為上古典籍的這些流失，北宋時代才會掀起懷疑典籍的思潮，於是北宋的文人團隊也就真的有事情要忙活了，於是北宋文人不知思想就只知考證了。比如宋代文人一直懷疑《孫子兵法》的真偽，甚至認為孫武其人並不存在，認為《孫子兵法》應該是戰國時代孫臏的作品。關於《孫子兵法》到底屬於孫武還是屬於孫臏的問題，這個爭論從宋代開始一直持續了近千年，只是到了1972年在山東銀雀山漢墓之中出土了大量西漢兵書竹簡，其中包括《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重見天日，這個被宋人挑起的歷史懸案才最終得到解決。我們說，銀雀山漢墓從一個側面也證明了韓信整理兵書的歷史事實，其實也就證明了先秦典籍的遺失並非都是源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結果，顯然當年韓信在“焚書坑儒”之後依然能夠收集到那麼許多的兵書典籍。而這些兵書典籍到了宋代的時候已經“十不存一”了。這種遺失顯然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根本就扯不上絲毫關係。

另外，還需要給大家再談一談關於《周易》這個例子。《周易》也就是《易經》周朝的版本，也就是周文王姬發的作品，實際上屬於春秋“百家時代”之前的東西，然而為什麼能夠流傳至今呢？其實就是因為“後天八卦”的《周易》與整個的“天子時代”的人類文明項目機制有關，所以就必須給予保留。其實《周易》的“十翼”那是孔夫子的作品，完全應該歸入儒家的典籍。然而“焚書坑儒 ”的時候為什麼沒有被燒掉呢？為什麼2000多年以後還能夠被完整的承傳下來呢？當然有人會用占卜之書的原因進行解釋。那麼《夏易》、《商易》的占卜味道不是更濃嗎？不是更應該被保留下來嗎？！然而《周易》真正被保留下來的部分恰恰就屬於儒學易、儒家思想的部分，而真正道學易、卜書數術的部分並沒有真正的在人類社會表面上流傳。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周易》的版本應該已經遺失不少原本的部分。當年《周易》流傳到西漢的時候，叫做《漢上易》。或許我們現代人所看到的《漢上易》也只是當時的一部分而已。據說在真正《漢上易》的那個時代，《易經》之中不僅存在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這種單個的64卦象，其實當時還存在著系列的卦圖或者掛陣，也就是由一系列卦象所組成的一句話。打個比方，就像認識單個的漢字與能夠說出完整的一句話，那完全是兩個境界。只能夠認識單個的漢字與會組詞造句說完整的話那完全是兩回事。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64卦象就相當於是一堆單個的漢字，而由一系列卦象所造成的掛圖或者卦陣就相當於一句完整的話。據說在西漢時代，當時還可以看到上百種的那種卦陣。了解《易經》的讀者們都應該知道，王弼是三國時代的人物，乃《易學》大家，屬於魏晉時代道學外顯時代的奠基之人。然而王弼年紀輕輕，二十三、四歲就撒手人寰。敢問何其故焉？告訴大家，王弼就是帶著使命而來的“天道外顯”之人（作者註：關於“天道外顯”的機制那是我們下一節的主題），只不過因為王弼“天道”之機說得太多了，就要天機盡顯了，因此王弼就必須早早的走人了。其實阿基米德的離去也是如此，不允許再繼續研究了。天命不允許了。

也就是說，在人類歷史進程之中，什麼應該被記錄，什麼應該被保留，什麼應該被流傳，什麼應該被遺失、甚至什麼應該被焚燒，那其實皆是使命使然，而絕非人力所為就可以簡單決定的。比如我們以前給大家講過的，在基督教早期歷史之中所存在的輪迴思想，在基督教的發展演化進程之中就逐漸的被遺忘了，其實也是這麼個道理。另外經常出現在千百年以後，某種鐵卷書、羊皮書、甲骨文、兵書竹簡又忽然之間現世於人間的這種事情，其實也都是一種必然。比如《群書治要》的散失與回歸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當然誠心的人們，可以稱之為冥冥之中的一種安排。而無信仰的人們則一概稱之於“偶然”或者歸給“自然”，這些人既無意去探知究竟，也無心去敬畏神明。

那麼接下來，還是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與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相關聯的一個話題吧，那就是關於“儒學易”與“道學易”的關係問題。這對兒名詞我們前面剛剛給大家提到過。打個比方，“儒學易”與“道學易”就如同現代知識的文科與理科的區別一樣。“道學易”其實就可以被看成是東方的數理化，是東方的“自然科學”，直接觸及到“天道”之機與宇宙法則。正是由於太多的觸及到了天機、天道，所以就不允許在社會上公開流傳，就必須以民間秘傳的方式承傳，就只能夠在歷史拐角需要的時候“神龍見首”的顯現一下而已，也就是神秘莫測偶爾露崢嶸而已。因此現今在人類表面社會中，大家能夠看到的這個《周易》版本那麼就只能夠是“儒學易”的部分了，也就是側重於社會思想人倫哲理的一面，也就是《周易》陽軸外顯的一部分內容而已。大家知道，東方文明真正的精髓那是“在內不在外”的，只不過當今中國人具有《內眼》功能的人已經稀缺到鳳毛麟角了。別說是具《內眼》功能的人了，甚至連相信《內眼》功能的人都已經很少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是，所有《內眼》正心之法反而被誣陷成為異端邪說，完成是以反為正的邏輯，並已經達到了極端的境地。

其實“儒學易”與“道學易”的分道揚鑣，那也是董仲舒在廟堂之上“獨尊儒術”的一種結果。因此在漢武帝之後，“儒學易”得以彰顯於社會廟堂之上，而“道學易”則必須走入民間秘傳，以師徒秘傳的方式代代相傳。然而需要告訴大家的是，凡是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有所成就的所謂思想大家，其實往往都是深諳《易經》之理的。然而這些思想大家他們所徹悟到的《易經》之理，那絕非我們當今社會上大家能夠輕易看到的這種“儒學易”的《周易》的表面涵義。

“儒學易”彰顯於廟堂之上，“道學易”隱秘於民間秘傳。這其中所反映出來的規律，那就是“天子時代”一經進入第二階段，人類文明的進程或者因果關係，實際上就具有陰陽兩條軸向的驅動力，屬於一種雙螺旋動力結構或者因果結構。每當社會處於和平年代，彰顯於外的社會秩序往往都是陽軸導向的體現。然而到了天下大亂的時候，那條天道暗軸邏輯就會一時間的外顯、彰顯出來，比如我們前面給大家提到的那些推動改朝換代的帝王師們，往往都是精通“道學易”的大師們“神龍見首”的時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能掐會算的軍師們嶄露頭角的時候。換句話講，通天道之人，往往會在人類歷史轉折點時由暗軸呈現出來向外彰顯一下，因為平時遮蓋在暗軸之上的陽軸覆蓋物已經被剝離。實際上，通天道之人在歷史轉折點、歷史拐點的顯現，那也是把控人類歷史項目進程在需要進行節點調整的時候不會出現任何偏差的一種表現，也就是《歷史安排論》的一種表現。

所謂天下大亂、所謂的危機之時，那其實都是對於人類文明的表面世人而言，那是世人的危機而不是對神明的危機。其實處於任何表面危機之時，那都是陰陽雙軸之陽軸秩序被剝離破壞的時刻。其實這種陽軸被剝離之時，對於一些聰明的世人而言，那也就是機會到來的時刻。人類文明表面上舊的體系崩潰了，新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那麼對於那些膽大的世人而言，那就意味著機會來了。然而如果我們往深裡看，陽外之軸剝離的時候那一定就是陰內之軸外顯之時。就像磕破了皮就會露出肉的道理一樣。如果要是連肉都給翻了，恐怕骨頭就得露出來了。就是這麼個道理。儒家正統思想穩定之時，那就是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健全、完好之時；然而當表面秩序不在的時候，當正統人倫綱常思想不被遵守的時候，那麼實際上也就到了道文化彰顯出來的時候，到了神龍露頭的時刻了。

然而當社會秩序恢復以後，那麼道文化就又應該歸隱了、歸藏了，於是神龍也就不見尾了。因為表層皮膚已經從新長好了，那麼幹嘛還需要露著骨頭露著肉呢？！根本就不象主義者所宣講的那些個歪理，什麼社會動盪啊、人心厭戰啊，於是人們才會去厭世、消極、才會去追逐黃老哲學。人類歷史真正的天道玄機，那是因為社會動盪之時，儒教倫常制度不在之時，道學才會被外顯出來。是這樣一個明暗陰陽關係。

告訴大家，人類文明在“天子時代”的第二階段具有明暗雙軸這個屬性，或者叫做機理，那是一般世人或者所謂學者們根本就意識不到的，是那些不能夠通曉陰陽之理的“磚家”們根本意識不到的。這些人包括主義者們只是在單一軸向上看問題，在人類表面現象上看因果，根本就看不到宇宙意志關於人類文明的安排。再告訴大家這樣一個道理，對於一切結構體的中期發展階段，也就是生命周期的中段，其實那都具有陰陽雙軸發展的屬性。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本人在本文第四章關於“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關於結構與過程的認知”的第四節中已經給大家介紹過關於西方《外學》與東方《內學》對於事物《內機》的不同用法。一個是把結構體的內部當做是倉庫，需要堆積，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另一個則是把結構體的內部當做是機房，要求通暢明亮。也就是說，結構體的中部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雙重屬性、雙重功能。想必大家應該還記得本人的這些論述。

而且本人還一直給大家強調，本人的《結構論》與《過程論》其實是相互對應的，因此本人關於《結構論》中部的論述實際上也就對應於事物發展過程的中間階段，也就適用於我們本章現在正在討論的這個“天子時代”的第二個階段的屬性。因此，結構體中間部分的雙重功能那就一定對應於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第二個發展階段，也就是結構體生命周期的中間發展階段必須具有陰陽雙軸的特徵，也就是關於儒教外顯與道學內藏的明暗機制特徵，這也就是董仲舒在廟堂之上為漢武帝“獨尊儒術”的一種意義所在。寫到這裡，本人實在是非常惶恐，真不知道本文的這些內容到底應不應該寫出來？是否給大家說得太多了？本人實在是惶恐！

既然已經給大家講到了關於“天子時代”第二個階段的雙軸結構問題，那麼就不妨告訴大家，相對應的那就是，“天子時代”的第一個階段則屬於一種單軸結構，也就是“通天之軸”主導階段，也就是結構體《內核》導向階段。而到了“天子時代”的第三個階段，實際上也是一種單軸結構，當然決定人類文明的內軸還是存在的，只不過是不輕易外顯了而已，完全屬於“神秘莫測”了，神龍首尾都不得見了。大家知道，因為第三階段屬於《外殼》導向階段，已經極度物質化了，物質的表面堆積已經把內軸封的死死的了，已經不可能外顯了。其實這與人類文明項目進程已經走過了0.618黃金分割點也是有關聯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本章的第三、第四節中會再給大家進一步的討論。因此，如果大家還一時摸不著頭腦，那也不必著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