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

多年前，我隨女兒定居加拿大，行前辦護照時，第一關是居委會簽字，居委會主任問我：“煉過法輪功嗎？”我智慧的說：“什麼？煉輪功？”他看了看我，以為我是個什麼都不懂的人，便低頭給我簽字蓋章。

到國外後，我看到和國內比，環境好，人文明，錢好掙：打工洗碗，一小時17加元（一加元相當人民幣6元）；打掃衛生，一小時12加元；如果會英語，掙得更多。我參加的幾次法會聽師父講法及觀看神韻，都是自己給人看孩子掙的路費。重要的是，我到加拿大後，很快和當地佛學會聯繫上了，能夠參加一些大法活動，這使我感到很充實，出來了，不能忘記我是幹啥的。女兒和女婿也很支持，遇到我忙不過來時，她們也幫忙。一次，當地同修要到一所大學搞個活動：揭露中共惡黨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讓民眾明白大法真相。當時，佛學會把活動橫幅標語的事安排給我。我買來料，根據尺寸，讓女婿裁剪，再找來樣板刻好字。開始我用漿糊粘，可怎麼也粘不住，後來我只好用手工，把字一個個縫到布上。這是細活，一針一線不能馬虎，字要擺齊，不能歪，我一直縫到晚上2點多。女兒幾次催我睡覺，我說：“不行，這是救人大事，明天用呢。”女兒也幫我縫。第二天，我拿著標語和同修一起參加了活動。那次活動很成功，許多大學生和教授都簽了名：聲援大法弟子，譴責中共暴行。

還有一次，台灣同修做了一些半成品蓮花運來，上面寫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佛學會要大家做出成品，在講真相時送給民眾。當時我們那一片給了4箱，可分到我頭上時，給我3箱。當時覺得有點壓力和委屈：“這活不能都讓我一人干呀？”又一想：“我出來是幹啥來了？是享受來了嗎？不是救人嗎？”我立即想起了剛認識的一個老同修，上海人，80多歲了，天天去機場給大陸遊客講真相，風雨無阻。比學比修，我看到自己的差距。我把每朵小蓮花組裝的很細心，經常是起早貪黑，甚至晚上12點後才睡覺。送給老外時，他們特高興，不斷用英語說著感謝的話（儘管我不懂，但明白他們的意思）。

神韻要到當地演出時，為了推票和演出順利，佛學會安排部分同修發正念：從推票到演出結束，每晚7點到12點，這些人專門發正念，我也加入了這個項目。我發現，有的能堅持到底，有的發二三個小時就走了，到12點時就三二個人了。好幾次，到12點時，就我一人。我不攀比，不看別人，每件事都主動去做。有幾次，我和當地同修坐車去很遠地方發真相傳單，中午了也不吃飯，直到晚上才回來，雖然挺辛苦，但心裡感到踏實高興。

但是，我也看到，大陸去加拿大的同修不做大法事的也不少，去了就抓錢，拿學歷。大陸人窮怕了，突然到一個好環境，看錢這麼好賺，學歷也容易拿，經不起誘惑，人心很容易上來。有個年輕同修，聽說在大陸被迫害挺重，家人通過關係把他弄到加拿大，以難民身份留下來。之初，他和大陸去的同修擠在一起住，也能參加一些當地佛學會搞的活動。後來很少見到他了，同修說他正在讀研。兩年多，他讀完研究生，又去了美國。聽說現在該有的都有了。許多當地同修也發現了大陸同修這個現象，現在也不像前些年那麼熱情幫助辦難民了。

在加拿大生活，不像國內這麼恐怖有壓力，期間，我常常想起家鄉大法弟子的精進狀態，想起還有一些認識的有緣人沒救，也自問：“我來國外究竟為了什麼？求人的東西？還是求神的東西？”漸漸的，我產生了回國念頭，我想，論生活條件，對我一個百姓來說，這是天堂。別說我，當官和有錢人，都想法往這兒移。可我是大法弟子呀，我是“主體”裡來的師父弟子，不在主體圈子裡救人，來這幹嗎？我並沒受到迫害呀？儘管，大陸環境很殘酷，隨時都有被抓危險，甚至白天出去，晚上不知能否回來？但我覺得，自己使命在那兒還沒盡完。

就在我猶豫時，作了個夢：我的兩眼紅紅的……我立即悟到：這不是“紅眼病嗎？看國外好，用人的理由留在這裡。一下子，我找到了很多心。於是，不顧女兒一家的勸阻，毅然回國。回來後，把老屋子收拾一下，成立學法小組，和家鄉同修一起講真相救人，雖然條件差， 但感到充實，就是充實。（根據同修敘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