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0月22日】
中國的歷史,深遠而浩大。對歷史的書敘與界說,也是紛繁而龐雜。我們在此努力要做的,乃是應天時所之,盡綿薄之力,正述中國歷史,即用神傳文化史觀,光明、正面地書述華夏五千年輝煌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概觀。
一、歷史正義
何為歷史,按《說文解字》,歷者,“過也,傳也”;史者,“記事者也”。所以,歷史當是對所經歷過往的記述與傳承。那麼,什麼才是人類不僅要經歷且要傳承的呢?換言之,歷史的記錄對像是什麼?按《禮記‧玉藻》所載,黃帝“動則左史記之,言則右史記之”。乃知歷史的傳承最初是由史官對帝王的言論、作為及當時重大事件進行記錄。整理過的文字記錄,我們稱之為史書。歷朝歷代都有官方或私家記述歷史,於是歷史得以傳承。
由此,則又引出另一個我們必須明晰的問題,那就是帝王在中國歷史中的特殊地位與意義。
中國傳統史書均以帝王之言、之事為主軸而書述。蓋因天子奉天命而治世,承天道而立言,所以上天賦予帝王在人間的至尊之位,如《詩經》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過來,帝王的言行亦代表並影響這一朝歷史與文明的總體氣象。所以,中國古代,君王稱為天子,即天命之子,是上天選擇的治理天下的君王。
由於帝王有如此特殊的地位與意義,故而帝王的言行能治世,亦能亂世。
凡有道之君,其所言者(詔令),是治理天下的訓導與規範;其所行者,則法天知命,順道敬佛,應時愛民。而末世之君,所言多逆天叛道,背神謗佛;所事多享樂敗德,悖亂不經。無論治世亂世,都是天道循環的不同演繹,旨在完成文化的積澱和傳承,並給後世留下榜樣或教訓。“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帝王的言行是歷史記錄的主軸主線,而帝王言行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則是解悟天象、領悟天道。
在不同歷史時期,上蒼會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對君王和世間進行點悟、開導乃至警示。所以歷代史官,還兼任觀測天象、占卜神諭、協定曆法和禮法等重大職責。這方面的記載,從甲骨文卜辭,先秦諸經、諸子,到後世歷朝史籍,不絕於書。歷史的足跡,始終與天命安排與教化同步,歷史的鋪排,正是天道在人世間正與負的演繹。
歷史史實之記載,大略分為三類:傳說、文字記載和文物。
對於傳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神話。無論是中國,還是大家熟知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或是此輪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無不是以神話傳說為開端——創世、造人、人神同在,成為人類歷史共同的源頭。至於歷代後世,有關神、神言、神跡、有志之士通過修煉得道回天的傳說與記載,史不絕書。
對於神話,歷代史學家為之秉筆直書,代代流傳,到了近代,人們卻因為現代觀念的影響,常常陷於史實、傳說、信史等概念的糾纏中,止步不前。
其實,我們今天所說的“信史”,無論《國語》、《左傳》,還是“二十五史”等,基本上是隔代史官對前代文獻與傳說進行整理彙編而成,而傳說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左傳》對“武王伐紂”的生動記述、《史記》對楚漢爭霸的逼真描寫,仔細推究起來,都是史家根據先人傳說編撰成文。而後世稱之為“信史”,其實質含義是:德信古人。
雖然各代史官在觀史、採信的角度與傾向等方面各有不同,或曲,或直,或有偏重甚至偏頗,但基於上天賜予著述者以深厚良知,德信古人的精神傳承不輟,基本史實的記載仍然包含於歷代書述之中。這也是為甚麼即使在無神論、進化論和現代變異觀念猖獗的當今,嚴肅的文史學者仍然還要援引上古與歷代神話傳說的根本原因。
人類,與人類的歷史,始於神的造化,而人,終將只能皈依於上蒼的恩賜。
這不是一個可信不可信的問題,也不是我們今天想當然地按照某種現代觀念去解讀的問題。這是一個人類來源的共同史實,是我們的祖先歷經千萬年滄桑與創痛,一代一代用生命守護的史實。對於我們神聖、高貴的來源,對於這一恆古不變的史實,我們唯有用生命中最深刻的理性去珍視她,用生命中最精誠的虔敬去守護她。
今天,多少人囿於唯物論、無神論、進化論的思維,甚至囿於黨文化的污染,而對歷史的源頭漸至淡忘。然而,我們知道,千古以來有一種情緒可以打動所有人的心,這種情緒叫做鄉愁,甚至是坐擁人間繁華之時,依然偶有一縷思歸的愁緒縈繞心頭。想來,在我們生命的長河中,有過太久遠的積澱,對上蒼的感恩,對回歸的渴望,早已成為生命中最刻骨的鄉愁,被造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記憶深處。中國人為何如此崇尚天人合一,因為那至高無上的天,才是我們的歸宿。
對此,我們會在後面各代各篇中,嚴謹地從歷史、文化之各層面採信而述,與大家分享。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