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3年09月10日】
女兒屬猴，92年出生的，今年不滿十一歲。生她的時候出了醫療事故，我差一點兒命喪黃泉，一家人也跟著受夠了折騰。她奶奶時常說：「也不知道這孩子是個什麼大人物，來的時候這麼驚天動地」。
女兒一歲半時便學會了說否定詞。那天她幹了一件什麼淘氣事，我拉長了臉訓斥她，她一點也沒有害怕或委屈，只關切地看著我的臉，皺著小眉頭費勁但口齒清晰地說：「媽媽、不、生氣。」她第一次說「不」，就將這個字說得那麼清晰有力，仿佛全身心地擔心我會不會氣壞了身體，而絲毫沒有在意自己是不是受了訓。那一刻我覺得為了生她養她而受的一切苦楚都很值得。
女兒兩歲半就開始有了生之煩惱。那天我帶她到一家小學校去散步。我們坐在操場上，她滿眼艷羨地盯著小學校的教室問我：「媽媽，我能去那裡上學嗎？」
「不行啊，你還太小了。」
女兒沉默良久，突然長嘆一聲道：「媽媽，我為什麼老－－也長不高？」她將「老」字拉得好長，似乎已為這個問題苦惱了很久很久。
我無言地望著她，開始想她是不是一個哲學家轉世。想了半天我才以一個特別不哲學的方式回答了她的問題：「你多吃點兒飯，慢慢地就長高了。」
女兒三歲半時就給我上了一課。那天她很認真地問我：「媽媽，你說世界上為什麼有壞人？」
是啊，世界上為什麼有壞人？世界上要是沒有壞人、只有好人該多好？幾千個感慨和幾萬個答案從我的腦海中奔騰而過，最後我卻發現我無法用一個三歲孩子能聽懂的語言和方式去回答她的問題，所以只好老老實實地告訴她：「媽媽不知道。」
女兒頭一歪，自豪地說：「我知道。」
我吃了一驚：「是嗎？那你告訴媽媽，世界上為什麼有壞人？」
「他老乾壞事，就變成壞人了唄。」
天哪！原來如此！
女兒四歲半時，有一天我和先生開著車帶她去郊遊。那天大概是個黃道吉日，結婚的人特別多，一路上遇到好多個結婚的花車，一個比一個漂亮。女兒一直跪在窗戶邊興致勃勃地往外看。先生逗她道：「你長大後結婚時要不要坐花車？」
女兒從窗戶邊上坐下來，漫不經心又一本正經地答道：「到時候再說吧。」說完了一眼也沒再去看那些花車。
她的回答又一次讓我很吃驚：她小小年紀，哪裡來的這一份寵辱不驚的平常心？
女兒早慧，五歲半時已上二年級了。這一日我去學校給她開家長會，迎面看到學校裡有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學會做人 學會學習 學會勞動 學會健體」等五個「學會」。回家以後，我問她道：「你知道什麼叫『學會做人』嗎？」我想好了一個長篇演說辭，預備著向她發表。
她笑嘻嘻地說：「我知道。就是做一個好人唄。」
我一下子將我的演說辭忘得乾乾淨淨，心裡頭對她崇拜得五體投地。
女兒六歲時，有一天我聽見她在隔壁房間勸她奶奶說：「奶奶，你煉法輪功吧，煉法輪功對你身體有好處，真的。」原來她看見多年以來一直病病歪歪的我煉了法輪功後身體好了，便開始為她奶奶打算。
奶奶說：「我不會啊。」
「讓媽媽教你！」
「我眼花，看不了書。」
「我念給您聽！」
奶奶推脫不過，敷衍她說：「好好好，我以後有空了就學。」
誰知女兒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被矇騙了，她有點哽咽地對她奶奶說：
「奶奶，我不想讓您死。」
女兒快七歲的時候，電視裡開始鋪天蓋地地罵法輪功，一個比一個更離奇的謠言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差一點失去了思維的能力。女兒圓睜杏眼問我道：「媽媽，他們為什麼說煉法輪功的是壞人？」
我的心象有一萬條毒蛇同時在咬一般地痛，不知道怎樣回答她的問題，只想將她的問題轉問所有那些造謠的人。好在一個朋友替我解了圍：「他們做賊心虛！」
女兒七歲半時，我因煉法輪功而被送進了勞教所。幾個月後她到勞教所來看我時，一見面就急切地告訴我，媽媽，我學吹黑管了；媽媽，家裡來了一個小叮噹，然後咭咭呱呱說了一大堆小叮噹的趣事。雖然二十分鐘的會面結束時我都沒有搞清楚小叮噹倒底是個玩具、動物，還是一個人，但在心裡還是很欣慰：到底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女兒看起來生活得很快樂，沒有因失去了母親而難過。
一年多後我才知道，雖然奶奶嚴密地禁止她將我被勞教的「不光彩」之事告訴任何人，但她終於忍不住，在寫作文時將心底的秘密告訴了她的班主任。也許她在潛意識裡對她的老師產生了對母親一般的感情。為此她受到了奶奶的責罵，她父親則不得不安排她轉了學。
女兒八歲半時，我九死一生從勞教所裡熬了出來。幾天後我看見桌上有張紙條，上面是女兒的筆跡：「媽媽，我建議你別煉法輪功了。請看這本書。」
「這本書」是學校老師發給她的，裡面將煉法輪功的都說成了殺人狂或神經病。我找到女兒試圖告訴她這本書都是造謠，媽媽是個好人。
她打斷了我的話，絕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媽媽是好人！可電視裡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我不知道該相信誰！」她黑葡萄般的杏眼裡，除了絕望外，更多的是飽經滄桑我的心象刀割一樣地疼。
我被迫給她講了很多我原本不願講給她的事：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老舍、張志新，還有六四。幾天後她搖頭晃腦地總結道：「看來呀，誰都得有點事兒。毛澤東吧，有個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有個六四；江XX就有個（鎮壓）法輪功。」
女兒將滿九歲時，我在出賣良心和再次被送進勞教所之間別無他路，不得不遠遁他鄉，留下了她與她父親相依為命。一年後公安抓不到我，就將她父親抓到了不知何地。
女兒十歲生日那天，我打電話給她，祝她生日快樂，她說：「我一點也不快樂！」
淚水湧上了我的眼睛，我問她：「有爸爸的消息了嗎？」
「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
「……」
我說不出話來。她在電話那頭冷冷地問：「你還有事兒嗎？」
我的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我知道這不是她的本意，這些話都是她從別人那兒聽來的，但我的心還是象刀割一樣的疼。
我想起以前在哪兒看過的一個前蘇聯女作家的故事。這個女作家被冤枉關在監獄裡的時候，她十幾歲的女兒寫信給她，問她，媽媽，請你告訴我，到底是你錯還是關你的人錯？如果是你錯，我就恨你；如果是關你的人錯，我就恨他們。這位母親怕女兒若是恨當權者在外面就會吃苦頭，所以就狠著心腸告訴女兒是她自己錯。結果她女兒和她都為此而痛苦了終身。
我不想重複那位前蘇聯女作家的路。但遠在他鄉通訊不便，我寫給女兒的信總是被扣留；而她從不到七歲之時起就時時面臨著必須在母親和整部國家機器的造謠宣傳和壓力之間做出殘酷的選擇。
女兒轉眼又十歲半了。夢回故裡之時，我有時會擔心她失去往日的靈性而蒙頓紅塵；但更多的時候我想寄語我非凡的女兒：為了能早日與你堂堂正正地相聚，為了你的女兒眼裡不再有你曾經有過的憂慮，為了天下千千萬萬個與你一樣非凡的女兒不再受謊言和暴力之苦，媽媽正在盡我最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