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9月14日】
清代小說《儒林外史》描寫了眾多儒生的形像，意在勸勉世人淡薄功名，然而中共媒體卻把它當作批判封建社會和科舉制度虛偽、腐朽的素材，教育部甚至將「范進中舉，喜極至瘋」寫進中學教材誤導學子。當今社會也有很多人沉迷功名，甚至不擇手段獲取，是不是可以證明中共的高考制度和統治也是虛偽和腐朽呢？我們不妨對比一下，看看這二者到底哪個更虛偽、更腐朽。
一、真實的科舉
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分別是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度。察舉制起於漢代，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指導地位，九品中正制起於曹魏政權。科舉制度由前兩種制度發展而來，起源於隋朝，歷經唐、宋、元、明、清，共1300多年，延續時間最長。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打破了階層限制，使出身貧寒但能力卓越的讀書人得以入府做官，光宗耀祖、建功立業，對於廣納賢才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科舉把考核人品視為首要，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為必考內容，四書強調修身治國與道德實踐，五經涵蓋政治、歷史、哲學、術數等領域。除此還考察實際能力和對各方面知識的綜合掌握程度。
科舉考試並不腐朽僵化，為甚麼叫科舉，是因為它分科取士，按國家政務的實際需求考察內容，需要治國賢臣，考經史子集、時政策論；需要文人墨客，考詩詞歌賦；需要實幹能人，考工程明算和天文立法等。
一談到科舉，很多人都是負面思想，首先想到的是八股文，後人批評它僵化死板，是統治者用來禁錮思想的工具，這是中共歪曲、灌輸的結果。其實八股文只是從明朝開始使用的一種高度規範的議論文寫作格式，有結構和篇幅要求，是用八股文的格式寫議論文，它並不是科舉考試的全部。
在唐朝，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和制科。制科由皇帝臨時開科，不定期。常科一年一次，考試科目分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可以挑自己喜歡或擅長的科目考，明經和進士是熱門科目，明經相對簡單，只要熟讀經傳和注釋，一般都能考上。進士考詩詞歌賦創作，需要一定的文學修養。武則天時期增開武舉考試，考生不但要武功過硬，還要形像過關，到了宋代武舉還增加了兵法策略，分武藝和兵法，明代還增加筆試，象戚繼光、岳飛、郭子儀都是武舉出仕。
科舉考試在建立初期有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沿用過程中不斷改革，到了宋朝，取消了考官與考生之間的師生關係，嚴肅了考試紀律，避免舞弊行為，糊名制、謄抄制、特奏名等措施得以實行，加強了科舉的公平與公正。
科舉分四個等級：院試、鄉試、會試、殿試。院試是最初級的考試，也叫童生試，之前還有縣試和府試，考過院試者為秀才，就算有功名了，可以享有一些特權，如免除徭役、遇公事可稟告知縣、遇縣官不下跪、打官司不能隨便用刑等；鄉試，明清兩代每三年在省城舉辦，時為秋天八月，故而又叫秋闈，考過者從秀才升為舉人，第一名叫解元，中舉就有入仕為官的資格，一般是地方事務性官員；會試，每三年在京城舉行，時間是春天，稱為春闈，考中者為貢士，第一名叫會員，相當於儲備幹部；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考中者為進士，分三甲，一甲第一到第三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探花。考上進士的就可以大展宏圖了。
科舉的必考內容，五經包括：《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唐代在《禮記》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周禮》、《儀禮》，《春秋》變成了《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晚唐又加了《孝經》、《論語》、《爾雅》，南宋又加了《孟子》，有人算了一下字數，少的2萬多，多的將近20萬，加在一起大約63萬字。到了明清兩代主要考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共5萬多字，另外朱熹還出了一本《四書章句集注》，20多萬字，為四書做了詳細注釋，這本書也需要熟練背誦。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是描寫古代讀書人的詩句，但不是只讀四書五經就能考試了。以明代為例，院試要考五場，內容包括以四書五經命題的八股文、詩賦、策論等。鄉試考三場，第一場是以四書本經為內容的七篇八股文，第二場是在詔、判、表、誥四個文體中任選一種寫表文論一篇，判詞五篇，考察對朝廷公文、官府判文等文體的掌握程度，第三場是考經史時務策五篇議論文，僅限八股文體。會試內容與鄉試類似。殿試內容最少，策論一篇，當日完成，考試題目充滿挑戰性。
科舉考試難度高、覆蓋面廣，考出來的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社會精英、國家棟樑。蘇軾曾說：「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有的人一輩子都在讀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個秀才，清朝道光年間出現百歲老人參加院試的情景。還有一句「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說五十歲考上進士都是年輕了。大詩人孟郊46歲中進士，激動的寫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千多年間文武狀元可考的才七百多人，如大詩人王維、書法家柳公權、民族英雄文天祥。
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這種科舉制度不但沒有阻礙社會進步，反而促進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在實行科舉的一千多年間，出現了貞觀之治、兩宋繁華、康乾盛世這樣的局面：文學造詣達到巔峰，出現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和一大批文學家，留下大量佳作；學術氛圍濃厚，出現理學、心學、易學和一批哲學家；政治清明，法律寬簡，社會治安良好，人民道德水平高、生活條件好；商品經濟發達，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康乾盛世時的年GDP曾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一。
二、中共的高考
高考制度不是中共統治下的產物。從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就廣開新式學堂，清政府滅亡到了民國政府時期，中國已經有一大批象樣的高等學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等等，高等院校的入學考試——高考，也相應成型。
1949 年以前的中國知識份子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篡政後對他們搞了一系列迫害運動。1951年，中共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行乞辦學」的武訓；1955 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1957 年，中共發動了著名的「反右鬥爭」，將55 萬知識份子劃成「右派」，通過搶走飯碗和株連政策逼迫他們下跪，摧毀了他們的自由意志、士人精神和傳統思想，全國的高等院校被徹底改造成服務於中共的「黨校」，這就決定了中國教育的性質。
由於人才缺乏，1952年，中共教育部決定實行全國所有高校統一招生考試。1958年到1965年間，政治審查在高考中占據突出地位，教育部和各高校貫徹中共的以政治為主的錄取原則，除了學習成績以外，家庭成份是能否上大學的決定性因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取消了全國高考。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多個部門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1月，中小學生開始回到課堂，毛澤東發出「七二一指示」，強調理工科大學還要繼續辦，學制縮短至兩年，教育要革命，搞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於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參加勞動和軍訓，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另一方面，從工人、農民、部隊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習再回到生產實踐。
1970年大學重新招生，但是廢除高考，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的政策，把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工農兵大學生」。把教育同革命運動緊密結合，批判舊社會舊學校的三脫離狀態，與舊教育制度作鬥爭，讓工農兵直接上大學，這被當成教育革命的偉大成果，到1977年恢復高考前全國共招收94萬基於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
1977年，中共改變了靠推薦上大學的辦法，恢復了中斷十年的高考制度，招生對像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青、復原軍人、幹部、應屆高中畢業生。1999年開始大規模擴招，2006年高校招生人數504萬，2025年高校畢業生達1222萬。
中共統治下的教育充滿了政治色彩。從上學考試，孩子們除了學習必要的文史、理化知識，還要被灌輸中共的邪惡思想，以語文、歷史、政治、思想品德這幾個科目最甚，這包括被刻意篡改的歷史，掩蓋中共罪惡，美化中共形像，神化中共黨魁，污衊誹謗中共的打擊對像，灌輸仇恨思想等。
考試是指揮棒，為了得高分，孩子們不得不背誦用謊言編寫的教材，不得不認同、接受歪理邪說，他們無法掌握真實的史料和信息，無法產生獨立思考和客觀認識，被打造的是機械、僵化的思維模式，充滿假惡鬥的品性，缺少道德良知、傳統理念、民主思想，缺少自主判斷、探索精神，缺少認識、抵制邪惡中共的能力，被嚴重異化、奴化。
由於中共權貴對國家資源的極端壟斷，平民子弟要想出人頭地、有個好工作，除了高考似乎別無他路。一個高考鎖住一個家庭，孩子和家長起早貪黑的拚命，人力、財力全方位投入，不惜傾家蕩產。除了校內各種費用，學生從小學就開始校外補課，尤其到了高中，補課費高的驚人，我地是個二線城市，普通高中老師補一節課要200元及以上，名牌高中老師一節課要1000元，有的學生甚至根本就不在學校上課，在私立文化學校上一對一小課、提速班，一個月下來，補課費少則幾千、多則幾萬，有多少大學生不是拿錢碼出來的？
高考只是入學的一個門檻，高校招生人數增加了，現在連200分的劣等生也能上大學，但是質量嚴重下滑。如今大學畢業生遍地都是，就業卻越來越難。隨著中共的腐敗，在高考、考研、考公、考編，以及高校畢業考試中，花錢找人拉關係、抄襲造假很常見，即使有文憑，很多時候也要通過權錢色交易才能上崗、當官。還有一類特殊人群，可以不參加考試，直接偽造學歷文憑，他們是中共權貴，無才無德照樣享受高薪、占據高位。在中共統治下，高考制度的虛偽與罪惡是科舉制度無法比的。
高考給中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與傷害，這並非高考制度本身不好，民國時期就沒有這種情況。平民子弟想通過高考這條通道改善生活和社會地位不是什麼錯，錯在中共把社會公器私有化，使之服務於暴政。高考已經從選拔人才墮落為思想禁錮與政治統治的工具，害人、控人、毀人。高考的內核被異化，嚴厲壓制、扼殺民眾的知識活力與自由思想，將人打造成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頭腦的機械匠人，他們是「唯中共是從的紅色戰士」，雖然被稱為國家的「希望」，實質帶來的是失望和絕望。
中共把高考吹噓成「先進」制度，這種制度造就的「人才」打造了一個個惡、毒工程：豆腐渣工程、高科技犯罪、偷盜抄襲、山寨高仿、封鎖監控、貪污腐敗、黃賭毒黑、有毒食品、心冠病毒假疫苗等等，還有中共特色的愛國精神病、五毛小粉紅、網絡紅衛兵。如今的中國社會，不講文明、不守道德司空見慣，違法犯罪、助紂為虐蔚然成風，民怨沸騰、經濟下滑無力回天。
再來看看中共諷刺科舉的說辭：扭曲靈魂、異化人性、沉淪功名、刻板僵化、迷信權威、束縛思想、控制人心、貴族壟斷、精神枷鎖，是不是用在中共的高考身上更合適？如果說封建社會和科舉制度是一種虛偽、落後、愚昧、腐朽的制度，那麼，中共的統治和高考制度就是更虛偽、更落後、更愚昧、更腐朽的制度！
三、科舉到高考標誌著人類文明的倒退
十八世紀後期，世界發生了以英國為首的工業革命，一群科學家的新發明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法、製造方法。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已經漫及歐洲、美洲和亞洲，連帶運輸業、製造業、輪船業、商業、軍工業大力發展，西方的化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醫學、史學等學科也發生了革命，同時伴隨著軍備擴張、國際競爭，以及殖民地擴張。
在中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開放通商口岸、喪失關稅自主權，世界打開中國大門，標誌著中國開始從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1861年到1895年間，清政府「師夷長技以制夷」，在技術和器物層面學習西方世界，推動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創建中國首批近代工業企業。
以軍事工業建設為主，創辦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等軍工企業，建立新式海軍：南洋艦隊、北洋艦隊、福建艦隊和新式洋槍隊。發展民用工業，設立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麵粉廠等；建立近代教育體系，推動新式教育，創辦新式學校，培養了象詹天佑等一批專業人才；設立譯館培養翻譯人才，如京師同文館，派遣留學生，促進西學傳播；設立中國首個近代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清政府看到，西方工業給人帶來的實惠是傳統信仰和道德所不能及的，八股文和儒家經典更無法抵禦外敵，為了生存與發展，1901年，慈禧太后下旨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文取士，廣開新式學堂，4年後，正式廢止科舉制度，至此，儒家思想失去了官方保障、制度支撐。民國建立後，學校又明確廢止經科，使儒家經典納入哲學、史學範疇，成為研究和探討的內容。
在世界範圍內全面推進的工業革命打破了傳統，改變了人的生活，也改變了人的思想。中國科舉制度的消亡是外國列強侵略的結果，也是西方工業革命衝擊的結果，它標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落。
俄國發生革命後，1917年11月，俄國共產黨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推翻臨時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蘇俄改變了過去的侵華策略，轉為在中國境內扶植漢奸政權。1921年，蘇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它的分支：中國共產黨。中共的活動經費、指導思想、革命經驗、發展方向都來自蘇共。抗日戰爭給國民黨造成重創，日軍撤離後，中共在蘇俄的支持下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漢奸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外國列強對華侵略中最成功、最徹底的一個，這個漢奸政權一直維持到現在。
中共篡政後除了對人民大肆屠殺，還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破壞，傳統道德被徹底摧毀，1966～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遠遠勝過1900年八國聯軍的火燒圓明園。中共建立了以維護統治為目的、杜絕傳統文化再生的變態教育體系，通過洗腦灌輸、強加硬塞，在人民頭腦中製造了一套違背天理、泯滅人性的流氓文化、魔鬼文化，中共特色的高考是其中的關鍵環節，也是這種文化的象徵。
拋棄了道德約束的現代人精神空虛，解放了魔鬼般的慾望，任性狂妄、為所欲為，因為掌握著危險的高科技，就如斷線的風箏、脫韁的野馬、失控的汽車，如今我們看到：世界危機處處可見，正在摧毀著本次人類文明。
小結
世間萬物有多面性，衡量事物要看整體和大方向。中共從來不正面宣傳古人如何有禮有節，如何忠義孝敬，如何賢明君聖，如何聰慧廣博，如何保家衛國，它有意歪曲歷史真相，一味誇大封建社會的弊端，掩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優良特質，掩蓋自身的醜陋與罪惡，使中國人背離傳統與人性，異化成它的魔鬼模樣。看清歷史，看清中共，走回傳統，找回真我，這是當今中國人最緊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