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黨文化」的一點思考

我出生於70年代中期。從六歲入小學起，《小學生守則》就要求我們「愛黨、愛祖國、愛人民」，把「黨」和「祖國」、「人民」的概念捆綁在了一起。小學一年級的第一次歌舞表演，唱的就是我們在黨的關懷下「幸福成長」，要「從小就聽黨的話」，那時的許多兒童電影、歌曲、文學作品也在宣揚著類似的內容。與此同時，老師還經常告訴我們第一批入隊是如何光榮，「紅領巾」是如何莊嚴神聖。可以說從上學開始起，我們就一步步陷入了「黨文化」的無形羅網，思想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異。

中學教育使人進一步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歷史課引導我們從「階級」的角度看問題；語文課上，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之下分析「封建科舉制對人的毒害」、「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還時常被要求寫一些對中共歌功頌德類的作文；政治課上，我們被告知「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優越」，「國外的民主如何虛假」。宗教被描述成「麻醉人民的鴉片」，且永遠與「愚昧」和「迷信」之類的字眼連在一起，放在科學的對立面。我們必須通過反覆背誦把這些銘記在心，否則就無法通過考試。絕大部分初中生被拉進共青團，一次次的班會、團會、歌詠比賽和升旗儀式也日益強化著黨文化在我們心中的影響。到初中畢業時，多數學生已或多或少的學會了從官方要求的角度「正面」看問題，走形式、拔高自己、表決心的習氣也已初步形成。現在想來這一教育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中共的教育體制原本也無意培養有道德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具備健全人格的公民，而是旨在造就「從小就聽黨的話」、「以黨意為己意」，易於統治的國民。為了讓人們安心地做「井底之蛙」，這種歪曲別人和粉飾自己的教育自然成了十分必要的。

1988年，我考入了市內最好的高中，當時全班同學都已是共青團員。

1989年5月，我們班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學冒雨參加了去省政府前請願的遊行，要求政府反對腐敗。隨之而來的就是「六四」的血腥鎮壓，這本該是一次讓我們從「黨文化」中覺醒的機會，但不久，中共強大的輿論攻勢和政治宣傳就發揮了作用，讓在封閉式教育下既無獨立思考能力、又聽不到不同聲音的我們輕信了學生們是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和「反華勢力」所利用，又倒向了中共一邊。9月份升入高二以後就沒有人再提起「六四」的事，仿佛那是一場過眼雲煙。

高中畢業以後，我們帶著更符合中共要求的偏執思想走進了大學。高校裡的所有學生（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都被要求修政治理論課；文、史、法律、經濟等學科還不時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和政治系的學生就更不必說了。我上的是國內一所重點大學的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原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毛澤東思想、馬列原著、社會主義建設等課程占據了一半的學時，中西方哲學史、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共分另一半學時，我們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於此可見一斑。有心的同學都把力量放在圖書館，自己找文學、史學和中西方哲學著作來讀。我從大三開始自學了一些中國古代典籍，很嚮往傳統知識分子溫恭平和的氣質和淡泊的處世態度，所以當許多同學懷著功利心態積極入黨時，我謝絕了系黨委書記的「關心」，沒有入黨。

讀研究生的三年是我學生生涯中最愉快的三年。我學的專業是中國傳統文化，而且幸運地得法修煉了。從小背在身上的階級、唯物唯心、無神論之類的觀念包袱逐一卸去，心態越來越安寧和輕鬆，讀書和看問題也容易看懂。一位研究莎士比亞的功友說：「以前從階級角度分析《奧賽羅》，怎麼也分析不明白，現在一看就明白了，講的是『妒嫉心殺人』。」大家也深有同感，都覺得破了那箇舊的觀念的殼明白、輕鬆多了。而有些長期從事黨政工作的老功友障礙就比較大，本來已經在修煉中身心受益良多，還時常追問：「修煉到底是唯物還是唯心？」「到底有神還是無神？」因為他已經習慣於背負黨文化加給他的殼，把那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了。雖然那時我們也意識到了中共體制下的教育對思想的鉗制和變異，但由於對中共的真實歷史一無所知，還以為那只是「理論僵化」的結果，看不清黨和黨文化控制和扭曲人思想的實質。甚至1999年迫害開始時，我們也以為那只是個別人失去理智的行為，很快會得到糾正。

2002年，我因遭受迫害而失去了在大學任職的工作，同年10月的「十六大」之後，法輪功學員的處境也未見任何改善，這時我才開始重新思考中共的本質。我找到了國內出版的一些描寫反右、大躍進、文革時期社會狀況的紀實文學和回憶錄，儘管其中仍帶有大量掩飾和「為尊者諱」的成分，我還是為自己讀到的殘暴與虛偽而深深震驚。與此同時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是：是什麼力量能使那麼多的人無理智地盲從於一個兇殘的統治者？是什麼力量能在一夜之間把十五、六歲的花季少女變為怒目圓睜、揮舞著銅頭皮帶抽打自己老師的施暴狂徒？我思考了很長時間仍不得其解。2004年《九評共產黨》問世後，這個問題終於有了答案：能使人如此迅速地喪失理智和人性的，唯有邪靈的力量！

我深深的感到我們在無知中尊奉和滋養這個邪靈太久了，國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已被扭曲的太久了。讀《九評》，退黨、退團、退隊，不是 「參與政治」，只是糾正我們被黨文化強加的扭曲觀念和心態，向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的思維方式回歸。

以下試述一二：

一、糾正在黨文化下形成的「爭鬥心態」

中國的歷代先賢都教人要「自省」，如「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訟也」，通過自省不斷提高自身的修養。如果有人給指出過失還要感謝，因為又有了提高的機會。唯有黨文化叫我們去「揭發」別人、「與人鬥」，由此形成了一種「爭鬥心態」。舉例來說：如果把中國社會比作一個大的機體，每個中國人都會承認這個機體已病象重重，許多問題已經影響到了我們每個人自身。可是如果別人指出這個機體哪裡有個毒瘤，黨文化教給我們的思考方法不是先查看自身是否真有這個毒瘤，如果有再想辦法去醫治，而是懷著爭鬥的心態說：「你也要看到我健康光明的一面嘛！」然後尋遍對方的全身，找到一兩處腫包，揭發說：「你這裡不是也有個腫包嗎？有什麼權利說我？」中共在處理許多問題時用的都是這樣的思路。問題是，揭發別人身上的腫包永遠無助於自身毒瘤的醫治，唯有傳統的「自省」才有助於我們及時發現自身的問題，從而擁有一個健康的機體。

二、糾正被扭曲了的「愛國心態」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保家衛國的愛國人士，如岳飛；也有許多「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愛國人士，如文天祥。他們的拳拳愛國之心千古傳頌，令人敬仰。可是在黨文化統治下的中國，我們卻看到了另一種類型的「愛國心態」。2001年，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當時我正在南方的一所大學作短暫的停留，到處聽到學生們興奮的議論：「活該，炸死這幫美國佬！」我當時心中一凜：孟子不是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嗎？對於無辜喪生的五萬美國民眾，他們為甚麼連正常的「人」的同情都沒有？細想之下也不奇怪，我們從初中時就已經學會分析美國這個「霸權主義國家」的民主、人權、自由如何虛假了；高中時就懂得要抵制「西方的自由化思想」，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黨還告訴我們：美國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問題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是「別有用心」；美國為了石油攻打伊拉克，給伊拉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尤其是伊拉克兒童十分可憐。所以美國遭了不幸是活該，誰讓它老對別人指手畫腳，干涉人家的「家務事」！

黨文化所要求的「愛國心態」，不以「保家衛國」為主，所以黨的首領可以把大片國土拱手送人；也不以「取義成仁」的價值為主，所以黨可以任意關押、迫害修煉法輪功的仁義之士。黨文化塑造出來的「愛國心態」以盲從於黨、和黨保持一致為主，同時帶有「不容你外國人對我們說三道四」的仇外色彩。

三、糾正黨文化強加給我們的「謝恩心態」

去年我曾在報紙上讀過一則新聞：一個人上大學期間被懷疑殺了人，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被判入獄，九年之後被發現無罪，2004年獲得釋放。記者採訪他時，他反覆說著一句話：「感謝政府感謝黨。」

每年年關將近時，共產黨的幹部們都會去訪貧問苦，給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孤寡老人送去一桶油、一袋面。老人們感激地對著記者的攝影機說：「感謝政府感謝黨。」轉過頭來訪貧幹部們吃的一頓「工作餐」就等於不知多少油和面。

「感謝政府感謝黨」並不僅僅是每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而是黨文化通過教育與宣傳強加給我們的一種「謝恩心態」。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是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中國；是黨把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黨給了我們「生存權」，讓我們過上了現在的溫飽生活。在我們父輩人唱的歌裡，「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在我們學唱的歌裡，黨是「親愛的媽媽」。儘管在歷史上共產黨人曾經砸毀過我們的文物、踐踏過我們的文化、屠殺過數千萬無辜的人；儘管在現實中中共官員的腐敗人所共知，而且也沒有停止殺人，但那個從黨的教育宣傳機器裡製造出來的抽象的「黨本身」卻始終與「祖國」、「人民」、「媽媽」這樣溫暖親切的字眼捆綁在一起，是中國人應該感激終生的恩人。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儘管每個中國人都痛恨中共官員的腐敗，但一有人為黨所鎮壓的法輪功鳴冤，或指出黨的真實本質，馬上就會有人說：「你這是反黨！」或者「你這是和共產黨對著幹！」這就是那個被製造出來的抽象的「黨本身」發揮作用了。

被黨文化強加給我們的「恩人」與「謝恩」關係也是對正常的政府與人民關係的歪曲。我們看看正常的情形是怎樣：英國人或暫時在英國境內停留的外國人如果生了病，可以享受到全免費的看護和醫療，只有看牙和配眼鏡除外；德國人失業了可以領到較高的失業救濟金，不必擔心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會發生困難；美國人如果擔心走夜路不安全，可以打電話請警察幫助護送一下。他們並不認為自己需要為這些而特別去「感謝政府」，因為他們是主人，政府受僱於他們，拿了納稅人的錢，就有義務把事情做好，而且還要接受人民和獨立媒體的監督。我國的情況卻是這樣：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供養著龐大而臃腫的黨和政府，它拿了我們的血汗錢，不去解決失業、失學和貧困問題，而是自己揮霍一部分；用一部分關押、迫害和「轉化」我們當中最善良的人；用一部分去賄賂小國，讓它們在人權問題上支持中國政府；用一部分搞「形像工程」；用一部分填補銀行壞帳……剩下一點點辦些實事讓老百姓去「謝恩」。它不必接受人民的監督，媒體也是它的喉舌，它實行「自我監督」。法輪功學員所要求於它的只不過是糾正它自己的一個錯誤，這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被視作「正當維權」，而這就已經令它勃然大怒，大開殺戒了。即使孰是孰非如此分明，可是在黨所製造出來的「謝恩心態」的作用下，許多人明明已經知道法輪功是被無辜迫害的，還是要說：「你們別鬧事，現在的日子畢竟比過去好了，我們還是應該感謝黨。」或者「你說的也是，可是沒有了黨也不行。」就像一個以前天天挨打，現在一週挨兩次打的僕人，不僅滿意日子好過多了，而且離了打人者都不知道怎麼生活了。他忘了自己本來就不該當僕人，因為黨一直在說「人民是新中國的主人」。

黨文化從小給我們灌輸的一些觀念和造就的一些心態就好像一個強加在我們背上的硬殼，修煉人大多已經打破了這個硬殼，在不斷的抖落剩餘的殘片；而許多世人背負這個硬殼太久，已經把它作為自己的一部分，以為自己只能匍匐而行，不會直起身子走了。帶動世人讀《九評》，也是在幫他們破除邪靈強加的這個硬殼，讓他們返出人的本性來，站在人和人性的立場上看問題。

由於水平有限，我覺得自己也沒能真正跳出來把問題說清。希望同修們能提筆寫出自己看到的「黨文化心態」的表現，點出它們的問題所在，幫助大家和世人及時地認清和去除它們，清除邪靈的影響。

文中若有疏漏和錯誤之處，請同修予以補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