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傳文化造敦煌(四):藏經洞

林潔心


【正見網2008年05月31日】

六、藏經洞

藏經洞指敦煌莫高窟第17窟,原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開鑿,是當時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清朝時,祖籍湖北麻城的王圓?因生活所迫,流落於酒泉,並在此入道修行,人稱王道士。後來他雲遊途經敦煌,登三危山,感慨於莫高聖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便長期居留於此修行。王道士在敦煌四處奔波籌集錢財,用來清理洞窟中的積沙並進行修復,僅第16窟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讓此秘洞現於世間,他的墓誌所云:「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自此,敦煌莫高窟及藏經洞開始名揚海內外。

(一) 藏經洞中的文獻

藏經洞是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北壁貼壁建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其側面和前側面畫有壺門、銜靈芝的鹿,茶花邊飾和雲頭僧履,壇上泥塑洪辨像。北壁繪兩顆菩提樹,其左側畫一雙手捧持對鳳團扇的比丘尼,右側畫一侍女、一手持杖。西壁嵌洪辨告身碑一通。洞內藏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物5萬多件,屬敦煌遺書中最
大宗文獻,有畫有佛像的絹、織物、繡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不下千件。洞內所藏文獻以佛教典籍最多,還有天文、曆法、歷史、地理、方誌、圖經、醫書、民俗、名籍、帳冊、詩文、辭曲、方言、遊記、雜寫、習書,其主要部分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

①宗教典籍

在藏經洞的古文獻中,佛教典籍約占全部文書的90%左右,可以分為經、律、論三部分,合稱三藏。這裡包括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東西,以及同各宗派相關的語言文字的資料,即一卷佛經正面是佛經,背面則是以古印度梵文、咐利文、巴利文等寫的佛經原文,用以考證此佛經的來源。洞內有許多失傳已久,不為人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經。據考證,已知敦煌佛經中的佚經有368種之多,其中如《佛說延命經》、《諸星母陀羅尼經》等經典,在印度和中國早已失傳。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記載中國佛教史跡、各地佛教情況、吐蕃統治沙州時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規矩等卷。

敦煌文獻中道教典籍也頗有數量,主要是初唐至盛唐的寫本,紙質優良,書法工整。老子的《道德經》就有大量抄本,多以《德經》為上卷,《道經》為下卷,這一點同70年代出土的銀雀山竹簡和馬王堆帛書《老子》相同。此外,敦煌道教典籍中還有6種《道德經》的註疏,其中《老子想爾注》和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是未被收入的佚本,為後世失傳的佳本。

藏經洞還有景教和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材料,景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傳入中國以後,流行了二百多年時間。景教古經傳世極少,鮮有文獻記載,而敦煌則保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典籍以及景教畫像一幅,前經還附有景教經典的目錄30種。

②其它文獻

敦煌文獻包括很多歷史地理著作,除部分現存史書的殘卷,還有已佚古史書。敦煌在晚唐五代時由歸義軍統治,這段歷史在一些正史中記載簡略,藏經洞卻有上百種以上的關於這段歷史的資料。而文獻中已亡佚的古地誌殘卷是研究唐朝地理的資料,以及一些史籍未載的西北地區方誌,如《沙洲都督府圖經》、《壽昌縣地境》、《沙洲地誌》等。

大量古典文學資料也是敦煌文獻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包括《詩經》、《尚書》、《論語》等經典和詩、歌辭、變文、小說、俗賦等,很多是民間作品。其中所發現之晚唐抄本詞曲卷《雲謠集》值得一提,《雲謠集》原題為「雲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為現存最早唐詞抄本集。在藏經洞未開啟之前,通常都把趙崇祚在後蜀廣政三年(940)編的《花間集》認為是最早的一部詞集。經考證,《雲謠集》的發現將這個年代提前到後梁龍德二年(922)。《雲謠集》原有兩卷,和其它敦煌寫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取走,後分藏於英、法國家博物館。

敦煌唐寫本《太公家教》匯集了許多民間諺語,如「居必擇鄰,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賊。近痴者愚,近聖者名」,「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慎是護身之符,謙是百行之本」,「積財千萬,不如明解一經;良田萬頃,不如薄藝隨軀」,是唐宋兒童啟蒙誦讀的格言語錄。

敦煌文獻中的科技資料主要有數學、天文學、醫藥學、造紙印刷術等方面內容,如數學方面的《九九乘法歌》、《算經》和《立成算經》;天文學方面的《二十八星宿位經》、《全天星圖》和《紫薇垣星圖》;醫學類文獻有60卷以上,加之佛經中的醫學內容,則達上百卷,分為醫經、針灸、本草、醫方四類,更保存有一些久已失傳的診法、方藥。敦煌文獻以捲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還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繡本,在書籍發展史及書籍裝幀史、印刷史上都是難得的實物資料,其中唐咸通九年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現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了一些琴譜、樂譜、曲譜和舞譜,使後人得以探尋中國古典音樂舞蹈的風采。

此外,文獻中有許多與敦煌地區飲食有關的資料,從原料到名稱、從製作方法到製作工具,應有盡有,甚至連每種食物的用面數量都記載的清清楚楚。

③其它文種文獻

敦煌文獻以漢文居多,又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

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獻,是指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但經公元9世紀末代吐蕃滅亡後的百年動亂,經籍文書盡毀,所幸敦煌藏經洞中還存有八至九世紀約數千件藏文寫本。但這些藏文資料於1906-1908年分別被斯坦因與伯希和劫往英國和法國。近來,由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出《法藏敦煌藏文文獻》。

(二) 藏經洞封閉假說

①避難說

藏經洞在封閉近千年後才得以現世,法國人伯希和根據洞中所藏沒有西夏文文書,而其它文書後者為宋初,即公元976-983至995-997年,提出在11世紀前半期,僧人為躲避西夏入侵敦煌,而將所藏經典搬入藏經洞並封閉之。

又有一種說法是11世紀初伊斯蘭教的東侵致使藏經洞封閉。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並對於闐佛教以毀滅性的打擊。于闐人東逃帶來穆斯林東進的消息,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所得經卷、絹畫等珍貴物品封存洞中(今藏經洞),並做了必要的掩飾。

②廢棄說

英國人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根據他在洞中發現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絹畫殘片和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等,認為藏經洞是存放這些神聖的廢棄物的地方。一些支持這種看法的學者認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它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而在藏經洞封閉時,敦煌已向內地請求配齊了大藏經,並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帙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果是避難,那麼這些典藏理應珍藏於石室中。

③書庫改造說

這種說法由日本學者藤枝晃提出,他在《敦煌「藏經洞」的一次復原》文中認為,大約公元1000年左右,折頁式的經卷,已從中原傳到敦煌。因閱讀、攜帶方便,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因此,將藏書室中使用不便的捲軸式佛經以及許多雜物一併置於石室封閉。

迄今,藏經洞封閉之謎仍無定論。

中國傳統院落式的佛教寺院,一般在南北中軸線上都建有藏經閣,並且大都位於寺院主軸線的結尾。莫高窟原本就是個大寺院,歷代修行者不斷,不管什麼原因有個藏經洞也就不奇怪了。

(三) 世界各地的藏經洞文獻

如今,保留在中國的藏經洞文獻僅有15000餘件,且大多數是佛經,其餘皆流失海外。第一個到敦煌獲取藏經洞文獻的是英國的斯坦因。

王道士揭開藏經洞的面紗之後,也曾邀請鄉紳觀看,上告敦煌縣,但都沒有獲得清政府的重視和保護。加之王道士一心想籌款修復敦煌石窟,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寫道「他(指王道士)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而修復工程巨大,全靠王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在獲得王道士的信任後,自1907年,斯坦因先後三次從王道士手中買下大量的文獻,成為獲取藏經洞文獻最多的人。這些文獻在1973年英國圖書館獨立後,入藏於東方寫本與印本部。

緊接著,精通漢文及數種中亞語言的法國人伯希和於1908年也來到敦煌,以一口流利的漢語獲取王道士的好感。時值王道士又需要資金修復洞窟,便同意以藏經洞文獻和伯希和作交易。伯希和雖然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於他擁有豐富的漢學知識,他所獲取的文獻在數量上不如斯坦因,但卻是最精華的部分。現存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

隨後,日本人大谷光瑞組織的探險隊獲取敦煌文獻約數百卷,最初收藏在其別墅二樂莊,後因財政原因,逐漸散落在旅順、首爾、京都等地。

1914年8月,俄國人鄂登堡率團來到敦煌,此時藏經洞的文獻已所剩無幾,鄂登堡收購了王道士私藏的剩餘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獻,雖然大部分為碎片,但總數有12000多片,現藏於聖彼得堡冬宮亞細亞部。

(四) 藏經洞的沉思

藏經洞中的文獻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多彩,不愧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由文獻的語言多樣化可見,歷史上多個民族的信仰和文化都曾在敦煌交匯。而藏經洞的封閉之時也正是敦煌石窟經歷隋唐的輝煌,以及吐蕃、歸義軍時期的保持,而即將走向衰落的時候,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的天意。在封閉近千年後,藏經洞又奇蹟般地被一個道士發現,從而重見天日,而那時中國正處內外交困之中,在各種機緣之下,洞中的文獻散落到世界各地,從而使敦煌中保存的中華燦爛文化藝術隨即聞名世界,使這個偏遠的小地方成為人類歷史文化的一座寶庫。這難道又是另一種天意的安排?

文物流失自然令國人痛心,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敦煌正是通過藏經洞文獻的流散而為中外學者關注,世界也逐漸認知了東方文化。再者,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還俗,敦煌的藝術研究者也被要求開荒勞動。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後改稱敦煌研究院)所長常書鴻等人的藝術研究工作陷入停頓。文革中,常書鴻被打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監督勞動,包括進行餵豬等勞動。這些風雲迭起的政治運動又阻擋了多少研究的進程,毀壞了多少珍貴的歷史文物,停滯不前的不僅僅是一門敦煌學。

也許有一天,散落在各地的敦煌文獻和文物又會在機緣巧合下,匯集在一起,從而將一個真實的敦煌展現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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