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2月21日】
從司馬遷《史記》整理的“百家雜語”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說流派紛紜,有門徒傳承的“諸子”學說,有獨立見解的學者自成一家之言, 史學界稱為“諸子百家”,那個時代的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等,他們的智慧思想與成就對當時社會乃至後世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戰國時期,為尋求治理亂世良策應運而生的許多學說流派,因各學說流派間許多觀點對立,因而相互間批駁與論辯,形成了史上獨有的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時代。秦朝一統天下之後,法家學說成為了秦治國的指導。法家重“法”、“術”、“勢”,倡導“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認為百家之言是“愚誣之學,雜反之辭”,要“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秦始皇焚書坑儒統一文化,以苛政刑罰統治國家,暴秦遂亡於二世。因法家之說並非治國良策,因而後世帝王少有採用法家學說。
西漢初年,漢文帝、漢景帝廢黜暴秦的苛政,讓百姓休養生息。以道家思想為治國之道開創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而後漢武帝採納儒家學者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倡導,為百家爭鳴時代划上了句號。董仲舒將儒術與陰陽五行學說結合,儒學開始成為帶有宗教性的儒教,與道家思想演變的道教,和後來由印度傳入漢地的佛教,形成華夏文明三大重要的宗教。歷經兩千多年的朝代更替,佛、道、儒三教以慈悲行善,修身重德,仁義禮智信的教義維繫中華傳統的道德體系。
兩千多年過去了,共產邪黨來了,靠暴力奪取了政權。西來邪說馬列主義成為了建構中共統治秩序合理性的依據,共產邪黨主義強制成為了中國人的國教,黨魁被神化。傳承華夏血脈的傳統文化被連根拔起,傳統的道德體系開始崩潰。自比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然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遠遠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後發動的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割掉了傳統文化的命,以邪黨文化取而代之。
隨著共產邪黨陣營解體,本來就沒有任何合理性的價值體系做支撐的中共邪黨政權,選擇了用一次比一次更邪惡的鎮壓,為黨的邪性注入能量,加持邪黨的統治。八九年和九九相隔十年,就先後製造了六四血案以及對數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在中共所有發動的運動中,反法輪功的運動波及範圍最廣,持續時間最久,手段最為邪惡殘酷。許多中國人被捲入到了這場迫害中來,為迫害推波助瀾。對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的滅絕人性的迫害和對迫害的漠視,對人來說還有什麼底線不能突破?
雖然中共以穩定的國內局勢,迅猛的經濟發展,營造出透支國家資源和國民福祉的虛假繁榮,向世界標榜中共模式;用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換取人權原則的籌碼,挑戰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念,可謂氣壯如牛。然而深具諷刺意味的是曾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的孔子學說,又被中共從“歷史的垃圾堆”裡撿了出來作為“大國盛世”的遮羞布,披在醜陋的黨文化外皮上面,教化國人在被壓制中接受和諧。
鉗制民主自由的邪“法”,愚弄民眾的騙“術”,搜刮財富的權“勢”,暴秦的專制被中共發揮到了及至,其實這只是在新紀元開始前,舊的歷史時期中共與暴秦專制王朝首尾互為映襯而已。
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諸子百家曾經努力探尋過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何才能辨識非常之名,明了非常之道?在今天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社會,這個問題變的如此不易,又如此簡單,在邪黨極力封鎖的真相裡,十年來法輪功學員都堅定的說著一句話: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