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逸高風（八）

邵雍內聖外王

邵雍，字堯夫，先祖范陽人，父親邵古遷到衡漳，又遷到共城。邵雍三十歲遊學河南，後來將父母安葬於伊水，從此邵雍定居河南。

邵雍年輕時雄才壯志，慷慨激昂，想建功立業。邵雍一開始讀書便刻苦努力，冬天忘了烤火，夏天忘了扇扇，晚上忘了睡覺，幾年後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邵雍讀罷嘆息道：“前人與古人為友，不但要讀聖賢書，還要知聖賢心，我卻沒能走遍四方追蹤聖賢足跡。”於是邵雍渡過黃河、汾河，涉過淮河、漢江，周遊齊國、魯國、宋國、鄭國的遺址，流連追思。很久以後，邵雍幡然領悟，回家說：“道在這兒了！”從此邵雍不再向外尋求。

北海人李之才當共城縣令，聽說邵雍好學，就造訪邵雍家，問：“你聽說過研究事物原理性命根蒂的學問嗎？”邵雍說：“願先生賜教。”邵雍於是師從李之才，李之才傳授給他《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李之才的學問，是古代傳下來的，而邵雍探幽索隱、心領神會、洞徹了其中玄奧，他的學問汪洋浩博，很多出自自己的心得。到後來邵雍學識更加老到，道德更加崇高，他修煉自己的心，用高遠明亮的心來觀察大到天地的運化、陰陽的消長；遠到古今時世的變遷；微到走獸、飛禽、草木的性情，都深入本質洞察天機，真可謂達到了“不惑”的境地。邵雍絕非依據象數理論附會臆測，結果屢屢說中的一般人物。邵雍於是發揚宓羲先天的宗旨，著書十餘萬字，流傳世間，然而世人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奧妙。

邵雍剛到洛陽時，茅屋土牆，不遮風雨，親自砍柴生火做飯來贍養父母，雖然家徒四壁，卻怡然自得，似乎活的很有樂趣，沒有人能窺測到他的樂趣所在。後來為父母居喪，邵雍哀傷憔悴，恪盡禮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賢人在洛陽隱居時，非常尊敬邵雍，經常一起出遊，還為邵雍買了房子和園子。邵雍年年務農，只夠溫飽，卻為房子命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邵雍早上焚香靜坐，傍晚喝三四杯酒，稍微有醉意就不喝了，經常不醉，興致來了就吟詩自詠。春天秋天邵雍經常出門在城裡遊玩，颳風下雨往往就不出去，出門就坐一輛小車，一個人拉著走，想到哪裡就到哪裡。士大夫家聽到他車子的聲音，爭相迎候，小孩僕人們都高興的互相轉告：“我家的先生來了。”不再稱呼邵雍的姓名。邵雍有時住一晚再回去，好事者就另蓋一間像邵雍家一樣的房子，專門等候邵雍來住，號稱“行窩”。

司馬光拜邵雍為兄，兩人都道德純粹，尤其被鄉裡人敬慕推崇。鄉裡人父子兄弟之間往往相互告誡：“不要做壞事，恐怕司馬端明、邵先生知道啊！”途經洛陽的官員，有不去官府見太守的，但一定要見邵雍一面。邵雍道德純粹，一望即知是賢人君子，但是邵雍不自我炫耀，不拒人千裡，與大家一起談笑終日，不做與常人差異太大的舉動。邵雍與人交談，喜歡說別人的好事，不談別人的不足。邵雍的學問有人來問學就回答，未嘗非要讓別人圍著聽。邵雍待人，無論貴賤老少，都以誠相待，所以賢能的人、不賢能的人都對他的道德教化心悅誠服。一時間，洛陽人才濟濟，忠厚之風聞名天下。

宋神宗熙寧年間推行新法，官吏被逼不得已，有的自己交上辭呈離去。邵雍的門生、朋友在地方當官的，都寫信問邵雍該怎麼做，邵雍說：“這是賢能的人應當盡力的時候，新法固然嚴苛，但地方官能寬鬆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賜，辭職有什麼用呢？”

宋仁宗嘉釣年間下詔訪求遺逸，留守王拱辰推薦邵雍，朝廷授予邵雍“將作監主簿”官職；後來邵雍又被舉薦為逸士，候補“潁州團練推官”，邵雍都堅決推辭後才接受朝廷任命，又竟然稱病不去上任。熙寧十年，邵雍去世，終年六十七歲，宋神宗贈予邵雍“秘書省著作郎”官職，宋哲宗元釣年中賜予諡號“康節”。

邵雍高明英邁，超越千古，坦蕩渾厚，不見稜角，清高而不偏激，中和而不流俗，別人與他交往越久，越發尊敬信任他。河南程顥早年侍奉父親時認識了邵雍，與邵雍談了一整天，程顥回來後感嘆道：“邵堯夫的學問，是向內能超凡入聖，向外能治國平天下的學問啊！”

邵雍智慧過人，遇事能先知，程頤曾說：“邵雍的心清虛明澈，自然能先知。”當時學者認為邵雍是玩世的神仙，認為邵雍只要碰到什麼事，就能根據事情的發生推算出事情的發展，世上發生什麼事，邵雍早就留下了預言。邵雍最著名的預言就是《梅花詩》。

邵雍生病的時候，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早晚問候。邵雍臨終時，司馬光等一起在外庭商議喪事，邵雍都能知道眾人說的是什麼，召兒子邵伯溫說：“他們想葬我在城郊，我應當葬在伊水先墳旁邊。”下葬後，程顥為他寫墓志銘，稱頌邵雍的道學純一不雜，修道可謂達到了安渡劫難、大功告成的地步。邵雍著述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集有《伊川擊壤集》。

（據《宋史》）

杜時升觀天料金亡

杜時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學問淵博，通曉天文，不肯當官出人頭地。金章宗承安、泰和年間，宰相幾次推薦杜時升才堪大用。杜時升對親密的人說：“我觀天象，正北有赤氣顏色如血，向西向東橫貫天空，天下必將大亂，亂後南北將合為一體。朝代興衰如同月亮盈虧，循環無端，古往今來，哪個朝代能躲得過！”當時，金朝風俗奢侈糜爛，朝綱大壞，金世宗（金章宗父親）留下的基業因此衰敗。杜時升於是南渡黃河，隱居嵩、洛山中，許多人跟從他求學，“伊洛之學”大概就是從杜時升開始的。

金哀宗正大年間，蒙古兵猛攻潼關，而金兵防守非常堅固，金朝上下都慶賀抵擋住了蒙古鐵騎。杜時升說：“大兵都雲集在秦州、鞏州之間抵禦蒙古。如果蒙古兵向宋朝借道，從襄陽、漢水進入宛城、葉縣，那時蒙古鐵騎長驅直入，勢如風雨，沒有潼關黃河這樣的高山大川阻擋，形勢就如同土崩瓦解一樣啊！”

成吉思汗死前遺言：“金朝精兵聚集在潼關，南有連綿山脈可以堅守，北有寬廣黃河可以防禦，難以馬上攻破。如果我們向宋朝借道，宋是金的世仇，一定答應我們，那麼我們可以從唐州、鄧州直搗金朝新首都汴京。金朝情急之下，一定從潼關調主力回援。然而數萬金兵千裡赴援，一定人困馬乏，即使趕到了也不能作戰，一定被我們擊破。”說完就逝世了。

後來拖雷軍隊長驅直入宋朝地界，沿漢水向東進軍。金朝大臣識破蒙古意圖，商議堅守汴京，不能調動潼關主力與拖雷軍隊交戰。這時金哀宗卻說出了發人深省的一番話：“我南渡黃河抵禦蒙古二十年，二十年來，百姓賣田賣地、賣妻賣子、竭盡肝腦來供養軍隊。現在蒙古兵到了，縱橫馳騁，燒殺擄掠，軍隊卻不能為百姓作戰，只求自保。京城縱然倖存，城外百姓怎麼辦？沒有百姓何以立國？天下人會說我是什麼人？我考慮成熟了，金朝是存是亡有它的天命，我只要不負我的百姓就可以了。”於是調動二十萬軍隊駐守襄陽、鄧州，迎擊拖雷軍隊。

拖雷軍隊目標是汴京，晝夜行軍，擺脫金兵一路北行，沿途將攻破州縣糧草盡情焚毀。金兵怕汴京空虛，尾隨其後，卻沒有補給，還不時遭到蒙古殿後騎兵襲擊，且行且戰。這時北路蒙古軍隊也乘虛渡過黃河，與拖雷軍隊在三峰山會合。金兵抵達後將三峰山團團圍住，當時天色已晚，金兵在山溝駐營，準備第二天與蒙古軍隊決戰。當天晚上，突然風雪大作，山溝裡雪深三尺，金兵被凍的面無人色，有的倒在地上，有的雖然站著，卻手足僵硬，連刀槍都舉不起來，幾乎不能列陣打仗。蒙古軍隊抓住機會，猛攻金兵營地防守薄弱的地方，金兵頓時崩潰，幾十裡道路上屍橫遍野，金兵的精銳被殺戮殆盡，汴京最終失守。一切都如同杜時升預料的那樣發生了。

（據《金史》）

杜瑛論政知元衰

杜瑛，杜時升兒子，身長七尺，美髯長須，氣貌魁偉。金朝將滅亡的時候，文人們還想靠文章科舉進取，杜瑛唯獨躲避到河南緱氏山中。兵災過後，書籍文物蕩然一空，杜瑛搜集訪求各種圖書，全部過目不忘。杜瑛推究書中旨趣，分析古今得失，了如指掌。杜瑛輾轉遷徙，在汾州、晉州之間教學為生。中書粘合珪在相州開府，聘請杜瑛到他家教書，於是杜瑛定居相州。粘合珪贈予良田千畝，杜瑛推辭不受。有術士說他住的房子地下有黃金埋藏，家人想發掘，杜瑛總是制止。後來住進去的人家一挖，果然得到一百斤黃金。杜瑛就是如此不亂取錢財。

己未年，忽必烈南伐經過相州，召見杜瑛問伐宋大計。杜瑛說：“漢唐以來，君主所依賴來保國的霸術，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如今宋朝都荒廢了，必將滅亡，聖主將興起新的朝代。如果控制襄樊，順流東下，直搗宋軍背後，大業可定。”忽必烈很高興，說：“儒生中竟有這等人物！”杜瑛又勸忽必烈幾件事，認為事情不該如此處理，今後應該那樣處理。忽必烈都採納了，心裡覺得杜瑛賢能，說可以大用，要讓杜瑛隨軍同行，杜瑛藉口有病推辭了。

中統初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後下詔徵召杜瑛。當時王文統正當宰相，學術不正，為元朝確立了苛政斂財的法度。杜瑛推辭不去。左丞相張文謙宣撫河北時，上奏朝廷封杜瑛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杜瑛又推辭，留給執政一封信，大意說：“先王留下的王道晦而不明，是因為異端邪說的危害。歷史上霸道橫流，洶湧泛濫，天理王道的源流如同細線一樣沒有斷絕。如今天子神聖，人才雲集，採納王道、運用王道、發揚修復先王的禮樂教化，正逢其時。如果象今天這樣當官只要捧著帳簿計算如何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法制反而成了無關緊要的小事，這種政策就是連崇尚霸術的漢唐也不屑做的。執政者因陋就簡，干出這種事，太可惜了！有好的開端，未必有好的結束，今天大元如日中天，卻不能溯流求源，既不能申明法度端正風俗，更不能培養人才興起教化，拯救不了幾百年上千年以來的積弊大禍，我恐怕如此政策今後的弊端，不可以用語言來形容。”

有人勸他當官，杜瑛說：“後世雖然與古代相隔久遠，但先王的禮樂設施、本末先後，還可以考察得到，所以執政者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復古。如果朝廷政策因循霸術的舊弊端，那當官想執政合乎先王的王道，難上加難啊！我又做不到能屈能伸，以等待當宰相改變政策的機會，我還當什麼官呢？”於是杜瑛閉門寫書，不因窮通得失改變自己的志向，終身鑽研道學孜孜不倦。

七十歲時，杜瑛臨終囑咐兒子杜處立、杜處願說：“我死後，我慕碑上應該刻上‘緱山杜處士’。”（處士：不當官的士人）天曆年中，元明宗追贈杜瑛“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官銜，追封魏郡公，諡號“文獻”。

元朝果然只維持了九十九年。

（據《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