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03月05日】
神仙文化的起源
神仙文化的雛形神仙思想萌芽於上古時期的靈魂觀念，在夏商周三代民族大融合時期發展為天神信仰，到了春秋時期，長生不死的成仙信仰正式出現 。
神與仙原本並不屬於同一類別。“神”字先於“仙”字，神指的是上古神話傳說中的原始神，象盤古、女媧等，而仙則是通過修煉而成的不死之人。許慎《說文解字》說：“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 釋“仙”時雲:“仙，長生仙去。”因此，仙可以說是人性化的神，人可以通過自身的修煉，位列神之列。
神與仙的區別大約在兩漢時逐漸淡化了，人們一般開始並稱使用“神仙”二字。既表明仙由於其超人的特性而升格到與神同等的位置；又以“神”飾“仙”，突出“仙”的神秘和神妙。
春秋晚期神仙方士通過吸收陰陽五行等理論，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神仙學說 ，為神仙觀念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戰國中後期神仙方士大量出現，其勢力在東方的齊、燕已頗成氣候，而且開始向上層滲透。這些都標誌著神仙思想開始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神仙文化與皇室
在中國歷史上，最先汲汲奔走於仙界之路的有兩種人，除了熱烈的鼓吹者方士之外，再就是熱誠的響應者帝王了。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現實的一切，唯一未得到滿足的就是生命的永恆。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自(齊)威、(齊)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這是我國有關求仙的最早記錄。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短短的十年中，他四到渤海之濱，求仙之心，至誠至勤。 及至漢武帝，對求仙更加熱情，廣建祭祀神仙場所。漢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事”（《漢書•劉向傳》；漢成帝“頗好鬼神”（《漢書•郊祀志》）。王莽“興神仙事”（《漢書•郊祀志下》）。東吳郡主孫權遣將士數萬，以求仙藥。曹操也“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博物志》）。東晉哀帝“雅好黃老，斷谷，餌長生藥”（《晉書•哀帝紀》），北魏道武帝“置仙人博士，煮煉百藥”（《魏書•釋老志》）。
唐代帝王自稱是太上老君的後裔，奉道教為三教之首 ,唐太宗晚年亦“發使天下，采諸奇藥異石”（《舊唐書•天竺傳》）。唐高宗“光征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黃白”（《舊唐書•葉法善傳》），而唐玄宗“初即位，即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舊唐書•方伎》），“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舊唐書•禮儀志》）。宋太祖稱帝後向道士蘇澄隱請教“養生之術”（《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宋太宗向道士陳摶請教“玄默修養之道”（《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宋真宗虛構了一個趙氏神仙趙玄朗來神化王朝。宋徽宗則以下凡的神仙自居。
明永樂帝朱棣曾致書張三丰：“朕久仰神仙，渴思親承儀範……”（《明外史•張三丰傳》）明嘉靖帝是歷代帝王中追求神仙長生的最後一個狂熱分子，遣人訪求天下異人仙術秘方，在宮中羅致了大批方士，令其煉丹合藥。清代雖崇信佛教，但是道教神仙的長生不死對統治者來說還是具有相當誘惑力的。如雍正皇帝就對仙丹感興趣，召張太虛、王定乾等人在西苑煉丹（《清帝外傳》）。《清朝野史大觀》也記載了慈禧為追求長生不死，召道士高峒元“入宮數日不出”。
然而神仙思想並不僅僅局限於道教，也融入了大量的佛教人物和教義。如果說道教神仙信仰除了有靈魂昇華這一成仙途徑外（屍解仙），更主要的是追求肉體成仙（天仙）或長生不死（地仙），那佛教神仙追求的則主要是靈魂昇華（涅~"）。據《四十二章經序》記載，東漢永平七年，明帝曾夜夢金人，後乃詢問群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如陛下所夢”。隨後明帝就派使臣西去訪尋佛法。從此佛教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如漢桓帝為求得神靈保護，在宮中設浮屠祭祀。其他比較有名的崇佛的帝王還有北魏道武帝、北魏文成帝、劉宋文帝、梁武帝、隋唐諸帝、宋太祖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更是極為崇佛，有清一代，佛教更是興盛，諸帝皆信仰佛教，較出名的是乾隆。據考古挖掘，他的地宮裡到處都是佛像及經文的雕刻，儼然一個佛國世界，可見其對佛教的信仰之盛 。
從以上可以看出，很多帝王既崇仰道教諸仙，也是佛教諸神的信徒，所以說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無論佛還是道都是具有神通法力的神仙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也符合中國人務實的心態，即遇神拜神，遇佛拜佛。
神仙文化與平民
民間方士的求仙行為假政府之力而大行其道，促進了神仙作為一種觀念和信仰向民間的普及與向世俗層面的轉化。神仙思想在民間的發展與在皇室的發展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就是功利性。除了追求長壽外，也為求得福佑或免除災禍。但是，平民沒有巨大的財力去煉丹，也不可能到處尋仙訪道。因此神仙信仰在民間逐漸演化成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民俗文化。
第一，同皇室一樣，民間也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祭神活動。人們在通過燒香磕頭、祈禱許願來表達對神敬畏的同時，還得舉行一系列的儀式來表達心意，於是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動就被提上了議程。不過，祭祀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地流於形式，從而更多地染上了民俗藝術表演的色彩。
第二，對平安幸福的祈求也造就了各行各業的保護神。人們求神的初衷就是祈求它們帶來的好處，這一切都是世俗務實心態的外化。如文人看重魁星，因為魁星是主宰文運的神，農民則對司農桑之神特別看重，一般農耕地區都有神農廟，另外還有陶神寧封子、酒神杜康、海神媽祖等 。
第三，民間的巫術活動的性質就是向神靈求告，希望神靈出面幫助解決人們遇到的難題，所以巫術活動往往又被俗稱為“跳大仙”。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農為本的社會，只有風調雨順，才能五穀豐登。因此，在眾多的巫術活動中，祈雨在民間最流行。巫術的另一重要活動就是占卜算命，通過算命來獲得神諭，從而預知人生的未來，並採用合理的方法達到趨吉避禍。
第四，幾千年來，風水之說長盛不衰，就是因為古人認為通過風水可以辨識位置的好壞，找到與天地運行相順的吉祥寶地。而尋探風水寶地的方法就是以古代的宇宙生成規律陰陽五行八卦之說為理論依據的 ，而其中常見的“左青龍，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就是傳說中的四靈，即神獸。而那些風水先生也往往被稱為半仙，因為在人們眼裡，他們也像神仙一樣具有察天觀地的本領。
神仙文化在士大夫階層的發展
隨著秦漢以來皇室對神仙信仰的推波助瀾，到了魏晉，神仙思想也開始在士大夫階層流行開來，恰如佛教初傳中國時，人們從一開始的只是把它當作一種神靈崇拜到後來對其思想內容的探索而最終發展為文人的談禪之風，魏晉時期文人也是從初期單純的神仙信仰到逐漸開始關注其思想內容（即三玄：老莊易）直接導致了這一時期玄學清談之風的產生，並發展成為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極重要地位的魏晉玄學。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賢、謝靈運、王羲之父子等。
唐宋是中國神仙信仰發展鼎盛的時期，因受統治階級的推崇，無論道教還是佛教都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道教作為本土文化相對更發達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李白。他一生坎坷，任性不羈，喜與道士為侶。到了晚年，他乾脆入了道門。一生中所寫的遊仙詩高達62首。至於杜甫，也在詩中也不時採用仙話典故。而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後，在道士毛仙翁的開導下，欣然賦詩表白要學做神仙。王維則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其他人如柳宗元、劉禹錫、盧照鄰、王勃等皆與神仙有染。入宋以後，神仙信仰依然如醉如狂。如种放隱居終南山，為修辟穀之術，在峰頂特建一室，“盡日望雲危坐”（《宋史•种放傳》）。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開始竭力反對佛、道，但罷官以後，亦愛好神仙之說。好友陸子履寄詩謔稱“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避暑錄話》）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蘇軾。他小時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出仕後，仍與道士相往來，深究丹道，一生迷戀神仙道術。
元明兩代，神仙思想發生了微妙的轉變，由於道教傾向採用占卜符錄等近似迷信的手法來投統治階級之所好（元統治者是文化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而朱元璋來源於帶有濃厚民俗迷信色彩的底層百姓），逐步走向粗俗化，從而不再被文人傾心；另一方面，從中唐開始，隨著老莊思想逐漸被納入禪宗，使得禪宗在更加中國化的同時，其文字也顯得更加玄妙；而占據官方主流文化的理學也是主要吸收了禪宗思想，使兩者具有了一定的共通性，這一切就使得文人在追尋神仙信仰背後的思想內容時，更多的轉向了融合儒道的禪理。這種融合在小說《西遊記》中就有明顯的體現，其內容既有西天諸佛，又有東方的玉皇大帝，小說裡的人物往往是佛的名稱，說著佛的語言，卻穿著道袍，扎著道士的髮髻。這一階段較出名的人物如元代的劉秉忠，其年幼時即出家為僧，受忽必烈賞識還俗後依然齋居素食。著名書法家趙孟頫則是一名俗家弟子。明代較出名的有王錫爵，他因張居正掌權，不納己見，遂一意事奉仙道。著名文學家王世貞則拜王錫爵之女曇陽大師為師，嘗作《曇花記》，還編過一本《列仙全傳》，崇道之心，溢於言表。據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的記載，當時的北京城裡，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什麼人不沉溺於神仙信仰。
清代秉承元明，道教繼續衰退，而佛教因受統治者推崇，更加興盛。儘管如此，清代文人學道家神仙的也不少，光袁枚在其《子不語》中所記就有十餘人。另一方面，傾向佛家神仙，探詢禪理精妙的的文人就更多了，如著名的揚州八怪，皆喜與和尚交往，而其中的鄭板橋也愛與道士往來。隨著道教的進一步世俗化，與神仙信仰密切相關的除妖捉鬼、扶乩問仙、堪輿風水等活動日益頻繁。僅扶乩問仙在《子不語》中就有三十餘條記載，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大量記載。
士大夫階層神仙意識形成的外因
中國古代社會除了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戕害，有時遇上昏君無道，奸臣當國，連性命都難以保全。面對這樣的現實，士人們往往―邊懷揣達濟天下的志向，一邊也注意為自己留下窮善其身的退路，尋找―個良好的生存環境。神仙世界正為他們展現了這樣一個理想的環境，那裡既沒有專制的沉悶，也沒有禮教的壓抑。在神仙般的逍遙中隨心所欲，縱情放任，讓精神自由地飛翔。於是，他們紛紛選擇遊仙作為對社會現實和個體生命的超越，由此以一己人士充滿了脫凡超聖的情趣，體嘗到了自己的些許人生期待和理想。如果說帝王的求仙以荒唐的代價為結局，民間百姓的求仙則往往流於鄙俗，而士人的遊仙，則真正體現了它的精髓之所在，促成了中國與西方迥然不同的藝術文化體系。
士大夫階層神仙意識形成的內因
儒家的價值理想經常會被現實碾得粉碎。然而，面對現實的殘忍和不公，中國的士人們沒有像西方哲人那樣走向絕望和瘋狂，而是把“從裡到外浸透著整個地球的人間血淚”(陀斯妥耶夫斯基語)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走向神仙的逍遙，追求超然追迢的適宜得意 。在歷史上（截止到1840年），除了屈原（那時的神仙思想還處於萌芽階段）投河而死之外，再也沒有一個歷史名人在人生失意之時尋短見，而是走入了或佛或道的神仙信仰中。中國的文人為什麼會與西方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士大夫文化中本身就含有神仙信仰的因素，在一定的時機下，就會被激發出來。
先談儒家的起源，在早期，其實是無所謂儒家道家的，統統是一個“道”字，這種分教觀念那是後起的。由於孔子側重於道的人學，即禮樂二學的理論闡發，故以 “儒家”稱之，老子側重於道的人天之學的理論闡發，故以“道家”稱之 。兩家都以“天人合一”為最高追求。而“天人合一”如前文所述，本身就充滿了宗教意識。
再談儒家的思想，中國儒學從一開始就被注入了神話基因，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代代的士子文人 。它的許多重要概念，如“德”、“善”、“禮”等皆來源於神話思維 。如《易經》被列為儒家群經之首，《說文解字》稱之：“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還有《詩經》等，這些儒家必修之書裡都包含了明顯的神仙意識 。只是孔子效法周文王，既敬天，也強調人事，即以人道復歸天道，所以才有了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後人卻將其曲解為孔子不信鬼神。如果我們查閱歷史，會發現，其實在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文人都是信神的，而不信的只是寥寥幾個 。及至漢代董仲舒的儒學，更強調“天人感應”，並由此發展出一套讖緯神學，到了宋明理學，則是雜揉佛、道各家思想，創立了“天理論”哲學體系。
而儒學的發展歷程，更是體現了“天人合一”這一概念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儒家文化從先秦原始儒學的禮天敬地，到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再到儒學被納入魏晉玄學，歷經唐、宋，最終發展成為雜揉佛、道的“天理論”哲學體系，體現了一個天人體系日益完善，螺旋發展的的過程：從 “天人合一”概念的最初提出，到“天人感應”對天人關係中天的敬畏，再到魏晉玄學天人關係中對人本體的重視，最後到宋明理學對天人之間關係的再度強化。
作為內因，神仙文化通常潛伏在文人身上不表現出來。為什麼呢？因為儒家的最終理想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再加上作為一個人，誰都想建功立業，所以在其意氣風發之時，他不會傾向修仙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而在其失意時，潛伏的神仙意識就會表現出來。像“文章冠世，畫絕古今”的王維，曾執著地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負，而一旦抱負受挫，即沉湎佛理，傾心於山林。蘇軾在欽慕陸贄等經世風雲人物的同時，也酷愛陶淵明、王維這樣的避世高人，追求禪理之精妙。
神仙思想與三教合一
現代認為中國古代文人往往是三教兼修，而對其中的思想根源未能做細緻的探討，三教能合一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神仙思想。先看三教的理論基礎。儒家是追求入世的，但又認為自身的修養是一切的基礎，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入世的追求中，社會的陰暗往往給他們的理想以致命的打擊。這時，儒家就回到它的本源而“獨善其身”。對於佛道兩家，則是徹底的一種神仙宗教信仰，強調要成為神仙必須先做至善的典範。這一點單從道家的經典論著《道德經》的題目就可以看出。而佛家修佛也講善，如佛寺裡通常都有放生池。這樣，三者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再看儒家的最高追求，儒家追求“獨善其身”的過程其實就是追求“聖賢”的理想（參見附圖《神仙文化與儒道佛關係示意簡圖》），如果說伏羲等上古聖賢因太久遠而形像已模糊，那麼眼前的神仙就是當代聖賢的典範，於是當然成為士人膜拜的對像。這時神仙思想開始發揮作用了，神仙思想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可以通過自身道德的提升修成神仙。這樣，一條從人至神的通途就出現了，人不僅僅只是膜拜，還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有機會位列其中。人與神佛終於能“天人合一”了。於是三種學說也混而為一，統統服務於成仙之路。
相比之下，歐洲人就缺乏了人可以修煉成神這一關鍵的層次。雖然他們也信仰他們的神仙（上帝），但僅僅是膜拜，卻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位列其中，神與人是完全不能同一的兩個系統。所以歐洲人自始自終都在靈與肉的矛盾中掙扎，於是才有了從中世紀的虔誠到文藝復興的反叛。《聖經》裡關於“通天塔”的記載也暗示了這一思想：人渴望建立通往天堂之路，但上帝為了阻止修成，就讓人們說不同的語言，大大降低了合作的力量，從而通天塔無法建成。
神仙文化體系的形成
神仙信仰要向神仙文化轉變，離不了其自身理論的發展，它是神仙文化能夠廣泛影響士大夫階層的主要原因。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魏晉玄學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在此之前，神仙文化還只是停留在神仙信仰等發展的雛形階段，而此時，由於文人的大量參與，神仙教義隨著文人的談玄論道而逐漸轉變為一種文化現象，使早期哲學的一系列概念、範疇逐漸表現出來，並進一步向美學發展，最終形成了一種神仙美學，對傳統藝術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傳統美學概念中的絕大部分都來源於神仙說，像“神韻”、“氣韻”、“神思”、“妙”等等。而這些概念也隨著時間的發展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最終將整個社會的運行都納入這一系統。所以說，魏晉玄學起到了一個中介過渡的作用，為將神仙信仰轉變為一種世俗文化打下了第一棵樁，並深刻影響了以後兩千餘年中國文人玄儒人格的人生價值取向和美學鑑賞取向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