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外王說古今（二）

西漢大儒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裡的「宜」，通常認為就是「義」。董仲舒提倡做人應該崇尚道義而不計功利，此言長期以來一直被後世儒者奉為圭臬。正因如此，此後儒家很少出現內聖外王的人物了。因為聖人之道求道義，王者之道尚功利，而董仲舒的這一觀念事實上將道義與功利割裂並對立，也就是將內聖之道與外王之道割裂並對立起來了。那麼一旦這種觀念大行其道，後世的人們受此影響，也就很難找到內聖外王之路了。

今天在大紀元上看到一篇介紹康熙大帝「內聖外王」的文章。無論是唐太宗還是康熙大帝，千百年來廣受推崇是由於他們作為帝王的功業，也就是他們於國有功，於民有利。如果他們不計其功，不謀其利，顯然是達不到「內聖外王」的。董仲舒的這種觀念，看似道理十足，實際上對內聖外王之道造成了很大的干擾。

與之相近的還有晚清大儒倭仁，當時正值大清朝內憂外患之際，務實派大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發起「自強運動」（即大陸歷史教科書上所稱之「洋務運動」），提出「師夷之長以制夷」，對此以道學正統自命的倭仁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在當時影響非常之大。在那個普遍崇尚以聖人之道治國的社會，倭仁的觀點義正詞嚴，凜然似不可犯。此言一出，朝野震動，深受正人君子欽佩，也因此而誤盡了正人君子。

倭仁的觀念與董仲舒一脈相承，都是將道義與功利割裂並對立起來，要人捨棄功利去追求道義。然而從歷史上看，唐太宗和康熙大帝都是尚禮義而精權謀，正人心而重技藝的帝王，也正因如此，才能成就他們的內聖外王之道，才能開創出貞觀和康乾那樣的盛世。試想唐太宗和康熙大帝如果不用權謀，不除掉李建成、李元吉，不擺平鰲拜和三藩，自己早就被政敵害了，功業從何而建？盛世又從何而來？當初噶爾丹的蒙古准格爾部非常強大，康熙大帝能夠戰勝彪悍的蒙古鐵騎，軍中的紅衣大炮發揮了重大作用。康熙深知大炮的威力，對大炮的研製、生產和實際運用十分重視，才有了後來在對噶爾丹關鍵戰役中的決定性勝利，這同樣是內聖外王的體現。

面對彪悍兇猛的突厥武士，蒙古鐵騎和哥薩克，在戰場上能夠取得勝利的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斯文禮樂，而是更強大的軍隊，更高明的謀略和更精良的武器。對此唐太宗和康熙大帝心知肚明。四書五經所說的只是大體的原則，孔夫子絕不會告訴後人每一件具體事情應該怎麼做。在面對具體情況時如何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能夠做到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功夫。明白了這一點才是真正讀懂了四書五經，才能走上內聖外王之路。

宋明理學興起之後，漸漸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流弊，就是理論與實踐脫節。許多儒家士大夫把孔子的話當作理論去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平時喜歡聚在一起談「聖學」，以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可是遇到實際情況時卻什麼也不會做，什麼都做不成。從常人這個層面來說，宋、明兩朝的滅亡與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群體這種「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風氣有很大關係。
正因為看到理論與實踐脫節所造成的嚴重弊端，王陽明才開創了「心學」，提倡「知行合一」。通俗的說，就是聖人之言不能只掛在嘴上，而要入心。「心外無理」，道理談得再好，不入自己的心，也不是自己的理。從聖人之言中學到的智慧，應該處處體現在自己的行為中。如果做得不夠好，根子一定在自己的內心。把自己這顆心正過來，外在的一切也就都能正過來了。

我悟到「內聖外王」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當人內心達到很高境界時，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和那個境界的法溝通起來了，而物質和精神是一性的，所以那個境界的物質也就和他的生命溝通起來了，就可以通過他的生命起作用了。「內聖」之「聖」也可以說是更高境界的法在這個生命內在的體現，是遠遠高於常人，遠遠強於常人的，也就在外表現出「王」的狀態。那麼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在常人中的表現也一定要符合常人這一層的法理，這樣法的力量從上到下貫穿下來才是完整的，才能在人世間發揮強大的作用。否則的話，人這一面的表現不符合常人這一層的法，就會出現斷層，高層次上法的力量過不來，就不能貫通內外，也就達不到「外王」的效果。

以神韻來舉例，在世間那就是藝術之王。我個人悟到，神韻在常人這一層的表現是憑藉技藝的精湛來打動人心。在神韻這裡，技藝帶動著人心，技藝喚醒著人心，技藝與人心沒有間隔。由於符合了這一層的法理，再加上出發點就是為了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符合了更高的法理，所以高層大法的力量就能夠層層貫穿下來，直到常人社會，強大的正面能量由內而外貫通一切。因為從上到下，從內到外處處符合法理，所以巨大的能量處處圓容無礙，就能夠解體觀眾頭腦中不好的思想因素，就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而今天的人，其生命也連繫著很高的層次，很龐大的生命群體，大法在救度他們的同時，也就通過其生命由下而上融貫到那些高層空間，救度那裡眾多的生命。隨著高層生命的不斷得救，也增強著宇宙中，乃至對應到人世間的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