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11月08日】
明太祖朱元璋認為：守業要比創業艱難。他為了鞏固已經建立的明王朝，勤理政事，平均每天要看或聽二百多件報告，要處理四百多件事。他在實踐中認識到，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首先重視整頓吏治。
早在朱元璋還是吳國公時，他就叫參預機要的李善長，依據《唐律》擬訂出切實可行的律令。他稱帝以後，命令李善長以從簡從嚴的原則，著手制訂《大明律》。這部法典，共有30卷460條，按吏、戶、禮、兵、刑、工分類，它比《唐律》簡要，比《宋律》嚴峻。
明太祖以《大明律》為依據，做到了有罪必罰，不徇私情。這裡姑舉兩個事例，加以說明：
一是明太祖姐姐的兒子李文忠，曾被收為義子，並一度改姓朱。他驍勇善戰，在隨副將軍常遇春，攻克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北的石別蘇木)時重創元軍，後因功封為曹國公，官至大都督，兼領國子監事。由於親近儒生和違法亂紀，屢遭杖責，後竟被毒死。
二是駙馬都尉歐陽倫，平時驕橫，在出差辦公事時，又私販茶葉，因而也被依法處死。
對於其他功臣和官吏，他也明令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案情嚴重者，格殺勿論。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太祖在奉天殿面諭群臣，要賞功懲過。如開國元勛湯和，本是明太祖的同鄉，又一同起兵。在統兵取浙東、福建、四川和守備西北時，屢有戰功，封爵時只封侯而不封公，其原因是湯和「嗜酒妄殺，不由法度」。後在御倭鬥爭中又建戰功，死後才追封為東甌王。
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戶部侍郎郭桓等濫用職權，吞沒稅糧百萬石，案情泄露後，郭桓等數百名官吏，被處以死刑，其他因株連而下獄者達數萬人。
為了整頓吏治，嚴懲貪贓受賄的官員和恫嚇廣大群眾，以達到「使惡者知懼」和「禁暴止邪」的目的。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發布《大誥》，隨後又在轉年發布《大詔續編》、《三編》。這三冊書，共收集了一百多個營私舞弊等不法行為案例，並將它印發全國，要求「戶戶有此一本」，「居民熟視為戒」，以做到知法守法。因此，《大誥》的頒布，實際上是對全民進行了一次法律常識的普及教育。就《大誥》的全部內容而言，其中有關百姓犯法條目約占百分之九點三，講豪強犯法條目為百分之十八有餘，而涉及官吏犯法的條目，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二點六。在官吏犯法案件中，又可以歸納為「違背君臣之禮」、「謀反、謀大逆」、「欺上瞞下」、「斷案不公」、「投機取巧」、「玩忽職守」、「怕死貪生」、「行賄受賂」、「濫用職權」、「強役吏卒」、「科斂害民」、「奪人妻妾」等不同類別。因此，三本《大誥》除防範和鎮壓貧民百姓造反、地主豪強不法以外，主要的意圖，還在於嚴肅綱紀、整頓吏治、要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小官員，不得為非作歹，貪贓枉法，使全國官民上下都能各盡其職，各守其業。這對於維護朝政的清平和安定社會秩序，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誠然，《大誥》和《大明律》也存在著用刑嚴酷、枉殺濫殺的流弊，再加上嚴密的監察體系和錦衣衛等特務機關的偵緝虐殺，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關於這一點，明太祖也已意識到，他曾告誡自己的子孫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一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剮、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明太祖的一生，是不知疲倦的一生。他所進行的整頓改革，固然是為了維護明王朝的統治，並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但應該肯定的是，他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吏治比較清明，社會相當穩定，經濟生產得到發展，人民生活日趨安定。
明太祖死後，葬於南京鐘山。當人們在遊覽明孝陵時，還常常以思古之幽情，頌揚著這位為安邦治國，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