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2年03月27日】
我是瑞士的法輪功學員，2001年11月20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35位西人學員來到天安門廣場，想告訴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全世界都知道法輪功好。
為了讓人們知道迫害真相，在西方我們採用了各種形式：比如和新聞界接觸，舉辦信息日；與政府官員談話；遊行，並在中國大使館門前絕食等等。這次旅行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將我們在這裡的和平抗議帶到中國的心臟天安門廣場，抗議迫害法輪功，抗議在中國監獄對法輪功學員施行酷刑並折磨致死的罪行，抗議對我們師父和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的誣衊誹謗。
我於2001年11月11日去中國。開始和一位德國同修在中國做了一次小小的旅行，遊覽了長江。這是我第二次去中國，第一次是在我1997得法之後去的。此次旅行並不很理想，因為我們跟旅行團在一起。儘管如此我還是對中國文化和生活習俗有了進一步了解。我還親身感受到了幾百萬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的狀況，更清楚地看到共產黨為個人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把許多貧窮而普通的人們當槍使。當然我也遇到友好善良的人，他們並不關心政治，懷一顆平常的心默默地生活著。
有一次我把《轉法輪》遺忘在床上。當我回到房間時，床鋪已經整理好，我的書被整齊地放在枕頭上。最初我很擔心，希望那個女服務員別把我的事透露給船上的警察。後來見到她時，她還有些拘謹，當我沖她微笑時，她也笑了，此時我知道危險解除了。我真為她高興，因為她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一路上我們不時貼一些小紙條，上面寫著：「我們西人都知道，法輪大法真正好」。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想留下任何痕跡以免影響我們北京的行動，這些紙條應該幾天以後才被發現。到重慶市後，我們訪問了市人大。我想，到人大拜訪也不是偶然的。於是我又在椅子背面貼了一張小紙條。
到北京之後我們離開了旅行團，和另一部份朋友會合。在行動之前我們先同記者見了面，向他們通報了法輪功的事。
當晚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一起發正念，這次沒有採用打坐姿勢。我們只是兩人一組長時間進行交流。廣場上很安靜，我明白了這個廣場為什麼叫天安門廣場。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1月20日按預先商定好的我們下午2點在天安門廣場會了面，先照了一張普通集體照，然後一聲令下，我們即擺出打坐姿勢並開始發正念，此時還有幾個人打出了寫有「真善忍」的橫幅。也就過了30秒鐘，警車就呼嘯而來，將我們團團圍住，以免讓廣場的人們看到我們。
警察開始強行把我們拖上警車，我打著坐就被他們抬走了。當時我腦子裡想：「這樣不行！「然後我就伸出了胳膊和平地地抵抗著，他們將我抬到車上。我的眼鏡掉了，幸好被我給接住了，當時一片混亂。我一直在大喊法輪大法好或發正念！警察象變成了魔鬼一樣，他們開始罵大法，露出了他們醜惡的一面。就在警察忙著將其他人強行拖進警車而一時沒注意我的時候，我本可以從警察和門的空隙中逃脫出去的，但此時外面已經沒有其他西人學員，於是就打消了此念，又回到打坐發正念的姿勢，很快警察就過來抓我的胳膊和腿，要把我帶到大車上，他們想讓我的腿先上去，於是我就把腿岔開，擋住了門，他們氣得只能從後面抓著我的毛衣領子將我拎上了車，我差點兒喘不過氣來。我儘量用腳鉤住車門，結果他們將車開走時車門還是開著，因為我的腳還露在外面。後來看報紙得知，整個拘捕過程只用了7分鐘。在車裡三個警察非常惱怒地將我按倒在地上，並不停地罵人，他們把我的夾克衫反扣在我頭上，我什麼也看不見。其中一個警察用手按住我的脖頸，另外兩個坐在我身上。整個時間我只想，我不能讓他們輕易得逞，要讓世人看到，誰正確，誰邪惡。我們用和平的方式抗拒著警察的暴戾，他們一直咒罵著，還嫌不夠，一個警察打我後背，我在掙扎中竟忘掉疼了。
到公安局後我們大聲說：「法正乾坤，邪惡全滅，法正天地，現世現報」。警察全無反應，當我們擺出發正念姿勢默念口訣時，他們先後離開了房間。
錄像時，我站到了門口，擋住鏡頭，他們妄圖用此錄像帶為他們的宣傳服務的動機沒有得逞。在拘留室裡我負責放哨，提防警察進來拿我們取笑，結果他們沒有進來，這都是正念的作用。有一陣房間裡很安靜，只聽見一個女士用她偷偷帶進來的手機給外面打電話，警察聽到後進來查看，我馬上大聲講話，以掩蓋電話聲，警察無奈只得又出去了。
後來他們強迫我們去地下室的牢房。我們36個人被關在只有10平方米大的牢房裡，這裡沒有窗戶，只有日光燈，一道鐵欄杆將牢房和過道隔開。可以想像這象一部差勁西部片裡的情形。然而讓我不安的是，我知道，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正是被關在這樣的牢房裡，備受折磨。整個牢房的牆壁帖著瓷磚，或許這是為了方便消除罪惡的痕跡吧？我明白，在這個牢房裡，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沒有任何救援，任憑警察肆意虐待，象每天報導的一樣。從那以後，一旦我再讀明慧網的文章時，感覺同以前不一樣了，因為我親眼見到了那裡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再後來我們又被關到一個旅館房間裡。我回到瑞士後才知道的，他們根本沒有理由「拘捕」我們，而「只能」將我們驅逐出境。我們的使館曾努力要和我們見面，卻被他們拒絕了。
我們乘坐一輛大客車，在大批警察押送下，被送到中國安全部的一個秘密賓館裡。在車上為了不讓外面的人看到我們，警察都是坐在靠窗位置上，我坐在後面。往前看時，我的同伴正對著警察講話。他們在給警察「洗腦」，而不是象在勞教所裡他們對我們那樣。真的是「洗腦」！我們懷著慈悲之心，為了使這些可憐的警察不再受誣衊的宣傳所蒙蔽，為了他們能有一個新的未來。坐在我旁邊的女警察，簡直就像一塊冰。我試著用我所掌握的一點中文和英文向她講明真相，結果可想而知。後來不許我們講話，這個女警察也命令我，不要說話了。過一段時間我又重新與她聊天，我說北京很大，瑞士很小等等。
在經過一座歷史建築物時，她開始對我說，這是一個什麼樓。我們之間的隔膜打開了。我們談名勝古蹟，我告訴她，我喜歡中國和中國的文化，但是中國目前對法輪功所做的一切是不對的，這樣我很自然地把話題又引到了法輪功。她說，她有頭疼病，我說，以前我也有過，但自從煉了法輪功後，頭疼症狀就消失了。我說，我以前還吸過大麻，她接著說，這不好，我再次提到法輪大法好，我說，得法三個月後我就不再吸了。
我們被關到公安部的秘密賓館後，被分成兩個小組關在會議室裡，我們小組共20個人由60個警察看守。
晚上審訊開始。我是倒數第二個被叫去的。在審訊中，我拒絕用英語回答問題，因為我的英語不好。我和審訊員互相猜了半天，也不明白對方的意思，最後只好叫我的一個朋友來做翻譯。我儘量閃爍其辭，沒有透露任何信息。警察對我不耐煩了，這一切他已經在其他學員那裡領教過了，我們既不簽字也不配合。因為我的陳述不清楚，他就只好自己編一個報告到上司那裡交差了，他讓我離開時，也沒問我是否簽了字。
夜裡我們要去住的飯店取行李。在嚴密看管之下我們被分批送回賓館。一進房間與我住一起的導遊就機智地擺脫了警察，進了洗手間把門關上了。這個行動顯然出乎警察的意外，他們在後面喊：「不要關門！」警察不停地敲門，我的陪同和同修在裡面回了一句：「算了吧！」警察為了給我們心理上製造壓力，在我們上廁所時，一定要有兩個人陪同，並不准我們關門。這時我也想去洗手間，不等他們陪我，就直接進去刷牙，然後把門關上。
我們被送到另外一個賓館，幾個朋友下車去房間取他們的行李，其他人都得在車上等著。我的導遊對我說，她要下車，因為車上太熱，都是煙味。她站起來對警察說，她不舒服，然後就下了車。我也想下去，於是站起來衝著警察招手，讓他過來，接著也下了車。這個警察驚得目瞪口呆，張著嘴不知所措，直到他的頭兒向他點頭示意沒問題，他才恢復正常。這天天很冷，我們跟著警察進了賓館前廳。我的導遊想喝茶，就去了酒吧。警察驚愕地看著我，我說：「她是位女士」。雖已是夜裡三點鐘，我們仍然喝上了茶。其他同修下來之後，也跟我們一起喝茶。警察催促我們快點離開，但我們仍然鎮靜地把茶喝完了才走。賓館服務員看到這情形，偷偷地用手捂著嘴笑。從來沒有人敢這樣面對警察，大家都畏懼他們。
我認為，無論我們做什麼事，只要有一顆純淨的心而無所求，就都能做成。我們發正念使警察不知所措。他們不知如何對待我們才合適，對西方人他們不能隨意用武力，儘管如此也已發生了幾起可怕的事件：同修有的鼻粱被打斷，或手指頭被折斷，流血事件，有的頭髮被揪下來，肋骨被壓傷和遭受侮辱等等。
第二天，我們被大批警察押送著前往附近的機場。一路上他們仍然怕我們被外界人看到。在車上我趁人不注意坐到了前面，看到人就作合十問侯。在機場大樓裡我舉起了最後一張寫有「法輪大法好」的紙條，其他同修見到人就喊「法輪大法好！」
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我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感覺到修煉的人有多高大。就在我們走進機場大樓的時候，我整個身體開始疼起來，這可能是24小時的關押虐待所至。回家後發現我的肋骨也有壓傷，可在被關期間我並沒感覺疼，我很清楚，這時我修好的一面已被分開，業力的一部份又浮上了身體表面。
我們做了我們想做的而不是他們要我們做的，我們甚至把我們在天安門廣場被他們扯下的橫幅也帶了回來。整個事情是由我們掌握主動。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人）講清法輪功在中國受殘酷鎮壓與迫害的真相，揭露舊勢力有多麼邪惡。我們也覺得，整個行動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安排好了。
最後我對所有在這裡幫助過我們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謝，也衷心感謝我們的師父能讓我修煉法輪大法並允許我在正法中助師世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