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3月13日】
在統一中國建立唐朝的戰爭中，立了大功的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二兒子。高祖李淵，於武德九年(626年)，把帝位傳給李世民，是為唐太宗。
李世民是一個能夠嚴以律己的皇帝。還在唐朝建國前，李世民打敗了竇建德，率軍進入洛陽。他下令將軍們，給各宮殿和倉庫都貼上封條，一無所取，只是收集了隋朝的典章制度，各種檔案，保存起來。
貞觀二年(628年)夏末，天氣炎熱，大雨霖霖，殿內又悶又潮，大臣們建議給已經當了皇帝的李世民，修一個高閣，供他居住，以避暑濕。他說：“朕的氣管不好，當然不適合住在這麼潮濕的房子裡。可是，如果朕同意了你們的意見，就要花費許多錢財，還如何稱得上為民父母呢？”因此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兼聽各方面的意見，不怕臣下頂撞自己，鼓勵臣下講自己不愛聽的話，是唐太宗的一大特點。貞觀元年正月，剛剛作了半年皇帝的李世民，便下詔讓諫官隨宰相一起入朝議事。諫官本來就是給皇帝提意見的，只有能夠入朝，才能給皇帝提意見。貞觀四年秋，唐太宗在同大臣們評論隋文帝楊堅的時候，指出，楊堅的缺點是看不清事理，不信任朝臣，不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朝臣們即使覺得他有什麼不對，也不敢直言，只是順從地執行他的旨意而已。他說：“天下這麼大，怎麼能只按一個人的想法決定取捨？朕要選用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要讓他們各盡其用。”他當即讓有關部門起草詔書，告示各地：“皇帝的詔令，如有不合時宜者，也不要順從執行。”事實上，唐太宗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
魏徵原來是竇建德的起居舍人，站在李唐的敵對面。被唐軍俘獲後，又給李建成當了直洗馬(官職名)，並且給李建成提出排除李世民的建議。但李世民看出他是個人才，任命魏徵為自己的詹事主簿，當皇帝後，又任命他為諫議大夫。魏徵是個直性人，敢於直言太宗的過失。貞觀元年，有十幾人次，奏告嶺南少數民族首領馮盎反唐，太宗下令派江南五嶺等地幾十個州的兵力，要討馮盎。魏徵諫止說：現在國家初定，而嶺南地區瘟疫橫行，不宜大規模地用兵。再說，現在還看不出馮盎確實造反，不應該用兵。太宗說：現在，這麼多的人來告他造反，他又幾年不來朝拜，怎麼還說看不出他造反呢？魏徵據理力爭說：如果他真的反了，他一定會派兵占領險要去處，攻占搶掠郡縣。而幾年以前就有人說他造反，而並不見他派兵出境，這就證明他沒有反。現在大家都說他造反，而陛下又沒有派人去撫慰他，所以他不敢來朝拜。如果陛下派一個使臣去安撫他，他一定為避免了一次災禍而高興。可以不用兵而讓他臣服。太宗聽了魏徵的意見，派了一個使臣到嶺南，馮盎派他的兒子同使者一起到長安朝拜。一場干戈，就這樣化為玉帛。太宗高興地說：“魏徵讓我只派了一個使臣，嶺南便安定下來。一人勝過十萬之師！”他獎勵了魏徵。這是唐太宗律己納諫、治國益民的又一件大事。
不僅是魏徵，別人的不同意見，他也肯聽。太宗深為選吏過程中的欺詐行為所氣憤，有一次下了一道敕命：凡有在選吏過程中所報情況不實的，一定要自首，否則殺頭。後來果然發現一個虛報的人，太宗便要殺他。兵部郎中戴胄，諫道：按法律的規定，這個人應該流放，而不應該殺頭。太宗聽了大怒道：你要守法，難道就讓我失信嗎？戴胄說：敕命是陛下在氣頭上發布的，而法律則是國家取信於民的根本。如果陛下以法律來決斷此事，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聽從了戴胄的勸告。
由於太宗重用耿介之士，小人便無法靠前，所以他的身邊，集中了一大批像魏徵、戴胄這樣正直有為的官吏，如屈突、尉遲、馬周、劉洎等等，都是這類正直之士。
不但重用直諫的人，還在隋朝官制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制度和相應的機構，使官僚機構得到了精簡。還建立了科舉制度和學校，使官吏的選拔，更加有法可依；也使普通百姓中的志士仁人，有了進入國家機構的可能。
戴胄所以敢於以法律來反對太宗的敕命，也同太宗重視法制有關。前面說過，當他進入隋朝宮殿的時候，只收集了隋朝的典籍。他登上帝位不久，就著手更定律令，讓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在隋律的基礎上加以修訂，制定了唐律。修改法律的一個總的精神，就是減輕刑罰。長孫等人的修改稿，取消了五十條處以絞刑的條款，而把這些條款中的絞刑，改為砍掉腳趾。太宗說：朕是贊成廢除肉刑的，還是改成其他處罰為好。後來改成了流放到三千裡以外三年。還規定，判死刑的人必須上報朝廷，經過三次往返審核，才可以執行，而朝廷各衙門的人犯了死罪，要經過五個反覆。貞觀四年這一年，全國才處決了二十九個人犯。
唐太宗是很愛護他的子民的。貞觀二年，下令由國家出錢讓那些自賣為奴的人贖身，回到父母身邊。還曾用金帛從突厥贖回漢人八萬口。為了災年能夠更好的賑濟災民，又下令各地修建義倉，儲糧備荒。到了貞觀三年，流落到塞外的漢人和自動移入中原的少數民族人數，多達一百二十多萬人。
太宗身邊的大臣，幫助他實施了很多好的辦法。如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調製、府兵制等等。這些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部分滿足了他們的土地要求，從而提高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也使社會比較安定。因此，在自然災害不斷的情況下，也使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好的發展。到了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已經很富足，每鬥米不過三、四錢。人們不在家的時候不必鎖門。出門在外，也不用像以前那樣，還得自己背著糧食。因此，人們把唐太宗當政的這段時間，稱為“貞觀之治”。
(《舊唐書•太宗紀》《資治通鑑•唐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