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9月08日】
堯、舜、禹時期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那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盛世。聖人治理天下，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廣開言路。唐虞史上記載：陶唐時代，帝堯在位，虛己受言。常常擔心政事有差謬而百姓又不敢當面直說，特意在門外設置一面鼓，想要直言勸諫的人，就擊鼓求見，讓天下的人都能夠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帝堯又擔心自己有過失，別人在背後議論而自己聽不到，無法改正，特地樹立了一塊可以書寫責罵他的木板，讓天下人都可以盡情的指出他的過錯。
夏史上記載：大禹在位時，深恐政事有誤，四方遠近之人無法暢所欲言，將鍾、鼓、磬、鐸、煊五種樂器掛在外面，用來徵詢管理國家的辦法，等待百姓提出好建議。他說：「前來教導我事理的人，請擊鼓；想告訴我怎麼樣做事的人，請敲鐘；告訴我具體事情的人，請搖動鐸；想要述說憂慮的人，請擊磬；若是有打官司評理的人，請搖晃煊。」
春秋時期的子產是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鄭國變的很富強。有人問孔子，子產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惠人也」，（《論語・憲問篇》）即寬厚慈愛之人。《春秋左傳》上記載：鄭國人經常在鄉間的學校裡遊玩聚會，並且議論朝中政策的得失。有人對子產說：「把鄉間的學校毀掉吧！」
子產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人們沒事時到那裡遊玩，並且議論國家政策的好壞。他們認為好的，我們就推行；他們所討厭的，我們就更改，這是我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毀掉它呢？我只聽說盡心擇善來減少怨恨，沒有聽說過依靠威權來壓制人們的怨恨。威權固然能很快把人們的嘴堵上，但這種做法就像用堵塞的方法來防止決口一樣。河川如果一下子大決口，傷人必定很多，到那時我們就不能挽救了。所以堵塞言路，不如我們去聽取人們的意見，並當作治病的良藥來對待。」
後來，孔子聽到這些話，說：「從這件事來看，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絕對不相信的。」子產去世時，孔子流著淚，痛心的說：「子產，是繼承了古人仁愛之風的人啊！」
但是，歷史上也有不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君主，如周朝的厲王、秦代的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隋煬帝等，而他們的下場世人皆知。
據《史記》記載：周厲王在位三十年，非常貪財好利，行為殘暴，百姓到處議論厲王。厲王非常惱怒，就從衛國找來一名巫士，讓他去監視民眾，只有發現誰膽敢議論朝政，就來報告，然後殺掉他們。這樣一來，議論的人是少了，但四方諸侯再也不來朝拜了。
厲王越來越嚴苛，全國的百姓都不敢發表意見，路上遇見，也只用目光示意。厲王很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禁止議論了，誰也不敢說三道四了。」
召公說：「這不過是堵塞了言論而已，並不是什麼成就。堵塞百姓的言論，其危害要超過堵塞水流。堵塞水流，如果一旦崩潰，那麼傷人一定會更多，百姓也是這樣。所以，治理水害的人採取的措施是疏導，治理百姓的人應採取的辦法是讓他們宣洩，以便使言論暢通，那麼好的主張就能聽到。百姓的話，是考慮以後才流露出來的，堵住他們的嘴，那麼誰還敢擁護您呢？」
厲王還是不聽進諫。國內誰也不敢發表評論。三年以後，臣子們聯手發動叛亂，襲擊厲王。厲王逃亡到彘地，最後死在那裡。
悠悠萬世，後人總結歷代成敗興廢的經驗教訓很多，縱觀歷史，能否開放言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自中共竊據國家政權以後，大陸從來沒有實現過言論自由。幾十年來，多少人因言獲罪，家破人亡。中共搞開放政策後，深知言論自由業已成為普世的價值，為了讓世人承認它的合法存在，給自己樹立開明、進步的形像，中共也謊稱中國人享有言論自由，並且堂而皇之的將「言論自由」寫進了憲法，欺騙世人。那麼中國人真的享有言論自由嗎？
今天，如果你看到東航機長袁勝因為向人講《九評》與三退大潮受到邪黨的威脅，被迫背井離鄉在美國避難，你就不會相信中國人有言論自由；如果你看到高智晟因不忍法輪功學員慘遭殺虐，三次直言上書而遭到長時間圍堵、跟蹤直至綁架迫害，你就不會相信中國人有言論自由；當你看到有那麼多的維權人士和良心人士只是說出自己想說而邪黨不想聽、懼怕聽到的話就身陷囹圄；當你看到在號稱自由無國界的網絡空間有那麼多的中共網特在監視你的言行，你就知道所謂的「言論自由」不過中共邪黨的自說自話，不過是它獨裁、殘暴、偽善的一塊遮羞布。
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其結局就是衰敗、滅亡，這是歷史的教訓。且不說中共作惡多端，天要滅之。單單從大陸人常常因言獲罪這一點來看，邪黨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從思想上、組織上摒棄惡黨，的確是明智的選擇。中共滅亡之時就是我們真正的享有言論自由和身心自由之日。沒有了中共邪黨，中國人民才會有真正的自由；沒有了中共邪黨，中國人民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