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07月14日】
經濟政策，是國家的首要政策。康熙皇帝的強國富民的經濟政策是怎樣的呢？本文即試圖探討和回答。
康熙帝(即愛新覺羅•玄燁)是清朝第三代皇帝，也是我國傑出帝王之一。他在位凡61年(1662―1722年)，創造並成就了強國富民的巨大偉業。他在發展經濟的事業中，盡心竭力，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較為主要的有：
一、調整政策，廢除「圈田令」
原先，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主北京後，滿洲貴族大量涌進內地。清朝政府為了滿洲貴族的利益，曾在四年中，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圈地。當時圈占的地區是直隸、山東、山西三省，其中以直隸的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縣為最。圈地的結果是人民破產、逃亡，既破壞了生產力，又人為的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康熙帝有鑒於此，便於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清聖祖實錄》卷三十)，至此，禍國殃民的圈地的舉措，得以徹底結束。
二、免除「人頭稅」，實行「攤丁人畝制」
在中國以往的社會裡，人民除交納田賦外，還要另交丁稅(即人頭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額作為固定丁銀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清聖祖實錄》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皇帝又下令在四川、廣東兩省，進行試點，不再另收丁稅，把固定的丁稅，按地畝的多少，分攤下去，合併到地畝稅裡，一體徵收。這種辦法叫做「地丁合一」或「地丁銀」，也叫作「攤丁入畝」制度。攤丁入畝的數額大致是：原來納一兩銀子的田賦，攤入一二錢的丁銀，使田賦改為納一兩一二錢，不再另收人頭稅。這種稅收制，不僅保證了清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也減輕了窮苦百姓的負擔。到了雍正時期，這種稅收制度，終於在全國普遍實行，並一直成為我國稅收的定製。
三、招民墾荒
康熙帝為了開闢荒地，多次宣布放寬荒地起課年限，後來又發展為凡新墾土地，均「不事加征」。他又鼓勵地主鄉紳組織人民墾荒，規定凡墾田20頃以上，授以縣丞或把總之職；墾田百頃以上，授以知縣或守備之職。這種辦法施行的結果，使天下田土「開墾無遺」，收到「盡皆耕種」之效。據統計，到康熙六十一年時(1722年)，比順治年間耕地面積增加了將近600萬頃。
四、行「更名田」
在明末農民起義過程中，有不少官僚地主和皇親國戚的「莊田」，已轉為農民和中小地主所有。清王朝建立之初，曾規定這些土地，除繳納常稅以外，還要交納「易價銀兩」，作為地租，政府才承認這些農民和中小地主對「莊田」的所有權，叫作「更名田」。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發布詔令：承認這些田地可以「永為世業」，與其它民田一樣，只交常稅。對於已交過「易價銀兩」的，可以從來年的常稅中沖洗。這個詔令，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於發展農業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五、修治黃河，淮河和永定河
清朝初年，黃河多次泛濫成災，在河南、安徽一帶經常決口，後來竟改道與淮河合流，從今天的蘇北地區入海，既影響了漕運，又使許多良田成了沙洲，嚴重的威脅著國庫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
對此，康熙帝表示十分關切。他曾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其時三件大事，並親自書寫成條幅，懸掛於宮中大柱上。他選派靳輔（人名）為河道總督，又對治河專家陳湟，委以重任。經過十年(1677―1687年)的辛苦經營，終於使黃河、淮河各歸故道。
永定河原名渾河，又稱「小黃河」，在流經北京附近時，常常淤塞成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幾萬民夫，在蘆溝橋附近的良鄉到東安，開掘了一條200裡長的新河道，使原來的斥鹵之地，成為膏腴良田。康熙帝曾親自視察，並將渾河改名為「永定河」賦予永遠安定之義。
六、「利商便民」和取消「海禁」
在清朝初年，凡手工業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規定服勞役，或者交納班匠銀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下令將班匠銀併入田賦中徵收，從而使工匠們，都擺脫了人身的控制，有利於促進手工業發展。對於商業，康熙帝也本著「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原則，禁止官商利用權勢，強索、購買私人的工商業品，不得向商人徵收重稅和攤派苛捐雜稅。
特別要強調的是，康熙帝宣布取消「海禁」。原來，在清王朝建立之初，為防止東南地區的張煌言、鄭成功等人北上抗清，曾頒布過「遷海令」，規定凡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各省居民，均得內遷30裡，並禁止片帆只船出海，否則以通敵論處。這樣一來，漁民不敢出海捕魚，鹽戶無法在沿海煮鹽，連外國的商船，也不能停泊靠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即台灣重歸大陸的那一年，他下詔取消「海禁」，讓原來被迫內遷的人民，重返故地，重操舊業。又准許國內商人，出海貿易。對於外國商人，則設立商館，以利通商。為了發展對海外諸國的貿易，康熙帝還詔令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等四處，設立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港口。
以上是康熙帝為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所採取的主要措施。由於調整了國家的各項政策，革除了過去的種種流弊，使得在他治理的後期，社會秩序安定，國庫儲存充足。即以耕地面積而言，據統計：在順治八年(1651E)時，全國耕地面積為290多萬頃，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時，已增加到740多萬頃。又如人口一項，據統計，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只有2460萬(這個數字顯然不夠準確)，由於廢除了在我國行之幾千年的人頭稅，人口急劇上升，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國人口達到2．055億多人。到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更增加至3．6億人以上。在封建社會裡，人口增加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正是：
一代聖君，
強國富民；
嘔心瀝血，
廢食忘寢；
盡智竭力，
舉措公允；
政策恰當，
施惠眾生；
家國雙利，
青史芳馨！
（事據《清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