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07月21日】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家境出身貧賤，曾經做過牧童、乞丐、和尚。他在社會低層生活多年，深知百姓的淳樸勞苦，在即位(洪武元年，1368年)之初，便十分重視實行對百姓「安養生息」的政策。他告誡各地官吏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睏乏，好比小鳥不可拔羽，新樹不可搖根。當今要政，在於安養生息。(《明大誥》)次年正月，他又發布詔令說：「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否則「弦急則絕，民急則亂。」(《明太祖實錄》卷38)。因此，他提出了一項重要的治國方針?? 「阜（讀付，豐富）民之財，而息民之力」。
「阜民之財」，就是要使老百姓家有餘糧、余錢，有個比較良好的生活環境。他曾說過：「民富則親，民貧則離。」他又在召見各地鄉紳地主時說：「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貧者，得以全其生」。(《明太祖實錄》卷49)為了做到「阜民之財」，他實行了下列一些主要的政策和措施：
其一，獎勵墾荒。明太祖即位之初，首先承認農民開墾的荒地，必歸農民所有，並免租稅三年。洪武二年(1369年)，下令將北方各城市附近的荒閒土地，分給無地的人家，人50畝，另給荒地2畝。
其二，鼓勵移民。辦法是：農民可以由地少人多的窄鄉，遷徙至地多人少的寬鄉。如在洪武三年(1370年)，他將蘇州(今屬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嘉興和湖州(今均屬浙江)的無地農民4000戶，遷入濠州(今安徽鳳陽)；洪武九年(1376年)，他又將山西各地和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無地農民，移入濠州。類似事例，還有不少，如將江西農民徙至雲南，將廣東瑤民遷到泗州(今江蘇泗洪東南)等，便是。對於這些遷移的屯田戶，官府發給路費，並借給耕牛、種子和農具。據《明史•食貨志》載：「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
其三，發展經濟作物。在他稱帝以前，就十分重視農作物的多種經營。他稱帝後，直至晚年，也曾多次明令稅收和獎罰條例，如不按規定種植桑、棉、麻者，則給予處罰；額外多種者，一概免稅。有條件的地方，還要廣為栽種棗樹、柿樹、栗樹、胡桃等。
其四，解放奴隸成為平民。元朝時期，由於落後的剝削方式，使許多平民，被逼淪為奴隸。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積極性，他於洪武五年(1372年)，明令：即日放還在戰亂中淪為奴隸的人；規定除貴族、功臣之家，可保留不超過家奴20人以外，其餘民戶，不得蓄養奴隸；凡販賣良民為奴者，責杖100，流放3000裡。
其五，改善地主、佃戶間的主僕關係。他明令：「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行之」。(《明太祖實錄》卷73)
其六，建立互助社。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下令各鄉要建立互助互利的「社」，即以20家或40～50家為一互助單位。每遇農忙季節，互相幫助，以不失時令的搶種搶收。
其七，實行老人勸農之制。每遇農忙季節，受地方官署指定的老人，要在五更天亮前擊鼓，召喚村民下地耕作，並時常督責村民，勤於務本。一旦同社之人，有天災病疾，老人要及時組織人力，幫助解決困難。
以上是「阜民之財」的主要內容。明太祖為了保證這些政策的實施，還把它作為檢查地方官吏政績的主要標誌之一。「息民之力」就是要減輕徭役，使人民有足夠的時間，從事生產勞動。
明太祖即位之初，為修建京城城牆，需徵調民工，當他看到戶部侍郎杭琪的奏疏後，知道民間，還有為北伐軍作戰襖的任務，馬上下令延期修城。對於皇宮的修建，他指示：不必追求華麗，不得多建苑圃樓台。宮內空地，讓太監們種菜。他又多次告誡地方官府，舉凡修築城牆、疏浚河道等大項土木工程，都只能在農閒季節進行。
為了減輕工匠們服役的負擔，他廢除了元朝時期的工奴制和終年服役制。手工業者雖然還有「匠籍」，但除按新規定，輪流為官府作坊服役以外，其餘時間，可以「自由趁作」，生產和出售各種產品。
總的說來，「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方針，是要千方百計的調動人們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創造物質財富。而在事實上，這項正確的方針，確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
首先，因墾荒、民屯、軍屯，使得耕地面積大大增加。據《明史•食貨志》載，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農田達850．7623萬頃，比元末明初增加了 670萬頃。僅僅30年間，增加農田4倍還多。
其次，明太祖即位後不久，就著手進行較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其中重要的有江南崇明、海門決堤工程、江南溧陽銀墅河道工程。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國共開塘堰4．09萬處，疏浚河道4162處，修建陂堤5048處。(《明太祖實錄》卷243)
再次，糧食產量也迅速提高。由於史料缺乏，我們雖然無法知道當時的糧食產量數字，但有兩點可以說明：一是全國各府、州、縣都建立了專門儲糧備荒的「預備倉」，「多者萬餘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災旱災，不必依靠中央調劑，地方政府即可開倉賑濟貧民；二是國家稅糧收入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全國稅銀已達3278．98萬石，為元朝稅糧最高數字的兩倍。因此，《明史•食貨志》說：「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這些記載，都證實了「阜民之財，息民之力」這一政策，確實收到了十分明顯效果。
正是：
體察民情貴深，
關懷百姓貴誠；
制定政策貴當，
任用官吏貴清；
朝廷生活貴儉，
吏職作風貴勤；
法紀制度貴嚴，
執法獎懲貴明。
萬民皆得溫飽，
天下自然太平！
（事據《明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