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7月31日】
唐太宗在《帝范》中有這樣的論述，“人有雲，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能力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其大意是：有人說，難的不是明白道理，而是不易實行；更難的不是一時能夠實行，而是能否堅持始終。所以說，暴虐荒亂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惡，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聖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但他們能始終行善備惡。確實是大路幽遠而難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極易遵行。小人因為只選擇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願努力去做較為困難的事情，所以他們常常難以獲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卻往往與他們伴隨。君子因為在困難面前無所畏懼，不願毫不費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們能不斷進步，福祉和祥慶也總是環繞著他們。因此可以知道，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們能夠在禍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過往的缺失，雖然類似亡羊補牢，但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這樣的認識，後來做事就會謹慎有加，不至招來災禍了。......如果追求善道，弘揚美德，那麼就會基業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慾，貪嗜邪惡，那麼就會基業傾危，身位喪敗。要知道，國家的基業，確實是形成很慢而敗亡很快；皇帝的大位，也確實是得到很難而失去很易啊！怎麼能不珍惜呢？
唐太宗一生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成就斐然；他雄才大略，經國濟世，孜孜不倦。太宗崇善廣德，善始善終，締造了巍巍大唐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的繁盛治世，為世人詠頌千載，太宗的大德和功績永載青史，萬古長流。史籍中關於太宗崇善廣德的史料相當豐富，僅摘選以下幾例與讀者共享。
三千宮女放出宮 大旱災年救百姓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婦女被禁閉在深宮裡，實在很可憐。隋代末年，隋煬帝不停地去挑選宮女，修建離宮別館，在並非君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許多宮女。這都是耗竭百姓財力的行為，我從不效仿。況且，這些婦女除了打掃宮室之外，還有什麼用處呢？現在我準備放她們出去，任憑她們選擇配偶，這樣不僅可以節省費用，而且還可以使百姓減輕負擔，宮女自己也會滿意。”於是唐太宗讓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人杜正倫在掖庭西門選擇遣返宮女，前後共計三千餘人。
貞觀二年，關中大旱，五穀不收，老百姓發生了饑荒。唐太宗對侍臣說：“水旱不調，都是因為君王治國無道造成的。我沒有修養品德，應該受到老天的懲罰，可是老百姓有什麼罪過呢，卻遭此困境！聽說現在百姓中有很多賣兒賣女的現象，我對他們非常憐憫啊。”於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出京巡視，用御府的資財替很多賣身者贖了身，並將他們送還父母家。
貞觀二年，京城大旱，蝗蟲成災。唐太宗親自到田野去看稻穀，看見蝗蟲猖獗，就撿起了幾隻並罵道：“百姓視稻穀為生命，你卻把穀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說老百姓有罪過，那麼責任也只在於國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靈性，就應當只啃噬我的心臟，不要危害百姓。”說完就要把蝗蟲吃掉，左右的臣子大驚，連忙制止說：“吃了恐怕要生病，萬萬不可。”唐太宗說：“我只希望把災禍轉移到我身上，還怕什麼疾病呢？”說完便一口將蝗蟲吞下。從此，蝗蟲不再成災。
珍重生命 刑法有度
太宗讀《明堂針灸書》，書中寫道：“人的五臟經絡，均附在後背。”太宗因此下詔今後不得鞭笞囚犯的後背。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死了不能復生，所以執法務必要寬大簡約。古人說，賣棺木的人希望年年發生瘟疫，並不是對人仇恨，而是利於棺木出售的緣故。如今，執法部門審理每一件獄案，總是力求苟嚴，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績。現在該用什麼辦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當呢？”諫議大夫王珪進言道：“只要選拔正直善良的人，他們判斷獄案準確，就增加他們的俸祿，賞賜金帛，那麼奸偽邪惡自然會止息。”太宗於是下令按這個辦法實行。
太宗曾說：“古時候判斷獄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詢問，當今的三公、九卿就有這樣的職責。從今以後，遇有死刑，都叫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書、九卿來議處，這樣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獄濫刑。”由於實行了這樣的措施，到貞觀四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個，幾乎做到刑法擱置不用。
貞觀五年，唐太宗下詔說：“國家規定判處某人死刑必須經過三次審理，而現在京城的各個官府衙門，奏請判處死刑，雖然批報三次，一般來說都在一天內就決定了，沒有經過片刻的思考審核，三次審理的規定不是形同虛設嗎？這樣做的話，即使事後有所反悔，也無可挽救了。從今以後，京城的官府判決死罪，必須在兩日內經過五次上奏審核，京城外的，必須經過三次上奏審核。”不久，又親自手諭下詔說：“過去有關部門判處案子，大都根據法律條文辦事，有時候雖情有可原但又不敢違反律令，如果死守條款，恐怕會產生很多冤假錯案來。從今以後，門下省如果發現根據法令該判處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應該寫成狀子上奏再審。”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因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惡之罪，被御史彈劾上奏。太宗皇帝聽後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古代唐堯是大聖，他的兒子丹朱卻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賢，他的弟弟盜跖卻成了巨惡之人。他們以聖賢之訓，以父子兄弟之親，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薰染而發生變化，去惡從善，現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們走正道，這怎麼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給予貶降，恐怕今後都會互相隱瞞罪行，就發現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惡之罪的，刺史不必連坐獲罪，只令其明加查糾懲治，這樣才可以肅清奸惡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