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德昌後

今天的中國人對兒孫很重視，有錢有勢的都想盡辦法為後世兒孫攢錢留房，甚至利用權力安排兒孫事，自認為自己盡到力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古代的人不這樣看問題，古人明白後世兒孫想得好，祖上積德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東漢永平十三年，楚王劉英，圖謀造反。事發後，皇帝命令當地官府迅速審問，抓捕了很多人。第二年，袁安因有解決棘手問題的能力，被三府舉薦，擔任楚郡的太守。此時，牽連進楚王謀逆事件的人，已經多達數千。漢明帝異常憤怒，官吏為快速結案，又嚴刑逼迫嫌疑犯們認罪，因此而被冤判死刑的人極多。

袁安一到楚郡，不入官府，而是先到獄中，察看案卷。他清理出沒有確鑿證據的疑點，條條列出，準備上報。這時，掌管案卷的府丞、掾吏，都叩頭相爭，認為袁安這樣做，有庇護、黨附疑犯的嫌疑，依法也會將袁安判處死刑的，並且也會怪罪於所有掌管案卷的府丞、掾吏多人。

袁安說：「這樣做，引起的不良後果，我身為太守，自然會承擔，絕對與你們沒有關係。」於是，他將審察結果，一 一上奏，皇上由此感悟，批准洗清冤情。因此而獲得釋放者，有四百多家。一年多後，袁安又被任命為河南尹。

活人性命是積大陰德的事。袁安秉公執法，解救了四百多家共四千餘人，其積德行為帶來了子孫世代興隆。其子袁京、袁敞，都官至司空；袁京之子袁湯，官居太尉；袁湯之子袁逢，位居司空，袁隗位列太傅(上公)。其後，袁氏家族，更加興旺，遍布各地。

北宋初年，朝廷中有位名臣叫王佑，字景叔，是大名莘縣人。他文武忠孝，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兵部侍郎等職，封晉國公。

王佑掌管誥命時，學士盧多遜因為排擠趙普，所以多次拉攏王佑依附自己，總是想方設法去暗害趙普。王佑並沒有屈從於他，反而多次勸說盧多遜，希望他不要去暗害人。

當時符彥卿鎮守大名，治理的很不好。宋太祖打算讓王佑去代替他，便派他先去觀察一下符彥卿的動靜，並許諾事成後會給他加官進爵封為宰相，對王佑說：「大名是你的故鄉，你這次可是衣錦還鄉了。」

王佑到了大名後，經過調查，發現符彥卿並無什麼過錯，只是他的兩個僕人依仗權勢，為非作歹。王佑於是只將兩個僕人治罪流放，並沒有牽連無辜，然後回京把詳情上奏了皇帝，並且以自己全家百餘口的性命來擔保符彥卿無罪，又勸諫道：「五代的國君，大多因為猜忌而亂殺無辜，所以他們享有國家的時間不長，希望陛下能夠以此為戒。」

符彥卿免於被治罪。但宋太祖認為王佑太耿直，一氣之下將他貶為華州司馬。

王祐要到被貶的地方去就任時，親友都來送行，大家都替他惋惜，說他本來可以做成宰相的。王祐笑著說：「雖然我作不成宰相，但我的兒子必然會作。」他曾經親手在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樹，說道：「我的後世子孫，將來一定有位列三公者，我以此作為標示。」

後來，王佑的兒子王旦果然成為宋朝名相，封魏國公，諡文正。另一個兒子王懿中進士，任袁州知州；王旭任應天府知府；孫子王素官至工部尚書，諡懿敏；王質任天章閣待制。子子孫孫都非常賢德。人稱「三槐王氏」。

「積德昌後」符合善惡有報的天理，對今天的中國人同樣適用。中共破壞了傳統文化後，通過系統的灌輸黨文化，導致今天的中國人不相信這句古訓，在慾望的帶動下，把古人視為身外之物的東西看的最重，而古人最重視的修心向善當作封建迷信破除掉，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活人性命，不屈從淫威冤枉他人，都是積大德的行為，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把「聽黨話，跟黨走」當作行為指南，中共說法輪功不好，很多中國人就會不加思考的認為法輪功可能是那樣的；江澤民下達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密令，參與的人沒有想到這是殺人行為，是造大業的行為，卻是盲目的執行；中共枉用刑法三百條對待法輪功學員，公、檢、法、司人員善惡不分的利用三百條綁架、起訴、枉判法輪功學員，所作所為整個與古人相反。古人順應天理在積德，今人在黨文化帶動下逆天意而行在造業，按照善惡有報的理，不僅自己有報應，還會殃及兒孫。

中共真的在毀滅人類，這不是妄言聳聽。它摧毀傳統文化就是這個目的，它迫害法輪功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人只有明白真相，善待法輪功學員，身在中共的官場，可以「槍口抬高一厘米」；還可以提供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證給「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真誠悔罪；有餘力的，把法輪功真相告訴更多的人，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不僅對自己有益，對後世兒孫都有好處，這才是真正讓自己與兒孫得福報的大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