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上古三代時期的天命觀

(1)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說到《史記》，有件軼事許多人都知道。相傳當年司馬遷專心致志寫作這部煌煌大著時，曾因為得罪了當朝皇帝漢武帝，被判了宮刑。悲憤交加之下，他幾次想血濺牆頭，了此殘生。但想到《史記》還沒有完成，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人總是要死的，有的重於泰山，有的輕於鴻毛。我如果就這樣死了，不是比鴻毛還輕嗎？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寫完這部史書！」想到這點，他盡力克制自己，把個人的恥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攤開光潔平滑的竹簡，在上面寫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隸字。就這樣，司馬遷在屈辱之中發憤寫作，用了整整18年時間，在他60歲時，終於完成了52萬字的巨著——《史記》。

那麼，司馬遷究竟為甚麼要耗盡畢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來寫完這部《史記》呢？用他自己的話說，目地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探討天人之間的關係。其實，這不僅是司馬遷和以他為代表的古代中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一大目標，也是貫穿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始終的一根主線和一大主題。

君不見，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問題的對策中，一開始就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人相與之際」，也就是天人之際，是董仲舒這個對策的基本內容。和董仲舒同時，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孫弘，在建議漢武帝開辦儒學教育的時候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史記·儒林傳》）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這些，所以需要培養儒學的人才。這就把通天人分際，也就是天人之際，作為儒家學問的基本方向。西漢末年著名儒者楊雄也說：「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法言·問神》）」到三國漢魏的時候，何晏稱讚王弼，也是說：「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世說新語·文學》）。何晏著有《論語集解》，也是當時的儒林領袖。北宋著名哲學家邵雍也曾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

幾千年來，圍繞著天人關係這個主題，中華民族進行了長期長期深入的探究，構建了一套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思想觀念體系，人們通常稱之為天命觀，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則是中國天命觀發展歷史上有確鑿文獻資料可考的最早階段，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天命觀的源頭。

那麼，那時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看待天人關係的呢？

（2）

和現在的中國人不同，上古三代時期的中國先民都信神，他們信的神中，既有自然神，也有祖先神，而在這些神靈中，又有一個他們認為起著主宰作用的無所不能的至高無上的神，也就是所謂的至上神。但在商周兩代，人們對這個神的稱呼卻不完全相同，商人一般稱至上神為「帝」，有時也稱「上帝」，而周人則更多稱「天」。儘管叫法不一樣，但「帝」、「上帝」與「天」的實質內容卻是相同的，都是指至上神。

在三代先民看來，「帝」、「天」作為諸神中的至上神，不但哺育、滋潤著萬物，而且主宰決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水澇旱災，農作物的生產和收成，還是王朝的興盛衰敗、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取決於天意、天命。這種認識構成了上古三代時期天命觀的核心，也可以說是它的「第一原理」。

以商代為例，那時的國王和貴族不僅用甲骨占卜，而且還把占卜的結果刻在甲骨上，這些甲骨卜辭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也是研究商人天命觀的可靠資料。由這些文字可見，商人生活在萬物有靈的時代，信奉天神、地神、人鬼。其中天神就是天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主要包括日、月、星辰、風伯、雨師、雷神等；地神就是地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括土地神、社稷神、山嶽、河海以及百物之神；人鬼則是歷史上的人物死後神化的，包括先祖、先師、功臣，以及其他的歷史人物。而「帝」、「上帝」則是自然神與社會神的綜合、抽象和昇華，超越了自然與人間社會，位居天神、地神、人鬼之上的他，是絕對權力的化身。正如已故著名學者胡厚宣先生所說：「在殷人心目中，這個至神上帝，主宰著大自然的風雲雷雨，水澇乾旱，決定著禾苗的生長，農產的收成。他處在天上，能降入城邑....帝雖在天上，但能降人間以福祥災疾，能直接護佑或作孽於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揮人間的一切。殷王舉凡祀典政令，必須揣測著帝的意志而為之。」

具體而言，「帝」首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風令雨，支配自然界。如武丁時期的卜辭說：「上帝……降……旱」。祖庚祖甲時的卜辭說：「……兄……上帝……出……」「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如「貞，今三月帝令多雨」「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翌癸卯，帝不令風，夕霧。」可見卜辭中的"上帝" ,神力很大,日、月、星、風、雨、雷、電等諸神,俱聽其指揮，他可以命令下雨、颳風、打雷。

不僅如此，「帝」還控制著人類社會，他可以發號施令,指揮人間的一切,還可以傳呼命令,干涉人間的一切，從而為害或福佑人間。如卜辭說：「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黑，一月。」「帝降其摧（摧，原指鳥害，引申為災害之義）。」「帝唯其終茲邑（終絕此城邑）。」「貞，帝其作我孳。」意思是說「帝」給人製造災難或為害人。卜辭又說：「貞，唯帝肇王疾。」「王作邑，帝若（佑）我。」「來歲帝降其永（美善之義），在祖乙宗，十月卜。」「帝受（授）我佑。」意思是說「帝」可以福佑人。因為上帝主宰著對外征伐的勝敗，能保佑與作祟於殷王，掌握著殷王的吉凶福禍，故殷王毎有軍事行動，必先貞問上帝授佑與否。

（3）

商亡周興，商人對「帝」、「上帝」的信仰也隨之轉變為周人對「天」的信仰。儘管後者與前者字眼不同，但實質都是指全能的至上神。

既然是至上神，「天」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周人祭天的習俗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去過北京天壇的人都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祭天的地方。不過，作為華夏民族最隆重、最莊嚴的祭祀儀式和人與天的「交流」形式，祭天的歷史遠比清朝要悠久的多，一直可以追溯到包括周代的上古時期。

在周代，每年冬至之日天子都要在國都南郊舉行祭天的正祭。「圜丘祀天」與「方丘祭地」，因為都在郊外，也稱「郊祀」。圜丘是一座圓形的祭壇，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形正是天的形像，圜同圓。祭祀之前，天子與百官都要齋戒並省視獻神的犧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來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內著袞服（飾有日月星辰及山、龍等紋飾圖案的禮服），頭戴前後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間插大圭，手持鎮圭，面向西方立於圜丘東南側。這時鼓樂齊鳴，報知天帝降臨享祭。接著天子牽著獻給天帝的犧牲，把它宰殺。這些犧牲隨同玉璧、玉圭、繒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點燃積柴，讓煙火高高地升騰於天，使天帝嗅到氣味。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隨後在樂聲中迎接「屍」登上圜丘。屍由活人扮飾，作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屍就坐，面前陳放著玉璧、鼎、簋等各種盛放祭品的禮器 。這時先向屍獻犧牲的鮮血，再依次進獻五種不同質量的酒，稱作五齊。前兩次獻酒後要進獻全牲、大羹（肉汁）、鉶羹（加鹽的菜汁）等。第四次獻酒後，進獻黍稷飲食。薦獻後，屍用三種酒答謝祭獻者，稱為酢。飲畢，天子與舞隊同舞《雲門》之舞，相傳那是黃帝時的樂舞。最後，祭祀者還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屍賜福於天子等，稱為「嘏」，後世也叫「飲福」。天子還把祭祀用的牲肉贈給宗室臣下，稱「賜胙」。可見周人不但祭天，而且儀式極為隆重。

那麼，周人為甚麼要祭天呢？目地無非就是通過這種儀式來表達對於天哺育、滋潤萬物的感恩之情，並祈求皇天上帝的保佑。這表明在他們眼裡，不僅世間萬物都是由天哺育、滋潤的，而且天還具有保佑他們的能力。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又何須感恩與祈求上天呢？！

（4）

既然在三代時期的先民看來，「帝」、「天」不但哺育、滋潤著萬物，而且主宰決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水澇旱災，農作物的生產和收成，還是王朝的興盛衰敗、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那麼就必然會引申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人要想得到上天的福佑，就必須感恩、敬畏和祈求上天，否則，不但不能得到上天的護佑，反而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說到對上天的感恩、敬畏和祈求，祭天固然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封禪也是一種重要形式。

在中國古代，最盛大的國事莫過於在泰山封禪。封為「祭天」，禪為「祭地」。

古人認為群山中泰山最高，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間的帝王應到最高的泰山去祭過天帝，才算受命於天。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樑父或云云等小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功，稱禪。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換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亂之後，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禪天地。

古籍中最早提及封禪的是春秋時期的《管子·封禪篇》，書中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意思是說，古代封泰山祭天，禪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記得的不過只有十二家。這就是古代的無懷氏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神農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黃帝封泰山祭天，禪亭亭祭地；頗項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堯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禪會稽山祭地；湯封泰山祭天，禪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彈社首山祭地。他們都是承受天命然後才舉行封禪大典的。由此可見，封禪之儀在「三皇五帝」時便已有之。而在三代帝王中，夏禹、商湯和周成王都在泰山封過禪。

那麼夏禹、商湯和周成王為何要封禪？《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就是說古代帝王封禪的目地是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時向天地報告自己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而古代帝王之所以要通過這種極其隆重的方式向天地報告自己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則再清楚不過的表明了一點，那就是在他們看來，上天是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必須感恩、敬畏和祈求的對像。

（5）

在三代先民眼裡，服從天意和天命與感恩、敬畏和祈求上天一樣，也是得到上天護佑的前提之一。它們都是三代天命觀的基本要素。

那麼怎麼才能做到服從天意和天命的安排呢？首先必須了解天意和天命，而占卜便是三代先民與神溝通，藉以弄清天意和天命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史記.龜策列傳》云：「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自古以來的聖明君王將要建立國家承受天命，興辦事業，哪有不曾尊用卜筮以助成善事的！唐堯虞舜以前的，無法記述了。從夏、商、周三代的興起看，都是各有卜筮的吉祥之兆以為根據的。大禹娶塗山氏之女卜兆得吉，於是夏啟建立了世代相傳的夏朝；簡狄吞飛燕之卵生契，卜兆吉順，所以殷朝興起；善於播種百穀的后稷蓍筮得吉，因而周國國君終於成為天下王。君王決斷疑難事，參考著用蓍龜所作的卜筮結果以作最終決定，這是沿用不變的傳統辦事程序。有所不同的是，殷商時代廣泛使用的是骨卜和龜卜，而後來的周代除了骨卜和龜卜之外，大量採用的是蓍筮。

以商代為例，舉凡祭祀、戰爭、飲食、宴會、氣象、農業、收成、田獵、行旅、災禍、福佑、奴隸逃亡等疑難事宜，商王幾乎是每事必卜，每日必卜，得兆後再判斷吉凶。具體方法是在龜腹甲背面進行若干處鑽鑿。鑿是用工具形成略橢圓形、棗核形的凹槽，鑽是在旁用工具形成的圓形凹槽。占卜時在龜腹甲背面鑽鑿處凹槽以火（燒熾的硬木）燒灼，即「灼兆」、「灼龜」。由於鑽鑿處的甲已很薄，一經高溫燒灼致使正面對應處出現「卜」形的裂紋，即「兆紋」。當時的人認為占卜儀式上龜甲正面這些燒灼出的卜形裂紋直接預示著吉凶，最後便是根據裂紋所呈現的種種形態來對所占事物是吉是凶做出判斷（但商人具體怎麼判斷現已不得而知），並在龜甲上刻辭記錄。因為占卜是一件很神聖的事，占卜前通常都要齋戒沐浴。

在商人看來，占卜的結果就是天意，也可以說是上帝的命令，具有神聖性，是不能違背，必須照辦的。如果違反，就是違背天意，就會產生不祥的結果。

據《尚書·大誥》記載，周武王死後，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串通周武王的兄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聯絡淮夷，起兵叛周。一時間周王朝內憂外患，有臨深淵履薄冰之憂。這時，擔任攝政王的周公力排眾議，毅然決定出兵東征平叛。出征前，他用文王遺留下的大寶龜進行了占卜，結果都是吉兆。儘管如此，有些諸侯臣下卻仍然反對周公武力平叛的決定。他們對周公說：「困難太大了，民心也很不平靜，而且事情就發生在王宮和近臣的家裡，有些是我們尊敬的長輩和父兄，不應當去討伐他們。王啊！你為甚麼不違背這個卜兆呢？」

周公對他們說，「上天嘉獎文王，使我們這個小小的周國興盛起來。文王通過占卜，繼承了上天所授予的大命。現在上天命令他的臣民幫助我們，何況我們又通過占卜了解到上天的這番用意呢？唉！上天明確的意見，人們應該表示敬畏，你們還是幫助我加強我們的統治吧！」接著，周公又說：「上天降福我們文王，我怎敢對占卜置之不理，怎敢不遵從上天的意旨、不遵循文王的意圖而不去保衛我們美好的疆土呢？何況今天的占卜都是吉利的，因此我一定率領你們諸侯國君東征。天命是不會有差錯的，卜辭所顯示的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6）

如果要從上古三代的天命觀裡拎出一個主題的話，那這個主題就是天命與王權的關係，如何認識這種關係反映了中國先民是對王朝興廢的原因以及政權合法性的理解。

那麼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一個王朝，不管是夏朝商朝還是周朝，它得以建立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又是什麼決定了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呢？

《尚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的彙編，為我們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大量史料。如《尚書·召浩》曰：「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

《詩經·商頌》是商朝及周朝時期宋國的詩歌。在提及商朝的起源時，《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長發》曰：「帝立子生商」。

再來看鑄造在商周時期青銅禮器上的文字即彝器銘文，「受命於天」的刻辭在其中不只一次出現。如《毛公鼎》銘文記載：「丕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大盂鼎銘》曰：「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

可見，無論是《尚書》的記錄還是《詩經》裡的傳說和彝器銘文中的記載，都強調了一個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夏朝、商朝和周朝的建立都是「受天命」。換句話說，王權來自於上天的賦予，王朝統治的合法性是由上天決定的。

以商朝為例，據史書記載，夏末時，伊尹眼見夏桀無可救藥，便勸說商湯征伐夏桀救助萬民，但是他起初並沒接受。因為古人都明白君權神授，君王有失臣下可以進諫，如果對天子用武力的話，就不是為臣之義了。可成湯東行到洛水，祭拜堯帝設在那裡的祭壇時，發生了一件事。《尚書‧中候》說，商湯將祭祀用的玉璧沉下洛水，侍立在一旁，就看見黃魚雙雙跳躍，黑鳥隨魚停在祭壇上，然後化成黑玉，玉上紅色的字說：「玄色的精靈天乙承受神賜給的符，命令你征伐戰勝夏桀。三年以後，天下統一。」之後，上天為了使成湯得勝，又在鑣宮這個地方命令他說﹕「你要取代夏桀的王位，因為夏桀的品德太敗壞了，我已經滅絕了他的天命，你趕快帶領眾人去討伐他，我必會讓你得勝﹗」（《墨子·非攻》）結果，成湯很快順從天命的安排取代了夏桀，開啟了有商一朝。

在三代先民看來，上天的至高無上不僅體現在王權來自於它的賦予，而且還體現在王朝的滅亡源自於它的懲罰。

夏初，有扈氏部落反對夏禹的兒子啟繼承夏禹的王位，結果被夏啟打敗。為甚麼有扈氏敗了？《尚書·甘誓》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意思是說，上天要斷絕有扈氏的國運，懲罰它。

夏末，夏桀為商湯所滅，夏亡商興。為何昔日強大的夏朝竟被屬國所滅？《尚書·湯誓》說：「有夏多罪-----致天之罰。」意思就是說，夏桀罪惡累累，上天要懲罰它。

到了商朝末年，商亡周興。為何泱泱大國的商朝竟然被其下的一個區區小國給滅了？《尚書  泰誓》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意思是說商紂王惡貫滿盈，所以上天要誅殺他。

據《國語·周語》記載，周幽王二（前780）年，涇水、渭水、洛水域都發生地震。太史伯陽父說：「周朝將要滅亡了。天地之氣，不能錯失自己的次序，如果錯亂了應有的位置，民眾就會大亂。陽氣滯留在內不能出來，陰氣受到壓制不能散發，於是便會發生地震。現在三條河流都發生了地震，就是陽氣不在自己的位置而壓制了陰氣。陽氣失位而處於陰氣的位置，河流的源頭一定會阻塞，水源被堵塞，國家必定滅亡。水流暢通、土地濕潤才能生長萬物為民取用。水流不暢、土地乾枯，百姓就缺乏財用，國家不滅亡還能怎的？過去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滅亡，黃河枯竭而商朝滅亡。現在周的國運如同夏、商二代的末世，而河川的源頭又被堵塞，源頭堵塞水流必定枯竭。立國一定要依靠山川，山崩水竭，這是敗亡的徵兆。河流枯竭，山嶺一定會崩塌。這樣的國家不超過十年便會滅亡，這是數的極限。凡是被上天厭棄的，是不會超過這個極限的。」這一年，涇水、洛水、渭水流枯竭，岐山崩塌。十一年（前771），幽王被殺，周都因而東遷。

可見，從有扈氏到夏桀再到商紂，這些政權為甚麼一個個都敗了亡了？共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遭到了上天的懲罰，或者說被上天所誅殺。而打敗夏桀的夏啟，滅了夏桀、商紂的商湯和周文武王，只不過是在執行上天的意志罷了。

正所謂興也天命，亡也天命！

（7）

上古三代的天命觀儘管都強調天、天命的至高無上，但古人對王權與天命的關係其認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伴隨著商滅周興，傳統的天命觀更是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商代，帝王的天命思想以恆常為主，基本上認為天命不可變易。而但到了商末，這種傳統卻出現了變化的跡象。據《尚書·西伯戡黎》記載，商代末期，商王紂荒淫暴虐，弄得民怨沸騰，西部方國周族部落經其首領周文王治理日漸強大，勢力逐步滲透到中原地區，嚴重威脅到商政權的安危。大臣祖伊對此憂心忡忡，向紂王進諫道：「天子，天既訖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意思是上天已經終止了授予我殷人的大命，這不是我們的先王不保佑我們這些後人，只是大王您淫逸、懈怠，自絕於天，所以天才拋棄了我們。可對於祖伊的話，紂非但不聽，反而狂妄地宣稱：「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從這番對話可看出，儘管君臣二人都認為王朝統治是由天命決定的，但紂王迷信天命永遠站在自己一邊，不會改變，而祖伊則認為天是根據天子的表現來決定是否支持其統治的，這說明當時部分殷人對流行的天命永佑的神話已經產生了懷疑。

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領軍隊長途遠征，討伐商紂王。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崛起於西隅的「小周邦」就迅速消滅了「大殷商」而成為天下共主。勝利來得如此之快簡直出乎意料，但周武王和周公並沒有陶醉於其中。據《史記》記載，武王滅商以後，回到鎬京，夜不能寐。弟弟周公來訪，問為甚麼睡不著。武王說：「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原來，商是天下共主，是統治萬邦的王朝，在周人眼裡，是「天邑商」、「大邦殷」、「大國殷」，而自己則是「我小國」、「我小邦周」。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不可戰勝的「大邦殷」、「天邑商」，卻在牧野一戰中被消滅，這怎能不令「小邦周」震驚呢？如果說統治天下一定是天命的體現，那麼，殷周遞嬗不恰恰說明，當初在商朝那一邊的天命此時卻轉到周人這一邊了嗎？天命不就是可以轉移的了嗎？如果這個道理說得通，那麼，總有一天周朝也會面臨失去天命，從而失去天下的危險呀。怎樣才能避免這種厄運呢？怎樣才能永保天命呢？想到這些，周朝統治者當然睡不踏實了。

因此，商滅周興後，圍繞著天命會不會更改轉移，如果會更改轉移，根據又是什麼，為甚麼有的王朝會失去天命，有的王朝會獲得天命，以及如何保住天命等一系列問題，武王和周公，特別是周公，在深刻反省和總結夏商兩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對王權與天命的關係進行了新的思考和解釋，從而為傳統的天命觀注入了新的內涵。

（8）

與前人相比，周人天命觀的革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從「天命恆常」轉變為「天命靡常」、「命不於常」。

無論是在夏還是殷商，君王都視天命為永恆不變的東西，都以為自己一旦擁有天命就不會也不可能失去。但歷史演變的結果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先說夏朝。夏末，夏桀無道，德行敗壞。據《帝王世系》記載，有一次伊尹向夏桀進諫說：「君王不聽臣子們的意見，亡國的日子不遠了。」但夏桀聽了完全不當一回事，啞然失笑說，「你又來妖言惑眾了，天上有太陽，就像我有子民，太陽亡我才能亡。」然而沒多久，夏桀就被商太祖商湯打敗，成了亡國之君。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湯革夏命」。「革」，就是去除、改變；「命」，就是天命。「湯革夏命」意思就是上天要收回賦予夏王的治理天下的使命，商湯順應天意革除了夏桀的天命。

再看商朝。與夏桀一樣，商紂王也以為天命不變，永遠會站在自己一邊，結果最後也成了亡國之君。原來榮膺天命的王朝，可以失落天命，降為邦國，這叫做「墜厥命」；原來的邦國，可以獲得天命而成為統治天下的王朝，這叫做「受厥命」。商亡周興就是商朝「墜厥命」和周邦「受厥命」的過程。

總之，無論是殷商代夏還是商亡周興都徹底顛覆了「天命恆常」的傳統觀念。針對這一現實，周公一改前人的思想，大膽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新觀念，意思就是天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周成王即位後，康叔參與平定叛亂，因功改封於殷商故都朝歌，上任之前周公特地諄諄告誡他：「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於常，汝念哉！」意思是說，天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是會更換轉移的，要他牢記自己的這一勸告。

在告誡殷商舊臣時，周公曾多次回顧過天命在夏商周三代更改轉移的歷史。據《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對他們說，上帝制止遊樂，可夏桀不節制遊樂，上帝就降下教令，勸導他，但夏桀不聽上帝的教導，大肆遊樂。因此，上帝降下大罰，廢止了夏的大命，命令你們的先祖成湯代替了夏桀。從成湯到帝乙，殷的先王沒有人不力行德政，慎行祭祀，也沒有人敢於違背天意，不配合上天的恩澤。而後繼的紂王不敬重上天，不顧天意和民困，大肆淫游泆樂，因此，上帝不保佑他了，把災禍降給了殷國。我們周國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威，執行王者的誅罰，宣告殷的國命被上天終絕了。不是我們小小的周國敢於取代殷命，是上天不把大命給予那信誣怙惡的人，而輔助我們。

既然天命在夏商周三代是轉移的，那麼周代受了天命之後會不會重蹈前代的覆轍呢？周公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據《尚書·君奭》記載，他曾對召公說，上天把喪亡之禍降臨給了殷商。現在殷人已經喪失了他們的天命，而我們周室承受了福命。但是我不敢說周室已開始的基業就能永久地延續下去，我也不敢斷言周朝的王業能擺脫不詳的結果。如果周人的後嗣子孫不能敬天理民，不能繼承發揚先王的光榮傳統，他們就將永遠失去天命。

（9）

所謂「天命靡常」，就是說天高高在上，無所不能，他可以把「大命」賦予某個王朝，也可收回它，給與另一個王朝。所以天命不是永恆的，是會更改轉移的。

但在周人看來，天命的更改轉移又不是偶然的、隨意的，而是有原因、有根據的。那麼導致、決定天命更改轉移的原因和根據究竟是什麼呢？既然更改轉移天命的權力是掌握在上天而不是君王手裡，那麼君王對天的態度，或者說他們敬不敬天，理所當然就成了導致、決定天命更改轉移的原因和根據。敬天，君王就能得到上天的佑助，獲得、保有天命，王朝就會延續；不敬天，君王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丟失天命，王朝就會滅亡。

據《尚書·甘誓》記載，討伐有扈氏之前，夏啟召集了六軍的將領，發布了戰爭動員令。他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意思是說：六軍的將士們，我要向你們宣告：有扈氏違背天意，輕視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怠慢甚至拋棄了我們頒布的曆法。上天因此要斷絕他們的國運，現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對他們的懲罰。可見，上天之所以要懲罰有扈氏，是因為他違背了天意，也就是不敬天。

據《商書·仲虺之誥》記載，商湯取代夏桀之後，大臣仲虺在解釋夏朝滅亡的原因時曾說：「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意思就是說夏桀假託天命以行虐民之實，也就是不敬天，犯下了大罪。

那麼商朝為何會亡呢？據《尚書·泰誓》記載，武王伐紂時對各路諸侯說，「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所以，現在我姬發要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逸周書》也說，武王伐紂時歸罪紂王的就有「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意即商王帝辛不祭上帝，侮辱神祗性質十分嚴重，武王伐紂是為了申明天命。可見，導致商亡的是同樣是因為不敬天。

正因為如此，商湯的賢相仲虺才對他進言道：「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商書·仲虺之誥》），意思就是只有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遠保有天命。這也是周朝天命思想有別人前人的一個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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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天更改轉移天命的依據在於君王敬不敬天，只有敬天才能永保天命，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上天究竟又是根據什麼來判定君王敬不敬天的？怎樣才叫敬天，怎樣才叫不敬天？在周人看來，關鍵就在於君王有沒有德。王有德是為敬天，才會受天命；王無德，就是不敬天，就會丟失天命。所以周公說：「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尚書·康誥》）,「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尚書 ·蔡仲之命》）。意思就是說，天命是會轉移的，上天不會親近任何人，他只輔佐有德的人。如此一來，天的意志就與君王的行為聯繫了起來，形成了一種對應關係。這是周人對天命觀的又一大貢獻。

或許有人會疑惑：周人在談論天命時，既強調敬天，又強調有德，這兩者之間是否矛盾？其實不矛盾。因為德是上天對君王的要求，是上天衡量一個君王合不合格的標準，因而有德乃是敬天的具體體現和展開，而敬天則是有德的內在本質和最終歸宿。換句話說，在天人關係中，「德」是聯結兩者的紐帶。通過強調德的重要性，敬天便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有了十分具體的內容。

在周人眼裡，夏商兩朝之所以到後來都丟失了曾經擁有的天命，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夏桀和商紂都不敬天，之所以說他們都不敬天，就在於他們都無德，從而最終都失去了上天的輔助。據《尚書·周書》記載，周初成王欲遷都洛陽，先派召公去經營。周公視察洛陽時，召公委託周公上書，告誡成王，應當敬德，使天命長久。「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意思就是說，我們不可不鑑戒夏代，也不可不鑑戒殷代。我不敢知曉說，夏接受天命有長久時間；我也不敢知曉說，夏的國運不會延長。我只知道他們不重視行德，才過早失去了他們的福命。我不敢知曉說，殷接受天命有長久時間；我也不敢知曉說，殷的國運不會延長。我只知道他們不重視行德，才過早失去了他們的福命。而據《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告誡商朝的遺民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意思是說，上帝不把大命給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國大國的滅亡，無人不是怠慢上帝而被懲罰。可見，在周人的價值天平上，有德與無德、敬德與不敬德已經被置於決定國家存亡與否的頭等位置。

那麼德為何在周人的價值天平上位置如此重要呢？據《尚書·金縢》記載，周武王克商後生病，周公以璧、圭禱告於先王，願以身代武王，並將禱辭置於金縢之匱，而後武王病癒。及至武王去世，周成王聽信讒言一度懷疑冷落周公。結果上天發怒，為周公鳴不平。「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可見在周人眼裡，天不僅高高在上，無所不能，而且也是有德性，有是非愛憎的。換句話說，德也是天的內在本性和本質要求。所以一旦人間有「不德」之事，上天就會降下不祥之兆。不難想像，這樣的天挑選和輔助的君王必定都是有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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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看來，雖說君王的天命不來自於他自己，而來自於高高在上的天，天命的更改轉移也不取決於君王的意志，而取決於上天的意志，但君王也不能因此就坐等天命的護佑，無所作為，更不可隨心所欲，肆意妄為。那麼為了「受天永命」應該怎麼辦呢？對此，周人在強調「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既然上天只會「永佑」敬天的君王，君王對天就要恭恭敬敬，惟命是從；既然敬天的關鍵在於有德，君王就應該「敬德」、「明德」、「崇德」。一言以蔽之，就要在「德」字上下功夫。否則，「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顯而易見，這一來天命就被建構在「德」的基礎上了，上天的意志與君王的行為就被聯繫了起來，君王是否「有德」就成了天命神授與否的依據。這表明周人已明確意識到了君主的個人德行與政治的道德性格對維持政治穩定性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看出周人在天命觀上較前人的進步。

據學界研究，「德」在文獻中頻繁出現始於周代，翻開《尚書·周書》，幾乎每篇都有對「德」的敘述，「敬德」、「明德」、「崇德」更是屢屢被提及。但對於什麼是「德」，其內涵究竟是什麼，周人卻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不過，根據當時的文獻，「德」字的主要含義至少包含了這樣幾點：一是君王的道德修養、個人品行，二是君王對民眾施行的德政、仁政。所謂「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重點強調的也不外乎一是君王要修養自身的道德，以道德約束自己的私慾，為民眾樹立道德榜樣；二是君王要用道德去教化民眾；三是君王要了解民情，尊重民意，對民眾施行仁政、善政，關心、保障和改善他們的生活，這就是所謂「保民」吧。

在周人看來，殷紂王可謂無德、失德的典型。武王伐紂時對各路諸侯說：「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 （《尚書·泰誓》）意思就是說，如今殷王紂竟聽任婦人之言，以致自絕於天，毀壞天、地、人的正道，疏遠他的親族弟兄，又拋棄了他祖先傳下的樂曲，竟譜制淫蕩之聲，擾亂雅正的音樂，去討女人的歡心。《尚書·詔告》也指責他「不敬厥德」。什麼是「不敬厥德」？就是驕奢淫逸，橫徵暴斂；殘害忠良，信用奸佞；刑法無度，管理混亂。

與殷紂王相反，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則是有德的典型。周公認為周人之所以能夠受天命，就是因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在《尚書·無逸》中，他如此讚美文王的美德道：「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抱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意思是說，文王有條不紊的成就了安定人民和開墾土地的事業。善仁謙恭，安撫庶民，施德孤寡。從早晨到中午，以至於太陽偏西，沒有工夫吃飯，全用於和諧萬民。文王不敢逗留於遊獵，恭恭敬敬操勞政事。周公還以文王為榜樣告誡成王，繼承王位後，不能放縱自己，不能過分的貪圖歡樂，貪圖安逸，貪圖遊玩，貪圖遊獵。不要象紂王那樣廢於迷亂，喝酒沒有節制。要為萬民的事盡心盡力！

漫話上古三代時期的天命思想（12）

行文至此，我想我們可以對上古三代的天命觀做一個小結了。

儘管歷經夏商周三代，古人的天命觀一直都在變化，可以說形成了各自的特點，但無論是考諸祭天以表達人們對於上天哺育、滋潤萬物的感恩之情，還是祈求皇天上帝保佑華夏子民，或是封禪向天地報告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或是在決定大事之前占卜以定吉凶禍福，也無論是考諸《尚書》裡關於「天命」的大量論述，還是甲骨卜辭中對「帝」的威能的強調，或是彝器銘文中對「受命於天」的反覆肯定，其中都貫穿著一個共同的立場，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古三代先民的眼裡，天是什麼，天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的，人應該如何對待天，做人應該怎麼做，特別是做君王應該怎麼做，君王之道究竟又是什麼------

就具體內容而言，這種共同立場又包含了以下幾點：

1、天、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2、他不但哺育、滋潤著萬物，而且主宰決定了人間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水澇旱災，農作物的生產和收成，還是王朝的興盛衰敗、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上天和神的安排；

3、所以人要感恩、敬畏和祈求天神，服從天意和天命的安排，能做到這一點，就能得到上天的護佑，反之，則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古人把他們對於天人關係的這種認識稱為天命觀或天命思想呢？我理解，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天命乃是天人關係的的核心，他們對於天人關係的思考和探究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的。

那麼天命究竟又是什麼呢？所謂天命其實並非天自身的命，天本身無所謂命，天命乃是天降於造物之命。具體而言，它主要是指上天賦予君王的教化百姓治理國家的大命，也可以說是使命。也正因為如此，天人關係在上古三代先民眼裡主要體現為上天與君王、天命與王權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上古三代的天命觀本質上其實就是為君之道，探討的核心議題不外乎君王如何獲得天命和保住天命，怎樣修德養性，怎樣跟百姓相處，怎樣治理國政，等等。

上古三代，儘管出了夏桀、商紂這樣逆天行道、為所欲為的暴君，但大多數君王都還是敬天信神的，他們對待上天恭恭敬敬，對待百姓小心翼翼。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們頭腦裡都裝著天命觀。反觀共產黨當權後的中國，這一切全都被顛倒了過來。共產黨作為無神論、唯物論和進化論的忠實信徒，不但不相信上天、神靈、天命、天意，而且還把他們作為「封建迷信」統統打倒，徹底摧毀。在這個基礎上，共產黨又狂妄的把自己當成了上天，看做了神靈，視為了天命，肆無忌憚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的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噩運不斷。中華民族要想徹底告別這段歷史，真正實現民族的復興，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在解體中共的同時，以虔誠的心態回歸古人的天命觀以及以它為代表的整個傳統文化。

「恪謹天命」，中華民族才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