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警服參加「四二五」和平上訪

二零二五年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和平上訪後的第二十七個年頭，每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對於真正修煉法輪大法的弟子來說都是一個特殊值得紀念的日子，而對於我這個當年身穿警服親身參加「四二五」整個過程的大法弟子來說，更是一個永生難忘的記憶。

我是1994年得法修煉的大法弟子，在我們當地的司法機關工作。學大法後我按師父的要求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我的工作連續多年在地區系統內獲得第一名，我也多次獲得本單位及上級單位的表彰。

師父要求我們儘量學知識，於是我又在工作及修煉之餘進修了兩個大學。我按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已，不收任何人的一分錢，不占公款的一分錢便宜，不參加燈紅酒綠的娛樂或宴請，一塵不染、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對於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有困難的百姓我都出手相助。

我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洪揚大法，我們單位已有十多個同事都在看大法的書，我親自帶著我市人大常委會幾位主要領導參加我們地區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還面對面向公安局長洪揚大法，工作之餘我經常給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的工作人員洪揚大法，這些人後來全部都成了各部門的領導幹部，其中有三位還當上了縣（區）委書記。

1999年4月24日上午，同修A急匆匆的用電話找我，我到同修A家後，一看我們當地義務輔導站站長和我熟悉的幾位大法弟子也都來了，只是大家表情看上去有些嚴肅，我預感到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站長把情況簡單介紹一下：天津一家雜誌社刊發了對法輪功造謠詆毀的文章，當地大法弟子到雜誌社去說明情況，結果天津公安局出動幾百名警察和武警對大法弟子進行毆打，還抓捕了四十五名大法弟子，並告知北京已經插手此事，要想解決找天津沒用，必須到北京才行。」

聽到這個消息後我並不覺得意外。因為幾年來這種不盡人意的事件已經發生過幾次，我們一直是在這種不斷干擾與考驗中修煉著自已。1996年我們大法的書籍就被官方停止出版印刷，接著《光明日報》發表了對大法批判的文章，後來又傳出公安內部對我們秘密調查，之後北京電視台還播出了對大法歪曲的電視節目，這次又出現了天津公安直接打人抓人，矛盾不僅步步升級而且已由背後轉為公開，很明顯是在我們政府內部有一股不小的勢力一直在對大法及修煉者虎視眈眈。

大法不花國家一分錢，讓那麼多百姓得到健康的身體，提升了道德，和睦了家庭，促進了社會風氣的好轉，維護了國家的穩定，節省了國家的財政開支，這麼好的功法，國家怎麼會阻止呢？既然政府中有一些不懷好意的壞人在暗中搞鬼，那麼我們正好利用天津這個機會正式向我們國家的最高層領導反映一下我們廣大修煉者的心聲，我相信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一定會支持我們大法，支持修煉大法的廣大人民的。於是我與另外三位同修決定到北京向國家反映我們的訴求。

當晚我們就踏上了進京的火車，為了證實我們大法弟子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我穿上了一身嶄新的警服。當晚火車上的人很多，但非常安靜，我感覺這趟火車裡有很多人都應該是各地的大法弟子。第二天清晨，我們從北京火車站下車，由於通往中南海府右街方向的公交車異常爆滿，等了幾趟後我們才上了公交車，大約二十多分鐘後我們就在中南海附近那站下了車，坐我們這趟公交車上的人幾乎都是在這個站點下車。我心裡知道這些都是全國各地來參加上訪的同修，我們順著人流一直在往中南海附近走，雖然人很多，但是卻沒有什麼聲音，只聽見大家的腳步聲。

大約走了十多分鐘，我們就知道已經到達目的地了，因為在街道的一側已經有很多的同修，大家都是站在中南海紅牆外寬寬馬路對面的人行路上，為了不影響北京市民的正常行走，大法弟子們自覺的在人行道上留出大約三米的空間。而馬路上的車輛暢通無阻的正常行駛著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在我們尋找站立位置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幾位同我一樣也是身穿警服或軍服的大法弟子，我們互相點頭致意。

過了一會，我們隨便找了一個地方就站在那裡，我站在了上訪大法弟子的第一排。這時天已大亮，有過路的北京市民不斷的從我們大法弟子前面走過，他們一邊走一邊聊，其中一個人說，「這些人是為法輪功上訪的。」另一個人說：「你看這些上訪的，怎麼還有警察、軍官、法官呢，他們怎麼也要上訪。」另一個人說：學法輪功的人多，當然干什麼工作的都有了。」就在行人們不斷投過來的疑惑的眼神與悠閒的聊天中，不斷的有全國各地大法弟子加入到大法弟子和平上訪的行列，在清晨的陽光藍天白雲綠樹紅牆的映襯下，萬名大法弟子和平上訪的壯觀場面在此時成了人間一道獨特的風景畫面。

大約上午十點鐘左右，在離我們很遠的西側人群中突然響起了掌聲，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從中南海西門出來了，幾分鐘後突然從西邊焦急地走過來兩位北京的女大法弟子，他們詢問同修中有沒有懂法律的大法弟子，因為總理讓大法弟子找幾個代表與國家信訪局的領導交談，我們大法弟子的代表中必須要有一個懂法律的大法弟子，由於我穿著警服，她們就希望讓我做為代表進中南海去與中央與國務院信訪局領導對話。

這事來的有些突然，有些超出了我的思想準備，我遲疑了一下，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地方的司法幹部，進中南海與國家領導人面談，對於我的心理來說確是一個重大挑戰，這個千斤重擔交給我，我確實感到壓力很大，從本質上來說還是有些怕心。再加之我雖然在司法機關工作多年，但只是對刑法部分熟悉，對其他法律心裡還真沒有把握，擔心耽誤了這萬人上訪的大事，現在看來這應該是顧慮心吧，於是我就沒敢答應，就向她們推薦了站在我身後的一位法官大法弟子，他是在地方法院專門負責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的庭長，對於其他法律的理論與應用心裡也是沒底，因此他也去不了。

但是時間緊迫，來不急再這樣等下去了，北京的兩位大法弟子很焦急，她們最終決定還是讓我去。我一看此事萬分緊急，眼前又真的沒有其他更合適人選，那麼就應該是我去，這應該是師父的安排，於是我把心一橫，邁著堅定的腳步跟著這兩位北京大法弟子向中南海西門方向走去。走了大約一百多米時，突然北京大法弟子接到一個電話，意思是北京的大法弟子中懂法律的人已經找到了，並且已經和其他幾個代表進了中南海，這樣我就又返回了原地。

我剛回到原地不久，馬路上突然開來不少警車，從車上下來很多警察，他們分散開後分路段的站在了大法弟子前面，由於上萬名大法弟子既沒有標語，也沒有口號，只是安靜的站在那裡，每個大法弟子臉上都充滿善良、詳和、友好的表情，因此警察們雖然來了他們也沒有什麼事，有的乾脆三個一群五個一夥的站在那裡嘮嗑，對大法弟子也並沒有什麼惡意。於是剛才有些緊張的氣氛很快就過去了。

但是，這時我們發現在馬路上不時的有黑色或白色的麵包車從馬路上慢慢駛過，這些車的車窗都蒙著縵紗，有的大法弟子發現在這些車裡面有攝像機的黑色鏡頭在對著大法弟子錄像。這時大家剛放鬆下來的心情好像又有點緊張起來了，政府到底想要怎樣的對待我們這些上訪的大法弟子大家心裡也是未知數，畢竟天安門廣場殺害請願大學生的事大家的心裡是知道的，但畢竟我們是修煉大法的，所以大家的心情很快又穩定下來。

這時身邊的一位大法弟子說：「公安在錄像，天上也在錄像。」他這麼一說大家的正念一下子起來了，站在第一排的大法弟子昂首挺胸無所畏懼的站在那裡。

時間到了中午，後排的大法弟子們有的拿出了自己隨身帶的乾糧吃點東西。他們為了不影響首都的衛生環境，都主動把食品包裝袋或空水瓶什麼的都裝進自己的包裡，有的嘴裡一邊吃東西一邊用手從嘴下面接著，生怕從嘴裡漏出來的碎渣掉到地面，有的把不小心掉到地面上的象米粒那麼大的雞蛋皮或麵包渣也用手一點點的從地面上撿起來。有的大法弟子在收拾自己身邊垃圾的時候還隨帶著把警察吸過的菸頭也都撿起來，扔進遠處的垃圾筒。現場的警察對於大法弟子們這些細小的行為非常的欽佩，對大法弟子的態度更加的友善起來。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短暫的平靜後，現場又發生了新的情況。警察們接到了他們上級的命令，向大法弟子發布了一個通告，意思是我們大法弟子不應該在中南海周圍聚集，這會影響中南海國家領導人的辦公和首都的社會秩序，責令大法弟子自動離開，如果不離開後果自負。我們大法弟子就是來北京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來了，我們的代表正在中南海裡面和國家信訪局的領導反映我們的情況與訴求，事情還沒有結果，我們大家怎麼能就這樣散去呢，於是大家都沒有按通告的要求散去，都是堅定的站在原處沒動。雖然在此期間不斷有人動員大家撤離，大家沒有一人走開。後來聽說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幾位負責人也被國家信訪局請到了中南海裡面，大家都在靜靜的等待著事情的結果。

大約在晚上六七點的時候，天已經漸黑了，中南海裡面還沒有傳出來什麼消息，我們並不知道這次大法弟子的代表與北京大法研究會的同修與國家信訪局的領導談的怎麼樣，到底這件事在今天能不能解決，如果不能解決我們在這裡還要等待多長時間，因此，我的心情多少有些沉重與壓抑。

此時大法弟子到國家信訪局為法輪功上訪的事在北京已經傳開了，路過這裡的好心北京市民也有勸大法弟子們回去的，他們說，共產黨狠啊，你們跟它講不了理。天黑它們說不定就要對你們清場，六四的時候它們就是這麼幹的。

他們這麼一說，我的心頭一震，又生出了一絲怕心，我們單位裡就有幾個親身參加過北京八九年六四清場的軍官，共產黨要狠起來是很可怕的！但是我抬眼一看，大法弟子們還是整齊堅定的站在那裡，在這個巨大的正的場中，我生出的怕心又下去了。我把心又一橫：既然來到這裡，就顧不了那麼多了，一切都交給天意吧。

由於在火車上就沒睡，又經過了在北京這一天站著，我突然覺得身體發沉實在有些累了，就來到人群後面找塊空地躺下來，並不知不覺的睡著了。突然，我在睡夢中被同修叫醒，當時一看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原來是法輪功學員代表和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幾位負責人與中央、國務院信訪局的領導會面結束了，國家已經通知天津公安放人，大法學員其他的請求需要進一步的溝通解決。讓大法弟子們馬上離開中南海。就這樣大法弟子們都連夜各自返回自己的家鄉。

回到家鄉後，不知我們當地公安局政保是如何得到的消息，他們對我進行了傳喚。我們單位的領導對我的上訪行為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我作為一名國家司法機關的幹部，穿著警服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是缺乏政治敏銳性，但並沒對我進行任何的處分。我想，當萬載難遇的宇宙大法在人間受到攻擊的時候，我身為一名大法的弟子，就是要用自己在常人中的一切有利的條件來證實和維護大法，這是每個真正大法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在人世間的功名利䘵與社會地位本來就是師父與大法賜予的，當師父與大法遇到危難之際，我就要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來證實和維護大法。

從常人的理上來講，我作為一名國家司法幹部，當有益於國家與人民的高德大法受到邪惡勢力不公正的對待時，也有責任與義務向國家反映民眾最真實的呼聲與民意，因為這不僅是國家憲法與法律賦予我們每個公民的權利，也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